唐恭俭

我们无法否认，观念艺术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重要形式。

从人类艺术初始到19世纪，造型艺术的基本表达方式不外乎叙事与抽象两种， 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观念艺术，标志着第三种表达方式的出现。观念艺术是现代艺术阶段后的新生物，是人类经历了各种艺术媒介，艺术表述方式穷尽后的又一次突围。至此，人类的智能因素开始超越以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技术因素。如今，观念艺术的表述方式已形成一种潮流，无可争辩地成为主流方式。它对传统审美观念的冲击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还是一个受惠者的角色。在我们还未来得及将现代艺术的真谛理解透彻时，后现代又不由分说地闯进我们本已不平静的文化格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快速地演绎着观念艺术在国外发展的全过程，只不过周期大为缩短。90年代，中国的观念艺术有了一个快速的扩展——装置艺术、地景艺术、行为艺术、表演艺术、录像艺术等在中国都有实践。在此，观念艺术的表述方式成为观察和表述感受的另一方式，而传统的艺术媒介又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20世纪60年代，已有大批观念作品出现，但国际大型展示多为非架上作品。美国艺术家阿瑟·丹托就郑重宣布：绘画已经死亡！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尽管绘画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并未死亡，在中国方兴未艾更是不争的事实。并且，当代绘画和雕塑已经从大量观念因素中找到参与当代社会生活的新生长点。

观念艺术表述方式的第一阶段——萌芽，可从90年代初新生代作品的出现开始算起。如刘小东作品《我与父亲》、《人·鸟》等，不难发现画面中的人物不再具有英雄色彩，对象化的特征逐渐减退，审美的形式感因素让位于表述对现实的无奈和自我嘲讽而退居次要。这个时期的观念因素还较为朦胧，审美的主导地位也未尽消退。

第二阶段——从波普到艳俗。90年初，相当数量的波普作品以广州双年展为契机，开始登上当代艺坛。在此类作品中，对象化因素被基本排除，审美特征也被有意摒弃，风格特点在淡化，相反，智性化因素成为重要支撑。如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技术因素降低为零，作品完全是不同时期图像的拼接。它不仅在表现方式上有其自身特点，而且是观念方式注入绘画的一种必然，这注定了它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过渡性作用。

现在我们正处于多样化的后波普的时期，即第三阶段。它与前阶段的不同在于：前者重新拾起了描绘这个法宝，而且在情感上呈现出一种正剧和悲剧色彩；而第三阶段的呈现则是间接的，它们同样注重切入点，但在观念的表达上更加隐晦而不外露。

90年代后期，观念艺术的表述方式相对成熟。根据中国绘画中观念因素的表达形式，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对艺术名作的借用和篡改；二是用画面自身或仅通过画面来阐述艺术家某种观念，通常不借助艺术史上既有图像。

采用公众熟悉的图像或以艺术史上著名图像作品进行创作是最为常见的方式。王兴伟是国内较早采用直接挪用方式创作的艺术家，在《东方之路》中，作者“毫不掩饰”地篡改了众人皆知的作品《毛泽东去安源》，借用历史来表达对当代景观的某种暧昧和调侃态度。石冲和冷军的作品，则在人文层面上运用智慧机巧地展示对现实的消解。

观念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智慧的思想，具有思维特征，其本身要求不断出新。这种新颖性、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它不能停留在某个点上，这与技巧的可重复性是大相径庭的。不论是观念性，还是技术性，只要能开拓思想，能把个人知识、梦想有效地转变为表现我们时代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艺术，就是最好的艺术。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