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璇

［摘 要］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场直接导致社会变迁的运动，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某些资本家的抵触，因此，选择有效的政治动员方式至关重要。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运用领袖威望进行政治动员、借助组织力量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宣传舆论进行政治动员、通过思想教育、利益激励进行政治动员、树立先进典型、促成竞争进行政治动员等方式。这些方式的运用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资本主义工商业 改造 政治动员 方式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但是作为一场直接导致社会变迁的运动，它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某些资本家的抵触。选择有效的政治动员方式，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以促进改造的顺利完成至关重要。为此，党和政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主要采取了以下五种方式：

一、运用领袖威望进行政治动员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具有广泛的群众支持和极大的政治权威，能够发挥强有力的动员作用。在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充分运用领袖威望发起动员，主要以座谈会和会议的形式展开。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多次召开座谈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工商业者普遍感动震动和不安。1953年9月，毛泽东便邀约了民主党派和部分工商界代表座谈，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1］P291他强调政策的正确性，以增强座谈代表对政策的认同感。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动荡不安时，毛泽东于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两次邀约大资本家举行座谈。他指出，命运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变到新制度去。”［1］P490毛泽东的讲话有力地稳定了工商业者动荡不安的情绪，促成了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问题上同党达成共识。针对工商业者埋怨改造过快、情绪低落的现象，陈毅邀请工商界委员共六十三人举行了私营工业座谈会。陈云、曾山、吴波、许涤新等在会上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政策问题作了解答，以消除工商业者沉闷的情绪，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195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陈云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座谈讲话，周恩来在会上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平改造等问题作了发言，刘少奇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阐释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几位领袖人物的讲话加强了与会代表对政策的理解和顺利实施的信心。会后，各地敲锣打鼓，迅速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动员对象有大量的文盲，党及其领导层采用召开座谈会和会议进行面对面地直接说服是十分必要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

二、借助组织力量进行政治动员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的政治动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党自身组织的严密性以及党政组织对社会领域的渗透，使党能够借助组织力量进行政治动员。为使政治动员具有较高水平的组织实施性，党和政府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1953年6月，中央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改造工作。1954年10月设立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专门负责对资改造工作。这些组织机构协同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动员。1954年企业合营后，为正确处理国家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组织上分别召开了公方人员、工人代表、私方人员以及工商界家属等各种会议，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制定了改进公私合作共事关系的政策文件，促进了公私共事关系的改进。

民建会、工商联、工会也是党和政府政治动员的重要组织资源。以这些组织为基础召开的各种会议，为动员工商业者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早在1953年11月，民建会总会委员会就举行了全体动员会议，动员全体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私营工商业者，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全国工商联针对广大工商业者对改造的发展和深入普遍感到震动和焦虑的现状，遵照中央的指示，于1953年10月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组织来自各地和各方面的私营工商业代表进行小组讨论、专题讨论，最后达成了拥护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的一致意见。由此可见，以强有力的党组织为主要依托，以民建会、工商联、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为有效的辅助手段，形成既相互交织又层次分明的动员网络，有利于确保方针政策由上而下逐级推行下去，使上层的动员能得到下层的反应，保证了动员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通过舆论宣传进行政治动员

宣传动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社会改变或形成民众特殊态度、意见和舆论的重要工具” ［2］P61。1953年底，毛泽东指出：“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3］P752根据这一意见，党和政府在全国工商界中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对资改造的宣传教育，以报纸作为宣传鼓动的阵地和以文艺活动、报告会的形式展开宣传动员。

一是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报纸是党的喉舌和开展群众性宣传鼓动的重要工具。1954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机关报和其他各类报纸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要发挥舆论宣传、引导和监督作用，要动员起千百万劳动群众，调动他们的热情。《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社论，号召人们服从国家政策，要求人们使眼前的利益服从于长远的利益，使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体的利益，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国家的利益。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华月报》也多次报道了民建会、工商联召开会议的实况，全文刊载了代表人物的发言内容，促进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工商业者对改造的态度和决心，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二是组织文艺活动、专题报告会、学习会。文艺活动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易于理解和接受，尤其适用于当时社会成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的现实。目的性强的专题报告会、学习会，能促进与会者对政策的深入了解和及时解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1954年，中国文联主席团要求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剧本》月刊上推荐宣传总路线的剧目。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举行了三次报告会。期间，第一副书记林枫在报告中解答了各地干部学习总路线中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并对学习和宣传总路线作了具体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全区干部深入宣传总路线。此外，东北各省市党委也通过专题研究，以向干部作专题报告的形式宣传总路线。普及宣传舆论能够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形成人民群众普遍的从众心理，增强他们的信心，激发他们执行中央各项政策的积极性。

四、通过思想教育、利益激励进行政治动员

思想教育主要是通过说服教育和较小范围甚至个别的教育工作，以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这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方式。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这一方式的运用，指出：“要加强教育工作。对党政干部，私营企业的职工，私营企业的资方人员，都要进行教育。”［4］P408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教育，是改造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因此，对资改造的政策始终强调要把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结合起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做了工作。毛泽东针对资产阶级分子惧怕社会主义的心理进行了疏导。他指出：“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1］P498面对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央统战部和中宣部合作编写了《工商界政治常识读本》，向工商业者通俗讲解社会发展规律，普遍进行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党和政府还非常注重对党政干部的教育。当党内在农业合作社出现盲目乐观的“左”倾情绪时，周恩来适时地告诫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同样会发生或右或‘左的两种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5］P507从而使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上警惕“左”和右两种不良倾向。刘少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上教育各部部长，各地方的省长、市长、党委书记要经常召集资本家开会，向他们作报告，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对党政干部开展的思想教育，有助于动员组织内部的成员，进而通过党政组织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得政治动员具有较高水平的组织控制性和实施性。

考虑到工商业者家属和工商业者在思想上会互相影响，而且许多家属还掌控家庭的话语权，因此，党和政府也非常注重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促使他们说服工商业者。陈云指出：“要对资本家本人和资本家家属进行教育。工商联座谈会上反映，好多资本家说：‘我们通了，但是老婆不通。也有人讲：‘两个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回去还不抵老婆的一席话。所以对资本家家属的教育很重要。” ［4］P409他的讲话启发了党内外对工商业者家属的教育。

开展思想教育动员是思想层面的激励，党和政府还通过利益激励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政治权利是人们利益要求的重要内容，主导民主政治，才能减轻因利益分配不公为社会主义改造带来的压力。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主导民主政治的决心。“在全国人民代表1226人中，共产党员共668人，占54.45％，非党人士共558人，占45.45%”［6］P321。这个比例保证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此外，党和政府也注重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 ［7］P524。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和“四马飞肥”、定息的方式，注重妥善处理国家、企业、职工和资方四者的利益关系。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商业者的利益，有利于激发他们参与改造的积极性。

五、通过树立先进典型、促成竞争进行政治动员

先进典型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感染力和说服力，而且能激发人们的赶超心理，促成竞争动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中国共产党注意发掘和培养积极分子，树立先进典型。毛泽东强调：“核心分子非常重要，因为有核心就能有领导，就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 ［1］P501这些先进典型讲亲身体会，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带头接受改造，成为协助党和政府推进对资改造的一支重要力量。如著名实业家刘鸿生答记者问时说：“心中会不高兴吗？”我的企业合营之后，“都在发展着，规模远较过去大得多”［8］，他的讲话鼓舞了私营工商业者的信心。对于涌现出的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党政部门给予及时宣传和充分鼓励。陈云多次推荐上海三笔公司的经验，认为它是上海全行业改造、合营的典型之一。上海《解放日报》和北京《人民日报》都发表长篇社论对此表示赞赏，号召其他私营工业以它为榜样，积极主动改造成为公私合营的工业。1956年1月，北京市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胜利联欢大会，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告首都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讯。会后，全国各地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是一种竞争动员。为了进一步调动工商业者的劳动热情，工会举办了劳动竞赛，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据重庆、成都、自贡、遂宁1956年第四季度统计，参加竞赛的2202名资方人员中，有382人获得奖励，88人受到表扬，105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这有力地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欲望，使他们积极投入到改造中去。

以上所述对资改造过程中的政治动员方式有所区别，但并非毫不相干，有些方式是交叉的、相互联系的。组织动员本身具有宣传鼓动，宣传鼓动本身也具有组织动员；思想教育要借助宣传鼓动的氛围作为深入的起点，宣传鼓动要通过思想教育以巩固成果。广泛、深入、巧妙的政治动员，提高了社会成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方针的认知能力，培养了他们有利于对资改造的态度、情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聚集了强大的变革力量。但是，过渡强化的政治动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改造的速度，增加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可能性，使得改造的进程脱离预定的时间表，造成改造的初期和后期结果的差异。因此，我们要警惕政治动员的负面效应。

当前进行的和谐社会构建同样需要动员一切力量参与，我们要汲取对资改造中政治动员的有益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政治动员的方法，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动员，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朱启臻、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运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曹健民主编.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杨 友.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自述［J］.新观察，1956（21）.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