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世宁

摘要：周作人的散文语言平淡朴素，简约含蓄而又不乏幽默之感，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语言风格的形成是个人、社会、历史、文化、地域等种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周作人语言风格主观因素客观因素

周作人以平和冲淡的小品文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散文语言平淡朴素，简约含蓄而又不乏幽默之感，这种个性化语言风格的形成是个人、社会、时代、历史、文化、民族、地域等种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形成周作人语言风格的主观因素

文学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作家的主观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吐纳英华，莫非性情。”这说明同样具有深厚的语言修养的作家，之所以形成迥然有异的语言风格，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创作个性不同。独特的生活经历、审美理想和思想性格是周作人语言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

(一)独特的生活经历

周作人的生活经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少年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少年周作人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文里，感受到“愀然不乐”的“忧郁”，加上混迹于十字街头时择路的苦闷，加深了他思想中的抑郁情结和出世思想。第二，“五四”运动的冲击。新文化运动发韧时期，周作人也有过充满凌厉之气的战斗人生，他甚至激越地号召：“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这是当时周作人真实的情怀。第三，“五四”退潮期的悲观绝望。“五四”以后，周作人“蔷薇色的梦”一个个破灭，他对现实中国的改革失去了信心，完全放弃了战斗，希望在自己的书斋里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读符合自己趣味的书，作符合自己个性的温和冲淡的小品文，他又一次回归到了平和冲淡。

(二)鲜明而矛盾的审美理想

周作人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他生于封建社会末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东西方文化并存、综合、同化的历史时期，所以当他面对西方的执着现实、向外扩张与表现自我的审美意识和东方的充满出世精神、超越现实、忘却物我的传统审美意识时，他矛盾了。最后周作人在部分吸收了西方审美观念的同时，自觉地选择了东方传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平和、冲淡、闲适。

其实周作人内心深处从未忘情于传统艺术和理想，尤其是自然、冲淡、闲适之境。“五四”初期的白话散文创作已闪露出平和冲淡的风格。1925年《雨天的书·自序二》公开声明：“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可惜年龄、境地和现实“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到了1928年，他对文艺的社会功利作用彻底失望，干脆闭户读书，修身养性，只挑那些最能接近自然、闲适之境，具有永恒不变意义的草木虫鱼、名物民俗来谈，求得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不过周作人的创作未能彻底闲适冲淡，总有一股浓重的“苦味”，却也自成一种境界。

(三)平和柔顺的思想性格

周氏兄弟来自相同的水乡小城，在相同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同往日本求学，又一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兄弟反目之前，二人走过的是一段大致相同的道路，但他们却有-着不同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风貌。

鲁迅的个性是坚执的，绝不妥协退让；周作人是平和、柔顺的，性格中有着随遇而安的因子。“鲁迅给人的印象，抑郁、沉静、肃杀：周作人则沉稳、平和、散淡。就性格方面来说，哥哥多的是冷的一面，弟弟多温和的一面。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因此，“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却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就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力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

二、形成周作人语言风格的客观因素

(一)时代因素的影响

周作人降生前45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程。幼年的周作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变成僵尸的封建王朝，一个已经开始败落的封建大家族。于是，他耳闻目睹的是现世的种种丑恶，这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重重阴影。由于生逢东西文化的撞击，他的个人意识和自由独立意识已随着中华民族的觉醒而觉醒了，他接受了西方文化，却对传统文化没落感到忧患，而当他所有的“蔷薇色的梦”一个个地破灭时，他彻底失望了，决定闭户读书，修身养性，他开始在苦雨斋中抒写人生无常的慨叹和对禅境的追求。

(二)地域因素的影响

周作人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这种生活环境涵养了周作人性情和顺、不固持己见的秉性和清静淡泊的心性，自然地引导他的审美趣味趋向冲淡飘逸、闲适平和的境界。

周氏兄弟二人分别代表了吴越文化中“激烈”与“冲淡”这两脉传统，前者以根深蒂固的复仇意识为底蕴，后者则在东晋以来的“名士”心态中得到强化。“这两脉传统表现出不同的性格导向，在吴越民众身上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品质。‘激烈一脉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不挂念个人荣辱，将吴越文化中深层次的反抗强暴的复仇意识、忧国忧民、叛道新变的传统发挥到极致。另一脉则通常极少表现出改变现实的激烈的使命感，他们在面对外在的现实世界的同时，发展和强化了自己的内在超构能力，即构造与现实世界相对而言的心灵世界的能力。”于是，现实世界无论怎样污秽肮脏，黑暗冷酷，无论充满了多少罪恶的血腥，他们在表示愤懑的同时，则“以越过真实的现实环境的态度，另外再营造一个‘内善的环境，达到安排人生、融解人性的目的”。相对前者而言，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周作人的眼中，文学是一种高雅的趣味，是日用必需物品之外所必须有的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总之在现今这个奇妙的时代，特别是在中国，总觉得什么话都无可说……以后当应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说草木虫鱼。”吴越文化赋予周作人对自然意义的体悟与会心，让他借此幻象来隐藏内心对人生的质疑。从赏景、读书、喝茶、饮酒的爱好中传达出的人生情趣，是吴越文化影响周作人个性及心态的最根本的方面，使他不断向“名士”心态靠拢，最终从“五四”时的“斗士”退隐到中晚年的“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