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民

1950年2月，为了适应建国后中央一级党政军机构逐步健全、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改变过去战争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统一建立中军直机关党委的体制，组建新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和各人民团体的全国机关党的工作，任命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临时）书记。以后，杨尚昆在中直机关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连续6届当选为书记，直到1961年11月，长达12年之久。1965年9月，中直机关党委被撤销，这时距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只有两个月。

上世纪90年代，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同中办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自然地也回忆起他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这一段的主要情况。

长期担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

中直机关临时党委初建时，只设一个书记，不设副书记，党委机关只设一个综合性的办公室承办日常事务，许多问题都要书记亲自处理，作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又兼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的杨尚昆工作十分繁忙。后来，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火时常讲起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他说：“我们每天上午、下午上两个班，杨主任每天要上三个班，经常工作到凌晨。”“那时我们起草文稿，他和我们边讨论边修改，有时几经修改还不满意，他就自己动手重新起草。” 1951年9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中直机关第一届党委，杨尚昆为书记，曾三、邓典桃为副书记。此后，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中直党的代表大会上杨尚昆都当选为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按照八大党章规定，第六届中直机关党委设书记处，杨尚昆为党委第一书记）。十几年中，中直机关党组织不断壮大，党的工作不断发展，党委机关建设逐步健全，杨尚昆功不可没。但是，他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同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样，历尽坎坷。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分子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认为中直机关党委在领导秘书室的运动中犯了“扶右反左、插黑旗”的路线错误，称之为“黑旗事件”。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书记曾三、刘华峰都受到了批评或处分。由于“黑旗事件”，杨尚昆和曾、刘三人都没有参加第七届中直党委。也由于“黑旗事件”，中直党委不再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工作十分困难。“黑旗事件”后，杨尚昆虽然不再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但是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仍然要指导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两个党委的工作。这使毛泽东越来越不放心，后来甚至发展到无端怀疑中直机关党委包庇了一批坏人。1965年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直机关党委被撤销。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原中直机关党委的干部绝大多数被编入中央办公厅的“学习班”参加“斗批改”，揭批杨尚昆去了，后来又下放到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恢复中直机关党委。1980年2月9日，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在中直机关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为原中直机关党委平反，郑重宣布：“原中直党委多年来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中直党委逐步形成的一套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是好的，中直党委的领导成员和机关党委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虽有缺点和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康生、江青等人诬蔑中直党委是‘烂摊子，‘做了许多坏事，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大力提高干部政治、文化素质

那个时候，中直机关党委除了日常党建、党务工作外，主要抓两件事：组织干部学习和指导政治运动。

建国前后，党组织发展很快，新党员大约占了党员总数的一半左右。同时，党从农村进入城市，一下子变成了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无疑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党委根据中直机关的特点，区分不同对象，组织他们学习不同的课程。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强调以补习文化为主，有的单位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文化学校，如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就办了一个中学，机要处处长李质忠请了他的老乡陈伯达为名誉校长，这位校长还真的去机要处和学员们见了面，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可惜他那浓重的福建口音很多人没有听懂。对于新参加工作、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同志，则针对他们革命热情高，但是在工作中往往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特点，组织他们学习中国革命问题，帮助他们学会考虑一切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则以学习理论为主，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主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各章；以后又学习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等。中直党委充分发挥中央机关特有的人才优势，无论文化课、理论课都聘请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同志担任教员，如叶蠖生、王惠德讲中国革命问题很受学员们的欢迎；田家英讲中国历史，旁征博引，趣味盎然，他在香山风雨操场讲课，常常吸引很多过路人驻足旁听。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以后第二、第三卷也相继出版；还有其他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如《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等，中直机关党委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组织学习。

坚持组织干部学习成为中直机关和中央办公厅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对中直机关组织干部学习和办文化学校曾给予充分肯定。1961年7月，毛泽东在写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还提到中央办公厅的两个文化学校，他说：“一个是中央警卫团办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1960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另一个，是去年（196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他认为党政机关办学校是一件大事，要坚持办下去。

担任“三反”运动中央总党委第三书记

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主要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和“三反”、“五反”、整风反右运动。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中，中直机关党委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动员广大干部参加运动，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在干部、职工中引起较大震动的是“三反”运动和整风反右运动。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三反”运动。为了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党政军机关的“三反”运动， 12月22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一级总党委，任命周恩来为第一书记，安子文为第二书记，杨尚昆为第三书记，肖华为第四书记。这样，杨尚昆除了要抓中直机关的“三反”运动，还要参与指导中央党政军民各机关的“三反”运动。那时毛泽东对“三反”运动抓得很紧，亲自起草指示、批文件，有时一天就批发几个文件。杨尚昆的主要任务是督战。1951年12月31日，中央总党委召开有党政军群处以上干部几百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杨尚昆在会上讲话，强调要“限期发动”，限1952年1月10日前各单位毫无例外地发动起来，发动不起来的单位，其首长一律撤职。杨尚昆当场宣布撤销军委总参谋部技术部部长的职务，全场为之震动。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中，肯定了中央总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造声势、推动运动的做法，批示“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 “三反”运动结束时，根据安子文的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不包括军队，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383.6万人，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120.3万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4％。这些人中，受到刑事处分的占3.6％，受到行政处分（包括开除公职）的占20.7％，其余75.7％免于处分。在中直机关内，特别是在中央办公厅，运动发展相对稳健。1952年2月25日，中直机关党委向总党委作“打虎”情况报告，强调“打虎”不能只信口供，要算细账，要进行调查核实，对已承认犯罪事实的“老虎”和中小贪污分子要拿出一定力量进行甄别，并进行追赃工作。毛泽东阅后予以肯定，批示：“此件很好，发各同志参考。强调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账、算细账，追赃款、追赃物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

整风反右和“黑旗事件”

在反右派运动中，中直机关党委是比较谨慎的，对各单位上交的材料均反复认真讨论。尽管如此，仍然发生了被称为“黑旗事件”的风波。此后，杨尚昆在中直机关党委的工作日益困难。杨尚昆对“黑旗事件”记忆犹新，详细给我们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1980年，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在反右斗争开始后，我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直党委书记，也曾应邀到一些单位作过几场报告，阐述党的政策，当然也讲了一些过头的话。后来，全国约有50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即使按当时《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有许多是错划的。中直机关在右派定案工作中还是比较谨慎的，同“三反”运动中“打虎”一样，中直机关强调实事求是，不事先规定指标，至于具体到人，哪个人该划不该划，中直机关党委以当时高级党校上报的、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划为右派的一个同志的材料为标杆，对各单位上报的材料逐一反复认真讨论，最后定案。中直机关划定的右派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错斗、错划现象，伤害了一批同志。

如果评价我这个中直党委书记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稳的话，那么，到了1958年，在秘书室整风反右运动中，我被指责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事后，我辞职未成，但已开始物色适合担任中直党委书记的人选，准备换届交班。

“黑旗事件”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中直党委有一个女同志叫晓岚，被派去参加中办秘书室的整风运动。那时秘书室的同志正在为该室原负责人应不应该划右派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据说有人发现晓岚在盯田家英、戚本禹的梢，绘声绘色地说，几次在静谷（就是田家英住的地方）看见晓岚。于是质问晓岚为什么盯梢，晓岚就否认有这种事。这些情况不知怎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1958年4月，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到了广州，就打电话叫我马上去他那里。第二天我一到广州，田家英就对我说，主席发现一个情况很生气，说你们中直党委整人。他说毛泽东可能要狠狠地骂我一顿，先给我打个招呼，思想上有个准备。他还声明绝不是他向毛泽东告的状。毛泽东把我找去谈话时，江青也在场。毛泽东说，你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是怎么当的？怎么搞秘密工作，使用党内不允许使用的盯梢手段。他还给我们戴了一顶帽子，叫做“扶右反左、插黑旗”。江青在一旁煽风点火，说“八司马”（毛泽东借用唐朝柳宗元等一批官员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为州司马的故事，泛指以戚本禹为代表的、坚决主张划中办原秘书室负责人为右派分子的几个秘书室科以上干部。“八司马”具体指哪8个人，说法不一，也不一定仅限于8个人）都是好同志，你们整他们，要作检讨，向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要我和江青去找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因为参加毛泽东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一次工作会议，当时在广州），把这件事说清楚。小平同志听了江青和我的汇报后说：“江青同志，你不是有意见吗？你们两边口说无凭，江青，你写一份材料给我；尚昆，你们中直党委也写一份材料给我，我们回北京以后再解决。”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把江青给挡回去了。谈完后我就回北京了。随后，毛泽东也回到北京，又把我们找去，这次有秘书室支部的田家英、王刚、阎草，中南海总支书记李东冶，中直党委的曾三、晓岚，还有“八司马”的几位同志，江青没有出场。毛泽东狠狠地把我们批评了一顿，说你们举黑旗，你们违反了党纪国法，说中直党委对“八司马”采取这种手段是非常不对的，你们一定要承认错误。晓岚刚刚申辩了几句，就被在场的“八司马”们打断。他们说：“主席，她在你面前都这么厉害，对我们还用说吗？”李东冶表示要讲几句话，毛泽东摆摆手，说不用讲了，你们回去吧，回去马上开会。我们从毛泽东那里回来，连夜召开会议，由我传达毛泽东讲话精神。我讲完以后，江青讲话，她声色俱厉地说，这件事是主席亲自抓的，你们必须如何、如何，那态度凶得狠啦！接着就是在春耦斋开大会，连续开了七八天。既然毛泽东把结论都做了，大家只好检讨、再检讨。春耦斋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去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说，主席从广州回来以后没有再向他提起这件事，他也乐得不管了。后来我和曾三、邓典桃一起多次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都要讲“八司马”如何、如何，你们“插黑旗”呀如何、如何。慢慢地毛泽东的气消了一些，就对我说以后汇报情况，你一个人来就行了。对这件事田家英觉得非常对不住我，一再说这决不是他挑拨的，他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用这么大的精力去管这件事。后来，毛泽东有一次对我说，这件事情不怪你，是你没有用好下面的班子。我估计是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我说了几句好话。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请求辞去中直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请求处分。毛泽东说，处分什么，说清楚就行了。

这件事差不多过去40年了，但是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轻信江青的挑拨，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我相信，所谓“黑旗事件”完全是江青在幕后策划的。

在座的中办老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1957年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群众对该室负责人进行揭发批判，中直机关党委（当时中办不设一级党委，中直机关党委直接领导中办各局党委和中南海总支）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和当时运动的发展情况，对该负责人的问题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方针，发动群众继续进行揭批。9月，杨尚昆同田家英商定调中央办公厅“后楼”干部王刚去秘书室主持日常工作；12月，秘书室原负责人下放劳动。1958年春，围绕该负责人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要不要划为右派分子问题发生争论。4月14日，王刚代表秘书室党政领导在秘书室全室大会上宣布原负责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引起一部分同志不满。有人把秘书室批判该室原负责人的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责中直党委“扶右反左、插黑旗”，并责令立即查处此事。随后，连日在中南海春耦斋召开声势浩大的、有中办各单位十七级以上干部旁听的揭批大会。我们都去旁听过一两次会，觉得一件事好多人重复讲，反反复复只有一种声音，十分乏味，后来就不去了。去的人越来越少，大会后期冷冷清清。会议结束后，该室原负责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6级工资，下放劳动；王刚和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处书记曾三、刘华峰、中南海总支书记李东冶等一大批同志受到党纪处分。李东冶下放到辽宁，刘华峰下放到陕西。秘书室受党纪处分的和在政治鉴定中作思想右倾、立场不稳评语的总人数占秘书室总人数的60％。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1961年，辽宁省委根据李东冶下放期间的表现，报中央组织部建议任命他为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同意，并经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由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谭震林签发了这项任命通知。任命通知发前没有送给毛泽东过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省部级一把手的任免，才需要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批，省一级书记处书记的任免是中央书记处权限内的事。但是，毛泽东看到李东冶的任命通知后，又狠狠地批评了杨尚昆，并要他查还有哪些在“黑旗事件”中犯了错误的同志又升了官。一查，又查出刘华峰经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为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和书记处的同志只好再次承认错误，撤销了对李、刘的任命。其实对李、刘新的任命都是按照他们原来的职级安排的，不存在“升官”问题。

杨尚昆接着说：

通过“黑旗事件”这件事，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这是题外话了，就是戚本禹出名了。那时，戚本禹是秘书室的一个科长，通过这件事就和江青挂上钩了。1961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印发给全国各级党委讨论。后来他又写了批判李秀成的文章，俨然成了历史学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说因为戚本禹坚持要划中办原秘书室主任为右派，曾和刘华峰或中直党委的什么人吵过一架，态度很坏，为此曾三讲过他主张开除戚本禹的党籍。毛泽东就抓住曾三这句话，说你们动辄就整“左”派。我说提出开除戚本禹党籍的只是曾三的个人意见，并没有提到党委会上讨论，不算是罪名，如果算，也只能是未遂罪。毛泽东就狠狠地批评我，说什么叫未遂罪？不是有过一个准备炮轰天安门，暗杀中央领导人的反革命案件吗？你总不能说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未遂罪嘛！当时我就想，曾三和戚本禹都是党内同志嘛，怎好和反革命案件相比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黑旗事件”中受到党纪处分和在政治鉴定中被指为思想右倾、立场不稳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中办秘书室原负责人被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党籍和原工资待遇，重新安排工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广州，收到原秘书室干部阎草的来信，要求为“黑旗事件”平反，我把阎草的信转给了邓典桃、刘火（当时中直党委尚未恢复，干部平反问题应由中办政治部受理）。我在信中说，“所谓‘黑旗事件是应当平反的。中办秘书室原负责人的问题既已平反，则‘黑旗事件至少失去了依据”。后来几经研究，考虑到所谓“黑旗事件”的起因，是由于持不同意见的两部分群众间的争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伤害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所谓“黑旗事件”实际上已被否定，没有必要再专为“黑旗事件”平反，以免伤害当时持另外一种意见的同志。

（责任编辑汪文庆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