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新喜

我出生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那时，全家9口人住在古城平遥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靠着父母微薄的工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哥哥背着我去看电视。那时候的电视可不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全县也就那么几台，往往一台电视机前围着几十人甚至数百人。

我5岁那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平遥县有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大我10岁的哥哥为了让我看一看彩色电视机是什么样子，背着我走了几里路，到城外的印刷厂去。哥哥和我苦苦央求了好一会儿，看门大爷终于让我们进了放电视的大餐厅。

人可真多，餐厅里挤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处下脚的地方，我们只好站在窗外。哥哥怕我个子低看不见，就让我踩在他肩膀上头。隔着玻璃，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电视机。“电视节目可真好看呀！”我大声的喊着。但矮矮的哥哥却怎么也透不过密密的人群看上一眼彩电。就这样，哥哥用肩膀顶着我，我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直到电视节目结束，哥哥才深一脚、浅一脚地背着我往家赶。

那一晚，从未打过哥哥的父母，第一次对哥哥挥起了拳头，躲在被窝里的我看着哥哥挨打，不由得泪流满面。那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家有了自己的彩电，电视节目可真好看呀！

上小学时，我们全家搬到了父亲单位的家属院去住。家属院有一个电视室，也有彩色电视机，只要搬着凳子去排队、去得早，就可以坐着看电视了，但电视室毕竟只有20平方米的地方，小孩子们为了抢位置，经常会打得不可开交。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学校放学比较早，为了抢到一个好位置，我早早的便抱着凳子等在了门口，门一开，我便冲了进去，占到了中间一个好位置。

晚上演的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连续剧《霍元甲》，小朋友们高兴坏了，喊着、叫着，当演到霍元甲大战俄国大力士时，电视室中更像是开了锅一样，人们不时为民族英雄喊着“加油”。这时，姐姐来喊我回去吃饭，我不情愿地钻出了人群，一溜烟跑回家，三下五除二吃了晚饭，便又急匆匆地奔向电视室。

当我钻入人群中时，发现我的凳子早已不知被谁扔到了后边。电视室里还是那样的热闹，我却被挤到了一群大人的后面，我抱着凳子哭了，哭得是那么伤心，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电视机呢？

1991年，我们家终于有了自己的彩色电视机，再也不用爬窗户去看电视、排长队去看电视了。也就在这一年，县里有了自己的电视台，而且我还被选中参加了第一台晚会的节目录制。播放晚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全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谁也不说话，父亲、母亲和哥哥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30年过去了，现在的孩子们，再也不用跑上几里路去看电视了，只有我们这些走过了这30年历程的人，才会深切的体会到这30年的不易。所以，现在只要我有时间，总要去陪着母亲看看电视，现在看电视已成了老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我有时间，我也总要去哥哥家陪哥哥看一会儿电视，回想一番儿时哥哥背我看电视的情景。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