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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杀死了斯大林

2009-02-05

文史月刊 2009年1期
关键词:卢卡克里姆林宫斯大林

伊 人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从1938年到1953年期间,一直统治着苏联的谍报组织,该组织曾有过一支数量多达100万人的秘密警察队伍。贝利亚死后,美国“百伦和基尔什”出版公司从苏联一个叛逃者手中得到一本《贝利亚日记》,经有关专家鉴定,找不出赝品的证据,于是以3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日记的版权。

在《贝利亚日记》的三篇日记中,赫然记录了“毒杀斯大林”的过程,其中提到的“主人”“老头子”就是斯大林。

1953年2月×日,莫斯科。

昨天晚上接到去主人别墅参加星期六晚宴的邀请。没有任何原因,也许是主人恢复晚宴?或者这是告别宴会?如果这样,那是与谁告别——同他还是同我们?马林科夫对我说,老头子(指斯大林)身心都有病。

我本想拒绝,但这只能是拖延结局。我惟一可做的防范,是带去两汽车自己人。

计划已经制定,只委托给拉菲克一人(他会绝对保密)。拉菲克知道,在俄国惟一能救主人命的维诺格拉多夫己被捕。确实,大家都知道,格鲁吉亚人能够哄骗自然界,活到100岁。尽管主人的健康在恶化,可还没有根据表明他寿终临近。所以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卢卡姆斯基身上。作为医学科学院院士,他没有被牵连到医生事件中,而逮捕他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决定早晨用非专车,把他直接送到我这里来,不是到鲁卡克或小尼克拉大街,而是阿尔巴特的拉菲克办公室。

到了那里,他面色苍白得可怕,不停地发抖。岁数大了,看来身体不太好。我给他一杯法国白兰地,这使他提了神,可以像个男子汉一样谈话了。开始,我简短地介绍了主人的健康状况。

“他病得很重”我说,“可他还能活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您能清楚在这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从卢卡姆斯基脸上看出,他不需要解释,所以我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看看吧,教授同志!在您面前有个简单的选择,你与我一道工作,还是等主人把您与其他人一起抓起来除掉?您选择吧,您是心脏病专家。主人嗜好酒您是清楚的,让老头子的心脏停止跳动您也是能办到的。”

他双手握着空杯坐着,汗从脸上流了下来,尽管天气很冷,而室内又不太热。我告诉他:“我手下有100多万警察部队,我是苏联第二个强有力的人。”好像这些话使他平静了下来,虽然他的脸上留着明显的恐惧和惊慌,可我自己也感到有点信心不足,这个老教授很可能获得主人和他朋友的许可,去告发我们的谈话。出于戒备,我对他说,我也能获得主人的支持,我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他的头部挨一粒子弹。

教授开始抱怨说是有人监视他,我向他说,这件事由拉菲克来办。那天3点钟他返回了拉菲克的办公室,给了我4片天蓝色药片。他说这是美国新产品,专供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止痛用,每4小时服一片,如果一次全服,会引起昏迷状态。它的最初病症是沉睡和呼吸困难,就像晚上狂饮之后的症状。药片无味,两小时之后开始发作。卢卡姆斯基又提示说,若是身体强壮,须再次服用,否则昏迷只会持续几天。我又用白兰地招待他,并再次向他说明,如果他的“知识”骗人,他要诅咒获医生文凭的那天,教授心情沉重地离开了。

这几页日记的背景时间是1953年2月,而据史料记载,当年的2月28日,这天是星期六,是斯大林出席印度大使梅诺思的招待会的时间,这也是斯大林逝世前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时间,日记中提到的卢卡姆斯基,是苏联著名的心脏病医生,斯大林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直在场,据说他没有被牵连到“医生事件”中。

1953年3月,莫斯科。

昨天晚上5点,波斯科烈贝舍夫给拉菲克打电话说,要我们8点钟到克里姆林宫电影大厅,参加主人的聚会。

到了之后,我遇到了熟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米高扬,甚至还有微不足道的莫洛托夫及小丑伏罗希洛夫。像原来一样,主人的身体看起来比我预料的还坏。确实,他的脸发灰,满是皱纹,走路缓慢,手似乎在发抖。他的个子变小了,一开始时,几乎使我大吃一惊。

他亲热地迎接大家,甚至有些过分。当轮到欢迎我时,他用手指开玩笑地在我肋条上一推,说:“啊,我亲爱的检察官!看来,在抓女妖时你也没闲着!我见你的人把克里姆林宫占领了!”在我回答之后(“这是安全和警惕所必须的,主人!”),他眼里出现了冷漠的目光。他转向其他人,开始用笑话招待大家。主人转身对脸色苍白、满脸出汗的莫洛托夫说:“你,斯克里亚宾(这是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称呼),该换换新鲜空气!离开你的办公室,做点体育活动!”

看来,晚宴进行得并不轻松。

给我们放映了战前法国的强盗片,可我几乎没注意这个。后来大家又去了主人别墅。主人对纳多拉亚和我那装满格鲁吉亚人的两部汽车没说什么。到了那里,我注意到,他比以往喝得多。与预料的相反,他的情绪好极了,他继续开着玩笑。是这样,在让莫洛托夫坐下之前,让他喝光半瓶布尔岗酒。

时间好像故意折磨人,走得很慢。我发现老头子的脸消瘦了。他目光冷漠,有些疲惫,谈话也不如开始时活跃。直到凌晨3点,当他和几个人去便所时,我才有了机会。他的酒杯还在桌子上,几乎是满的。我掏出卢卡姆斯基的药片,打开包,一下子都倒进杯里。药溶解了,没留下任何痕迹。

老头子回来却抓起别人的酒杯,我笑着说,那是伏罗希洛夫的杯,老头子很随和地说了句笑话,但元帅的脸却白得可怕。

大约一个小时后,主人说他累了,晚宴只好结束。应当承认,我看到街上汽车里等我的纳多拉亚和他的手下人,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高兴。

多么残忍!自称是斯大林小兵的贝利亚,却把毒药亲自放到了自己统帅的酒杯中。下面是他同年3月的又一篇日记。

1953年3月,莫斯科。

第一个掀起恐慌的是马林科夫。这是发生在星期天的半夜之后。可能是他们把正在沉睡的老头子放了一天一夜——这是夜欢之后常有的事。第二天半夜,他的房间里还听不到任何声音,赫鲁斯达烈夫(斯大林私人卫队长)才发出不安警报。人们发现老头子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没有唤醒他,只是把他移到当床用的沙发上。后来他们心情很坏,于是马林科夫打电话告诉我说,主人健康情况不好,并叫我把卢卡姆斯基(我已不止一次说过,卢卡姆斯基是没被逮捕的医生中,惟一能在必要情况下帮助主人的人)找来。

当我到达别墅时,他还处于昏迷状态。教授也在那里,他穿一身黑衣服,手里拿着黑提包,看起来很规矩。其他人也来了,其中包括主人的女儿,她那专注的目光含有诗一般的悲伤。何必这样?她爱和尊敬自己父亲的证据,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少。

早晨7点钟。卢卡姆斯基说,我们到别墅来没有什么意义。在离开之前我同他谈了几句话,他说昏迷可能持续两三天。我提醒他说,如果他改变主意,打算说出事件真相,就请小心:我的话比他的话更好使。我注意到他正确理解了我的话。

两天之后,老头子的状况急剧恶化。我们都聚集在克里姆林宫的内室里。波斯科烈贝舍夫对我们说,老头子看来就要死了。自从他妻子出事之后,我是第一次从他的话里听到一种喜悦的声调。说心里话,连我也怀着一种奇怪的感情,仿佛听到一个残暴的被诅咒的父亲的噩耗。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觉。

第二天他仍没知觉,对于我这是最困难的一刻。难道卢卡姆斯基骗了我?难道老头子那格鲁吉亚的体魄对美国的新药具有相当的抵抗力?

他仍躺在办公楼下的一间小房里。有几次他微微睁开眼睛试图说话,可是听不清。呼吸嘶哑困难,像气喘病患者,他身体有些萎缩变小了,脸上粗糙的皮肤,像干了的面包皮。看着将被病魔夺走的他,谁能想像就是这个人以铁腕统治了苏联31年,战胜了狡猾的丘吉尔,并迫使罗斯福就范。

我们轮流守在他床边。护士拿来吃的,他费劲地吞着。斯维特兰娜也坐在旁边。中午时,卢卡姆斯基面色惨白、全身发抖,像他本人要死似的,他说他未必能做什么了。还在屋里的波斯科烈贝舍夫提议,采用偏方——后脑热罨剂。他说这种方法,得到俄国农民多年的验证,为了救主人的命应当尽一切努力。

这时主人的儿子瓦西里来了,像往常一样醉着、吼着、哭诉着和扮演着成了孤儿的哈姆莱特,只好把他从房间里弄走。

围在床边的,除了卢卡姆斯基之外,还有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幸运的是,直到给他放罨布他也没恢复知觉。我再也呆不住了,走出房间,喝了杯酒。看来主人寿终临近了。

晚上9点30分,他开始发出可怕的嘶哑声,脸色变暗,几乎是黑的,嘴里吐沫了,好像有人在窒息他。这样持续了20分钟左右。

9点50分医生验证他已经死亡。

……

“人类光辉的太阳”就这样落下去了。

由于篇幅有限,这篇日记省略了一些文字,但有一个事实要交代的是,当斯大林死后,曾有人提出要解剖尸体,这时贝利亚有些惊慌,然而当他知悉负责验尸的医生就是卢卡姆斯基时,又松了一口气。

以上的日记记叙了“斯大林之死”的全过程。从这里可以得知,斯大林的死虽然和年老多病有关,但真正杀死他的凶手是贝利亚和卢卡姆斯基。

斯大林一生坎坷多难,德国纳粹分子曾出重金两次企图谋杀他,在《一个德国纳粹军官的日记》里,曾有这样一句话:“这场战争中的秘密太多了,我们现在干的就是其中的一件。”而他这里说的“秘密”就是“SS行动计划”,也就是“谋杀斯大林的两次阴谋”。

斯大林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弹下,却牺牲在自己所谓“战友”的蓝药片之下。天下事无独有偶,奇特的是这些“毒杀斯大林”的罪恶阴谋,都是在刽子手的“隐私日记”中泄露的。

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苏军元帅朱可夫、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等人,以斯大林妻舅日丹诺夫被毒杀案等罪行,秘密逮捕了贝利亚。

有关逮捕和处决贝利亚的文章和传说带有传奇色彩,在苏联解体以后,莫斯科防空军政治部主任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祖布上校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内幕,因为他曾是逮捕贝利亚6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逮捕、拘捕贝利亚的全过程。祖布最近向《红星报》记者披露了一些内幕。

1953年6月26日,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后的3个月零21天,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的祖布上校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

“你带着武器立即去见国防部长!”

祖布上校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带枪立即赶到国防部。

这时部长办公室内只有布尔加宁一人。他神情坦然,亲切地向祖布寒暄了几句,然后便提出了几个问题。

“精神怎样?”这是布尔加宁的第一问题。

“谢谢,很正常。”祖布回答道。

“总的说来,您是个勇敢者还是胆小鬼?”部长对他微微一笑。

“从来没人说我是胆小鬼。”

“带武器了吗?”

“带了。”

“我看看。”

祖布递过去手枪,更加迷惑不解。

“枪法怎样?”

“一向优秀。”

“愿意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何任务?”

“愿意。”

“好,请到接待室稍候,我还会叫您的,不过请不要与任何人交谈,如果有人问,您就说是来参加会议。”

接待室又出现几位祖布很熟悉的人: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莫斯卡连科上将、莫斯科军区第一副总司令巴季茨基中将、莫斯科防空军参谋长巴克索夫少将、莫斯卡连科上将的副官尤费列夫中校。他们都是刚刚从部长办公室出来,随便地说笑着。部长的第一副手苏军元帅朱可夫几次进出部长办公室。朱可夫的在场并且显然要参加他们尚不知晓的神秘行动,使祖布顿感十分镇静。

此时,克里姆林宫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贝利亚问题。

朱可夫元帅向莫斯卡连科等前面提到的6位莫斯科军区高级将领宣布:由你们6人组成逮捕小组。

逮捕小组是乘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的专车进入克里姆林宫的。莫斯卡连科、巴季茨基、祖布、尤费列夫乘前一辆,巴克索夫乘朱可夫的汽车。暗色的玻璃窗挡住了外面的窥视目光,却不影响车内向外观察。

6位将领进入了政治局正在开会的办公室附近的一间休息室。除了朱可夫,当时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何任务。

随后,从办公室内走出了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

“知道为什么邀请你们来吗?”赫鲁晓夫先开腔说道,“是请你们逮捕贝利亚!”

“准备好了吗?”布尔加宁问。

“是的,准备完毕。”6人用低低的嗓音答道。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向他们讲述了行动方法,规定了行动暗号。最后赫鲁晓夫极为严厉地说:“要注意,如果行动失败,你们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办公室有三个门。为了防止贝利亚逃跑,6人小组成员将根据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信号冲进会议室。他们掏出了武器。莫斯卡连科手持一把镀镍勃朗宁手枪,压上子弹后,他脸上的肌肉急剧地抽搐起来……

信号响了。

巴季茨基和祖布从接待室,巴克索夫和尤费列夫从走廊,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从休息室,同时破门而入会议室。

一排长桌的主席位置上坐着马林科夫。在他的一侧依次坐着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及政治局其他成员。另一位列席者则是贝利亚,有一扇门恰好就在他的身后。

6人小组已暗中靠近贝利亚。

当全场镇定下来后,马林科夫说道:“同志们,我提议再研究一下贝利亚问题。其实在这之前已经讨论过这项内容。与会者多数表示同意。”接着马林科夫继续说道,“这个大奸贼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鬼才知道,他还会干出什么勾当来。因此我提议立即逮捕他。”

“同意!”这是多数到会者的声音。

马林科夫说完以后,朱可夫对贝利亚命令道:“站起来!跟我们走。”

枪口下的贝利亚坐着一动不动。专横跋扈善施诡计的贝利亚似乎还没有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不过,他很快就清醒了,知道自己已失去了一切实权。

在6名军人的监押下,贝利亚走出马林科夫身后的那扇门,穿过一个到处是地图、各种图表和文件的房间,进入休息室。

被押往休息室的途中,贝利亚恢复了镇定。进去以后,他就开始了第一次努力。

“请坐,同志们。”他以主人的口气亲切地说道,想使大家惊慌失措,感到他仍然是秘密警察头子。

“住嘴!”朱可夫立即命令道,“这里不是你发号施令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贝利亚要求去厕所。毫无疑问,他在努力找机会逃跑,或引诱别人向他开枪。因为这里不少卫兵还属于贝利亚的部队。

为了防止贝利亚逃跑,他们把贝利亚的裤子上的钮扣全部取掉,这样贝利亚只得双手提着裤子走路。

贝利亚被带出克里姆林宫时,门卫已被换成了防空军军官。

后来的行动都是在夜幕下进行的。

贝利亚表面上不惊慌。夜间出克里姆林宫时,朱可夫没有同行。他给6人小组的最后指示是如果贝利亚企图逃跑就开枪。

贝利亚的死也一直是个谜。据官方消息,1953年12月,贝利亚在内部的诉讼之后被处决。据非官方的情报,贝利亚于1953年7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局会议之后就被枪决,葬地不详。

最近海外报刊发表了贝利亚儿子谢尔戈回忆当年7月10日的事件的文章:

突然,我的朋友,试飞飞行员苏尔坦打电话给我:“谢尔戈,你家所在地区被军队包围。有枪声。快出克里姆林宫,我给你派辆汽车,给你准备好飞机。”

我跑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苏尔坦已经在车里等我了。他说:“快,好像你父亲已经给打死了。”

我想,肯定是一场误会,我不想逃,又回到万尼科夫那儿。这时我们给马林科夫挂电话,没人接。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他说道:“你是贝利亚的儿子吗?在哪里?没发生什么事,你回家吧!”

我们几个人出了克里姆林宫,车开到我市内的家,房子周围全是军人,不让我们进院子。多亏万尼科夫上将在,才让我们进去了。我看到我父亲的那几个房间不知是砸开的还是炸开的。这时有个卫兵对我说:“看,担架上抬的是一个人。”

我一看,担架上的人盖着布,我没来得及问卫兵,开枪时父亲是否在里面。但我觉得,担架上抬的是我父亲。

朱可夫、莫斯卡连科和巴季茨基元帅等人的回忆里都说,贝利亚是在克里姆林官内,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捕的。事后我试图了解真相,我问过我的好朋友,法官米哈伊洛夫,他说:“我不想骗你,我没有在法庭上见过你父亲,据我所知,他当天就被打死了。怎么打死的,我不知道。”

(责编 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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