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波

摘 要:《墓中回忆录》[1]作为法国浪漫主义“教父”夏多布里昂用近半生写就的作品,除了公认的作为“恢弘史诗”的主题——描绘了一幅18至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情画,更是浪漫主义先驱的典型自我情感与个人本位的极度体现——“以我之目光观世,则万物皆着我之情绪、我之色彩”。因而,《墓中回忆录》不是具有史料价值的一般传记,而倾向是一部主题为“我的生命之我见”的散文集。

关键词:《墓中回忆录》 自我情感 个人本位 “我的故事”

曾经预言“自己为20世纪而写作”的司汤达的另一个预言说等到1913年的时候,就没有人会读夏多布里昂的书了。然而这个预言没有应验。

一八一一年十月四日,我在狼谷着手写这本《回忆录》,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巴黎我把它重新看了一遍,完成了它的修改工作,足足三十年十一个月零二十一天,我暗暗地创作着这本将公布于世的书,其间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及我个人的人世变迁。[2]

夏氏的80年人生,经历了法国历史上的“最动荡”——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以及拿破仑的盛衰、波旁王朝的复辟、七月王朝的反动。马克思讽刺夏多布里昂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3]可是,笔者以为,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人,显然自有他非常可以虚荣的资本。他的时代是混乱的、是伟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他个人则是最后的贵族、拥有过最古老的封建特权、最先在世纪之交染上“世纪病”、最自负地宣称自己的“与众不同”、最感情充沛而矛盾地“炫耀”自己的谎言与感伤。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虚荣”的概括,过于单薄了。

“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年轻的雨果曾经如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墓中回忆录》必然是最能够表现出浪漫主义特点的作品——童年纪事、流亡生涯、拿破仑传奇、法兰西成败等描绘一个“时代”中一个“人物”之“光荣”的文字洋溢着个人色彩——缺少《墓中回忆录》,很多独特时代情感的缘起都将无从解释。所以,夏氏的这部不断中止、又不断开始的《墓中回忆录》,才能够在法国的文学史上,理所当然地与卢梭的《忏悔录》争得一席之地。

一

夏氏在1809年写的序言中曾这样说过:

本来非常反对写自己,因为不愿效仿别人为了虚荣和消遣去谈论那些无聊的隐私和自身的弱点,从而连累家人的幸福;故决定写自己的所感所想,而不仅仅是生活的事实。首先从个人角度进行写作,然后考虑从自己作为文人和政治人物进行写作,力求真实,因为觉得没有必要撒谎。[4]

有很多人都把这一段阐述作为夏氏写作《墓中回忆录》的原因,说他以文人的自觉耗尽后半生的心血来写作一部可以通向永恒的、可以在激烈的变迁之际保有宁静心灵的、自尊的“墓志铭”。证据是,夏氏说自己写完了《墓中回忆录》,“纪念碑完成了”,对他“是很大的宽慰”。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阐述不过是夏氏的“解释”,并且,正所谓“解释就是掩饰”。这里短短的一段话,却有很多个矛盾的地方。

第一,“不愿……谈论那些无聊的隐私和自身的弱点”却“决定写自己的所感所想”,也就是说,在夏氏也许“自己的所感所想”既不关“隐私”,也不关“自身的弱点”——此处不自觉地想要刻薄地问一句:是哪一位曾经大谈自己苦闷、甚至试图自杀的?又是哪一位附上了个人的书信、日记来表达自己对法国政治的态度?

第二,“写自己的所感所想,而不仅仅是生活的事实”还能够“力求真实,因为觉得没有必要撒谎”,这是不是说,夏氏认为只要是“我想到的被我自己说出来”,即便没有客观的实体,也是真实的?有人说:“阅读《墓中回忆录》,人们将得到两本不同的书,一本是实录、一本是创造,一本是历史、一本是艺术。前者或有夸张不实之处,往往为人诟病;后者则创造了想象的奇迹,放射着史诗的美。”[5]或可作一观。

第三,“首先从个人角度进行写作,然后考虑从自己作为文人和政治人物进行写作”,这里夏氏仿佛证明的是,在他看来“个人”与“个人的社会身份”不是一回事,二者是绝对分离的——那么笔者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夏氏的人格至少是“二重分裂”的——就如同莫洛亚的评论“那些在独特而偏僻的地方为自己准备坟墓的人……或者是些渴望安静和休息而备受折磨、灵魂分裂的人”[6] 。

第四,“不愿效仿别人为了虚荣和消遣”,虽然马克思等人针对夏氏“虚荣”的讥讽并不绝对,但是这也并不能抵消夏氏“虚荣”的本质性格,毕竟这是那整整一代法国人的性格。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夏氏并不以自己的虚荣为虚荣、自负为自负,却对于别人的虚荣和自负颇为贬斥——这一点,可以从其《墓中回忆录》的《米拉波》一章中对米拉波其人的描写里见出端倪。

夏氏生平有几句名言:

我仅仅生活了几个小时,而时代的重负已经在我的额角上打下了烙印。/何必仅仅流亡出法国呢?我流亡出世界。/从前我受到某些体制流弊和某些人恶行的打击,陷入了文笔夸张和诡辩之中……我毫不隐瞒,我追求的是内容和文笔的极端朴实。/我见过路易十六和波拿巴的死,此后活着是一种嘲弄,我在世上干什么呢?/关于自己,我只谈符合我尊严的事,我敢说,只谈符合我高贵心灵的事。/我明晰的、敏捷的洞察力很快穿透重大的事实、人和表面。/我没有什么要学习的,我比别人走得快,我绕生活走了一圈。[7]

此处并不是要断章取义地批判夏氏,只是觉得语言是一个人内心一定程度上的反映,且不论夏氏在什么情境中说过那些话,但是有着这般自负得有些狂妄、偏执得近乎极端的言语的人,大概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而这样的一个人写的“自传”,又会是为了什么?

二

《墓中回忆录》原名为《生平回忆录》,在夏氏写作的前夕——据说终生崇拜他、爱着他的女人刚刚在他怀中死去、他的小说已不能在经过革命洗礼的人群中拥有读者、教皇和波拿巴也不再宠信于他——夏氏正处于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按照他的说法,“这部作品,只有它能够给我的思想带来慰藉:《生平回忆录》”[8]。这样看来,夏氏写作《墓中回忆录》,似乎是为了寻找一个所谓的精神避难所,来感受昔日的辉煌和荣耀——如果他真的曾经有过荣耀的话。这里,笔者想引夏氏另外的话来说明,其写作冲动也许真的不乏精神苦闷,但是其写作的期待,并没有这样的单纯与无能为力。

你喜欢光荣吗?那就细心经营你的坟墓吧!……既然我仍然留恋我的奇想,就不去追逐,我想再爬上我的美好岁月的山坡:这部《墓中回忆录》将是一座死神的神庙,它耸立在我的回忆的光辉之中。[9]

这是什么思维起点?它表明的是:“我”,一个叫做“德·夏多布里昂”的人,致力于用“最”纤细的心理、“最”敏锐的情感、“最”广阔的时代生活体验和“最”纵深的文化触角,来表现“我”的时代的激情澎湃、风起云涌和惊心动魄。

瑞士作家拉缪,在论及夏多布里昂时有言“一个人想成为什么,也许比他是什么更为重要”——这话很有味道——就正如马克·傅玛霍里明确指出的那样,“本书不是一部传记”。夏氏的《墓中回忆录》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力图在对纯粹自我情感的把玩中、在对外在世界的拒绝中凸显本位的“自我”,它不是为了寻求避难所的精神寄托,不是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也不是出于历史自觉对世纪之交的现代世界图景的描述——这些不过是该书的客观效果而已——它是为了“立言”,为了“不朽”,为了永恒的“我”。

很多人会问,“写一个只对他个人负责的人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呢?”可是,笔者要说的是,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对自己负责的独立的人,正是现代“启蒙”以来、西方世界的全部争论与矛盾之所在,也是整个浪漫主义时期全欧洲都在努力为之狂热的力量之根源。夏氏一家的12个亲人,在瓦米尔政变和热月政变之后,还剩下含他在内的仅仅3个,人们还应该指望他以何种身份活着、为了什么活着?

《墓中回忆录》的《告别贡堡》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即夏氏“在那之后,我只回过贡堡三次”的追忆,曾经使笔者很难过,让人毫不觉得夏氏是个多么虚伪的人——最多我们说他很虚荣。但是,我们是否也想到过,一个活在伟大的时代必然要自负的人,在有生之年自己“作墓中人语”、为自己写传记,其实并不是狂妄,而是悲哀、巨大的悲哀——“只有我们这种平凡之辈才能评说自己,因为我们不说,就再没有人会说”——终生对外自诩不凡的夏氏,却不得不偶尔地说出这样的事实:“我”一点都不独一无二,“我”和大多数人都一样的很平凡。这应该很疼痛,也很伤感吧。

笔者一直都相信,极端自负的外表下必然是极度的自卑,而虚荣也就是因为不够自信。夏氏的行文中,有一个极大的“怪癖”——遭到了同时代人以及后来者的长期嘲讽——他不能控制自己不运用各种各样的、随时随地的、奇形怪状的甚至毫无根据的比较。我们知道有很多文学研究都从这种手法的时空意义以及空间借代与隐喻的联系等学术角度深入过,但是,夏氏喜欢比较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应该不是仅仅为了“隐喻”。

当年读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时记住了一句话,“成熟就是再也不必介意别人的目光”,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夏氏的“比较”,就是太过于纠结这个世界之于自己的是非对错了呢?夏氏努力想成为一个“人物”,他标榜自己做到了,能“走向永恒”了,若真如此,又何必这么挣扎呢?试想,他的“纠结”,他一定比谁都清楚。

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笔者长期以来觉得很有味道的一部“文学史”。这里对夏多布里昂的评价,有些过于刻薄却又不乏敏锐:

……没有敏锐的观察力,至少对整个人类来说是这样,他实际上很少关心整个人类,他把观察力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他感兴趣的主题上,那就是他自己……他是一个高傲到近乎狂妄自大,忧郁到颓唐绝望,对事物怀疑到对一切漠然的人……深信一切是空的……他越来越感到厌倦,越来越多地、聚精会神地捉摸自己……是他出现的时代使他显得庞大起来……[10]

这正是夏氏《墓中回忆录》结束语的第一句:“我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交替,如同置身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我陷身于浑浊的水中,不得已远离我出生的旧岸,带着希望,我游向陌生的彼岸。”

也许面对这样的夏多布里昂,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尽管他的智力与他的期待不符——但是他却并不通透,一点也不:我还没享受,就已醒悟;我还在渴望,却不再有幻想;想象是充裕的、丰富的、神奇的,现实却是贫瘠的、干涩的、无聊的;我的心是满的,世界却是空的;我任何东西都还没用过,却觉得什么都是多余的。夏氏真的是一个诗人,他可以描绘他没有真正去过的风景,刻画他没有真正见过的人物,呓语一般地似真似幻,拥有一种近乎天赋的、可爱的神经质。

注释:

[1]Mémoires doutre-tombe 有多种书名译法,有译为《墓中回忆录》、《墓畔回忆录》、《墓后回忆录》,《墓外回忆录》等等,译者们各有取舍。本文偏向于取“作死者语”之意,故称《墓中回忆录》。

[2][法]夏多布里昂:《墓后回忆录》,王南方,罗仁携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662页。另,本文中对此书的引文,皆据这一版本,以下引文将不再详注。

[3]张英伦著:《外国名作家传(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4页。

[4]参见《从〈忏悔录〉到〈墓畔回忆录〉——探寻两篇自传的真与隐》,马益平著,其中有删改。

[5][6][法]夏多布里昂著:《墓中回忆录》,郭宏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7][法]皮埃尔·布吕奈尔等著:《19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1页。

[8][9][法]皮埃尔·布吕奈尔等著:《19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10][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159页。

参考文献:

[1][法]夏多布里昂.墓后回忆录[M].程依荣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2][法]夏多布里昂.墓中回忆录[M].郭宏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

[3][法]夏多布里昂.阿达拉·勒内[M].曹德明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4]吴岳添.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张英伦.外国名作家传(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6][法]皮埃尔·布吕奈尔等著.19世纪法国文学史[M].郑克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8]江伙生.试评夏多布里盎[J].外国文学研究,1983,(4).

[9]粟美娟.夏多布里盎的浪漫主义抒情[J].外国文学研究,1989,(3).

[10]王聿蔚.夏多布里盎与史达尔夫人——兼谈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分野问题[J].外国文学研究,1985,(1).

[11]关慧泉.动荡的时代,矛盾的一生——法国浪漫主义奠基人夏多勃里盎[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3).

[12]胡新宇.两重世界的摆渡者——解读夏多布里昂的《墓外回忆录》[J].法国研究,2002,(1).

[13]徐娟.一部有特色的回忆录——论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上)[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郑克鲁指导,2004.

[14]于进.艰难地泅渡[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王化学指导,2008.

(梁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