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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笔下的城与人

2009-01-29李小宇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09年8期
关键词:海派都市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打破了中国缺少都市文学的局面,代表作家穆时英将其发展至成熟,不仅描绘了一幅幅富有现代都市特征的场景,并且深入地探究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

关键词:新感觉派 海派 穆时英 都市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文学上的审美趣味推崇的是山水田园的诗意,表现大都市的作品非常缺少,正如鲁迅所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而没有都会诗人。”[1]这种状况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都会文化的发展相适应的。历史发展到20世纪,茅盾在其作品《子夜》中第一次描写了一个“光暗交织”的大城市——上海,描写了港口、电车、霓虹灯广告牌、汽车、电灯和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洋房、沙发、雪茄、香水、高跟鞋、跳舞、赌博、电影等象征着现代都市的物质文明,但《子夜》的思想主旨在于揭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政治主题,文章中提到的物质文明无形中是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的。真正沉浸在和享受着都市文化的,第一次以现代人的眼光打量着上海,探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是30年代出现的“新感觉派”小说。苏雪林曾说过:“以往住在上海一样的大都市而能作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是带着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2]

“新感觉派”是海派文学的一支,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新”,不仅在于其海派风格与左翼作家关注的内容背道而驰,而且在于其第一次用现代人的眼光打量上海,用一种新异的现代形式表现着这个东方大都会的城与人的神韵。他们打破了中国文学缺少都市文学的局面,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创始者。刘呐鸥可算是其中的先驱,不过他的都市小说大多有“非中国”和“非现实”的特点。能够避免这些缺点而继续努力的,是穆时英。[3]

穆时英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人称“新感觉派圣手”、“鬼才”等,他将“新感觉派”的都市小说发展至成熟。穆时英早期的作品带有左翼色彩,描写的多是介于乡村与都市之间的都市边缘人,不过他对于自己所写的东西毫无个人经验,所关注的也就是“应该怎么去写”这个问题,[4]其传奇性的浪漫色彩又使他与“左翼作家”区分出来,为他后来的都市小说写作奠定了基础。因为早期小说的成功,穆时英受到施蛰存的邀请,在其《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公墓》的问世,标志着他都市小说写作的开始。这部小说全面陈列了城市生活的辉煌和颓废,精细地描绘了一幅幅十里洋场的图景,深入地探究着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用充满现代主义色彩的表现技巧,将新感觉的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具有都市特色的场景描写

上海经过畸形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城市,[5]现代化程度很高,是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着新奇魅力的世界。穆时英的小说全面展示了这个“东方巴黎”光怪陆离的图景:

“《大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霓虹冲着他的嘴。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彩化装着都市啊!霓虹等跳跃着——

——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请喝白马牌威士忌酒……吉士烟不伤吸者咽喉……

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商,德茜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

回旋着,永远回旋着的霓虹灯——

——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消费性是现代都市的典型特征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与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同步的现代化大都会,外国的商品急需开拓海外市场,上海便是它们登陆的一个港口。它们以各种形式的广告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物欲,塑造了人们“理想”的摩登生活图景。眩目的色彩刺激着人们的感官,激发着人们对于都市的想像,铺天盖地的广告引领着时尚,引导着消费。这些消费场景在穆时英的小说里时时闪现着,大戏院、夜总会、跳舞厅、咖啡馆、跑马场、音乐铺、酒铺等都市有闲阶级流连的消费场所是穆时英笔下人物活动的常见地点。其中,舞厅对于穆时英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经常出入舞厅,曾苦苦追求一个舞女并最终与其结婚。对舞厅的熟谙使他描写舞厅的文字简直无与伦比,比如下面这段:

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白的台布上面放着:黑的啤酒,黑的咖啡,……黑的,黑的……

白的台布旁边坐着的穿晚礼服的男子:黑的和白的一堆:黑头发,白脸,黑眼珠子,白领子,黑领结,白的浆褶衬衫,黑外褂,白背心,黑裤子……黑的和白的……

白的台布后边站着伺者,白衣服,黑帽子,白裤子上一条黑镶边……

白人的快乐,黑人的悲哀。非洲黑人吃人典礼的音乐,那大雷和小雷似的鼓声,一只大号角呜呀呜的,中间那片地板上,一排没落的斯拉夫公主们在跳着黑人的踢达舞,一条白的腿在黑缎裹着的身子下面弹着:

得得得——得达!

又是黑和白的一堆!为什么在她们的胸前给镶上两块白的缎子,小腹那儿银上一块白的缎子呢?跳着,斯拉夫的公主们;跳着,白的腿,白的胸脯儿和白的小腹;跳着,白的和黑的一堆……白的和黑的一堆,全场的人都害了疾,疾的音乐啊,非洲的林莽里是有毒蚊子的。

——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这段描写有着强烈的视觉效果,在白与黑的反复书写中,在密度频繁的对比中,写出了舞厅那令人眩晕的缭乱节奏,使夜总会里人们那垂死挣扎般的欢乐得到了逼真的显现。

不同于山林田园的恬静,现代大都市是喧嚣而无序的,发达的机械文明使都市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快节奏”、“高速度”是都市人生活的显著特色之一。20世纪上海的街上跑着1932年的新别克、福特、雪铁龙汽车、“上海特别快”列车……“电车当当地驶进布满了大减价的广告旗和招牌的危险地带去,脚踏车挤在电车的旁边瞧着也可怜。坐在黄包车上的水兵挤箍着醉眼,瞧准了拉车的屁股踹了一脚便哈哈地笑了,红的交通灯,绿的交通灯,交通灯的柱子和印度巡捕一同垂直在地上。交通灯一闪,便涌着人的潮,车的潮。这许多人,全像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电梯用十五秒钟一次的速度,把人货物似的抛到屋顶花园去。……”(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这本来是物质文明进步带给人类的便利,但反过来却成了异化的力量,都市人追求“速度”也被“速度”挟裹着不由自主地往前走。穆时英曾这样说过自己对都市的感受:“人生是急行列车,而人并不是舒适地坐在车上眺望风景的假期旅客,却是被强迫着去跟在车后,拼命地追赶列车的职业旅行者。以一个有机的人和一座无机的蒸汽机车竞走,总有一天会跑得筋疲力尽而颓然倒毙在路上的。”[6]这个比喻中蕴涵着穆时英对都市快节奏生活对人的压迫的深切体验。

穆时英突破了中国传统对市井的看法与文学模式,以全新的审美眼光打量城市,描写了一幅幅声、光、化、电交织的,充满了速度与喧嚣的具有现代都市特征的画面,给了我们强烈的新奇感。

二、物质社会中人的精神家园的失落

(一)孤独寂寞。穆时英给我们描绘了上海极其丰富的物质生活,这些现代的物质文明本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而当这些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又成了压迫人、束缚人的异己力量,甚至使人产生一种焦虑不安的心理。城市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与大自然隔绝,脱离了土地,“无根”的意识深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穆时英笔下的都市人个个忧郁寂寞,精神上无所依托,无家可归,这种心理状态也是穆时英本人真切的体会,他说:“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无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是部分地,或是全部地不能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绝了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觉到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尝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钻入骨髓里。”[7]一个个孤独寂寞的人在都市里到处乱撞,在人群中、欢乐场中买醉,以求暂时遗忘掉那种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空虚孤独感。在《PIERROT》中,主人公潘鹤龄说到:“绝对的人和人中间的了解是不可能的事,纵然有友谊,有恋——恋也只有相对的了解。”主人公试图以爱情来慰藉孤独的灵魂,然而,女神却是需要金钱购买的商品。

爱情是穆时英暴露人物内心的焦点。但在他的笔下,爱情已失去了纯净高洁的本质,成了放纵欲望的游戏。在这种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游戏中,男女之间的心情是相当隔膜和轻薄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遵循着商品交换的规律,即商品流动越快,商品越升值。这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失落,是人的异化,是人生的无奈。在《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我爱这她(蓉子),她对我却是陌生人”,在“我”与女学生蓉子的关系中,我始终把握不定,“对于这种危险的动物,我是个好猎手,还是只不幸的绵羊?”昔日男女两性间浪漫的情愫变为“猎”与“被猎”的关系,美好的爱情变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人又怎能不疲惫与寂寞?《CRAVEN A》中那个美艳动人的女子,“在爵士乐中消费着青春,每个男子都爱她,可是每个男子都不爱她。”男子们爱的是她美丽的肉体,不爱她是因为没一个人试图了解她的心灵,因此,她一再提到“寂寞”。面对这种寂寞,她说“我怕它?我觉得自家是孤独第站在地球上面,我是被从社会切开来的。”“我”虽然同情她的寂寞却爱莫能助,而“我”又何尝不是寂寞的呢?CRAVEN“A”和“我”就是这个繁华喧闹的都市里所有人的寂寞,空虚却又无法互相安慰,想以放纵来消除寂寞,得到的却是更加难以忍受的寂寞。

(二)失意挫败。当西方的商业文明被横向地移植到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重农抑商、重官轻商的国度时,都市人心里产生失意挫败感是难免的。穆时英曾说过他创作的目的:“当时的目的只是想表现一些从生活上跌下来的,一些没落的pierrot。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者说,并不必然地显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的。”

穆时英深深地感受到现代都市的冷酷无情,提出了人被都市“压扁”的命题。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被生活“压扁”的孤独寂寞的人。《黑牡丹》中的舞女黑牡丹和“我”两个都是被生活“压扁”的人。黑牡丹时常感到被生活的激流冲到水底,再也浮不出来,而“我”无法摆脱地“机械地,用全速度向前”的冲刺,被“红蓝铅笔,打字机,通知书,速记”等繁琐的生活压着,时时想着会在“半路上”倒下。可是这两个人都无法主动寻求解脱。黑牡丹意识到自己不能离开奢侈的生活,假如离开了奢侈的生活,她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人,“我”也无法摆脱“我”的生活惯性。这种生活的重压,并没有以触目惊心的形式表现,而是在缓缓的叙事中,令人感觉生活像一个重重的磨盘,人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被它压扁、碾碎。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表现了五个典型的“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商人胡均益在企业交易所眼睁睁看着80万家产化为乌有;大学生郑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上人跟着别人走了;曾经美丽的舞女黄黛西为自己的青春不再痛苦不堪;学者季洁百思不解“你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是你?”的问题;一等书记缪宗旦被撤职而感到“地球的末日到了”的绝望。这五个人不约而同聚在夜总会里通宵达旦,狂欢作乐,最后胡均益开枪自杀,其他四人为其送葬。穆时英最后反复地运用一个“爆了的气球”的意象,象征地表现了这些被都市的速度淘汰和边缘化的人的命运也只能像这只气球一样归于虚无。总之,在都市里人人都面对这冷酷无情的世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凶多吉少。这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通病,中国不加选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横向移植,这种文明病也就不可避免了。

穆时英是属于都市的,他是都市之子。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都市的洋场生活中,深深地体验着都市里城与人的神韵。他描绘的世界表面上极大丰富、光怪陆离,内里却是一片虚空。他表现了西方商业文明给中国都市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人格异化,所传递的孤独寂寞、失意挫败等感觉,作为一种人生体验和审美经验,至今还能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情感共鸣,这也正是穆时英的过人之处。但是,他太年轻,他的生命过于短暂,他还缺乏真正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了解,从而导致他对人性的开掘未能更加深刻,对“建在地狱上的天堂”的本质也未能真切地描绘出来,这是穆时英留给我们的遗憾。但他毕竟向我们展示了现代都市与都市人的部分真实,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页,供后人永久凭吊。

注释:

[1]鲁迅:《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3]杜衡:《关于穆时英的创作》,现代出版界,1933年,第9期。

[4]穆时英:《南北极》改订本前言,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

[5]H.J莱斯布里奇:《〈中国概览:标准〉之“简介”》,转引自李欧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

[6]穆时英:《公墓·序》,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

[7]吴梅芳:《论穆时英笔下的现代都市感觉》,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苏雪林.中国二古十年代作家[M].台湾出版社,1983.

[3]杜衡.关于穆时英的创作[J].现代出版界,1933,(9).

[4]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M].经济时报出版社,1932.

[5]穆时英.黑牡丹[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李小宇 广东省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社科基础部 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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