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军　孙毓晗

摘 要:清代女诗人席佩兰约活动于清乾隆、嘉庆年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坛闺秀,影响较大。其诗才清妙,声名远播。本文通过对席氏诗集《长真阁集》中挽诗的分析,试阐释清闺秀作家跻身文坛的半独立身份,及其所传达的道德声音。

关键词:席佩兰 挽诗 才命相妨 半独立

一

清代女诗人席佩兰约活动于清乾隆、嘉庆(1760—1820)年间(案:另有“1762-1831后”一说),名韵芬,字道华,一号浣云,江苏昭文人,中翰席宝箴孙女。常熟席家系由苏州洞庭分支于此的巨贾大旅。[1]据载其初生之日,床前忽长灵芝数茎,故小名瑞芝,善画兰,自号佩兰。幼颖悟能诗,八九岁即学完《毛诗》,父又授之以《绿窗吟》诗。佩兰学诗十分刻苦,其自述云:

性耽佳句席道华,一诗千改墨点鸦。一字未安心如麻,倚柱夜看秋河斜。[2]

乾隆丙申四十一年冬,佩兰嫁给孙原湘,夫妇琴瑟和鸣,互为师友。孙原湘(1760—1829)字子潇,号长真,晚号心青,嘉庆十年进士,与王昙、舒位并称“后三家”、“江左三君”。

清代女学大盛,名媛闺秀开始冲破“男女授受不亲”的樊篱,通过拜师学诗、撰序题跋、联吟唱和等形式与男性文人接触,得到指导帮助,藉以跻身文坛。佩兰师从袁枚,备受其推崇,为袁枚心称为“闺中三大知己”之一。袁枚曾汇集女弟子诗,编为《随园女弟子诗选》,凡六卷,二十八人,位于卷首者即席佩兰。佩兰诗才清妙,袁枚嘉许其“诗冠本朝”,序其《长真阁集》云:

字字出于性灵,不拾人牙慧而能天机清妙,音节琮琤,似此诗才,不独闺阁中罕有其丽也。其佳处总在先有作意而后有诗。

袁枚对佩兰创作多有指导,对其参与诗坛酬唱亦多有提携。在恩师提携下声名远播的佩兰,以袁枚红颜知己、女弟子的文化身份跻身文学史。本文通过对席佩兰诗集挽诗的分析,试阐释其在文坛上的身份。

二

席佩兰有《长真阁诗集》,亦名《长真阁集》。今存《长真阁集》为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刊本,七卷,凡710首(组)(组诗以一首计),附《长真阁诗余》一卷,凡18首,共十二调。

《长真阁集》中有一定数量的挽诗,如《题项烈妇饮冰集并序》、《吴烈妇挽歌》(均卷二),《读吴节母传书后》(卷三),《嵇烈妇诗》、《挽翠亭宜人》、《招魂辞挽庄如珠夫人》、《挽潘儒人》、《挽汪秀峰夫人》(均卷四),《黄贞女挽诗》、《书唐孝女传后》、《袁母韩儒人竹柏楼居图》(均卷五),《挽陈继宣祖母谭太君石泉之母也》(卷六)等。

佩兰挽诗描述对象有节妇烈妇孝女、官宦命妇、闺秀才女,范围较广,可见佩兰声名远播,其诗人地位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

古代多有妙笔文士为达官贵人、朝廷命妇撰写碑文、墓志铭及挽诗,如宋濂、归有光、李东阳、郎瑛等人。亦有佣笔为生者,但是鲜有女性为人作挽诗。袁枚女弟子才华横溢者虽不乏其人,但为人写作挽诗的并不多。只有才情与品行都得到社会肯定的名媛才拥有这样的资格,而席佩兰获得了这个一直属于男性的资格。究其原因,可以说才情与品行的完美融合成就了佩兰在公众心目中的独特地位,而绝非仅仅是其恩师折射给佩兰的光芒。那么,是否就此可以说佩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呢?

从佩兰所作挽诗看其对烈妇殉夫的态度:如《题项烈妇饮冰集并序》云,烈妇吴氏,在夫死后锥经两次得免,后托疾饿死,佩兰认为吴氏之死是“仙骨返玉京”,“世留芳名”。清代烈妇殉夫的激烈行为(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席佩兰看来具有了“谪仙”返天界的浪漫意味。但佩兰又认为吴氏殉死“惧伤亲意,毕命衽席,非其志矣”。在《吴烈妇挽歌》中佩兰赞颂吴氏“卓哉烈妇明纲常,天遣斯人振颓俗”,“人生百岁谁无死,死而不死惟妇耳”, 烈妇殉夫的激烈行为再一次成为“上天的旨意”。

席佩兰对烈妇殉夫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仅凭几首挽诗很难判定。文字瘐死佞生,挽诗所具有的公众性,难以完全表达席氏的真实想法。但从席氏《黄贞女挽诗》等诗“人生更有难于此,笑把冰心指向天”,“闺中手迹怕人知,况复柔肠断若丝。素笺金鍼都搁起,心头自绣女贞枝”来看,她应该还是对殉夫行为表示肯定的,并对这些有着宗教狂热般隐忍的女性表示出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

再从挽诗看席佩兰对闺秀创作的态度。在《题项烈妇饮冰集并序》一诗序中,佩兰认为吴氏“有所作,不过是自适己事,以当痛哭,要皆有为而非无病呻吟。”她肯定了女性创作要有所为,不应无病呻吟,把女性创作从纯粹“自吟”“闲吟”的自怨自怜中提升到“有为而作”的高度,无论对男性或女性来说都是创作的关键所在。此观点对一个闺阁女子来说无疑是极有卓识的。

但是佩兰还是对一直流传的“才能妨命”说表示了认同。在清代,“清才浓福难两全”的阴影是女性书写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境遇好坏与女子本身才学并无必然关联,然三人成虎,在男性文人的渲染夸张下,“清才浓福难两全”一说为社会广泛认同。朱文娟《述怀小序》云“世无全福之人,丰于才者吝于遇。”[3] 洪亮吉在《吴琼仙墓志铭》云“女子不可有才,才过人则不寡必夭折,否则或遭危险困厄,有非可以常理论者。”[4]受此影响,清代才女表现出了对自身才华的复杂情绪,如袁绶常称“常恐福因才折”[5],朱璵常叹“堪叹才多命薄”[6]。清代男性文人笔下所夸张渲染的才女薄福的故事,最后往往以才女“原是天上仙子小谪人间”作为最终解释。

佩兰所写挽诗亦有此种思想的流露,如《题先姑母绿窗小咏后》(卷一):

一曲梅花雪满山,慢携焦尾问尘寰。爱才毕竟输天上,闺阁能诗便召还。

《招魂辞挽庄如珠夫人》(卷四):

……仙之灵兮往复还……玉京赦下崔归急。

《挽潘儒人》(卷四):

才华风格两如仙,忽报吴宫玉化烟。自是慧根能解脱,比他灵运早生天。

事实上,席佩兰作为苏州才媛典范,表现出了非常自觉的创作意识。其《与侄妇谢翠霞论诗》云:

世俗见迂拘,谓妇宜守拙。余曰理不明,究于理多缺。请观周南诗,谁非淑女笔。[7]

《上随园夫子书》亦云:

则《女诫》七篇,《周官》一册,未必非扫眉不栉之人,从容造就之圭臬也。[8]

席佩兰创作丰富,与当时文士闺秀酬唱频繁,声名远播,夫妇琴瑟合鸣,家庭生活相对比较幸福有关,其福慧兼修的人生历程就是对“才能妨命”说的否定。即便如此仍难免此种思想的流露,可见“谪仙”情结在当时人心目中的深远影响。一个女子从事了创作而命运不幸,就是诗书的罪,就是写作的罪;一个女子才华横溢而生命短促,那她就是“谪仙”下凡,她有才华是因为她是“谪仙”,她的才华不应该留在人世间,“此人只应天上有”。这种“才能妨命”的“谪仙”思想从根本上反映出女子从事创作难以得到社会真正的认同。

关于女性创作,清正统文士(以章学诚为代表)的观点是:妇女不应该以诗人的身份对外部世界发言,而应该以道德女教师的身份传达自己的声音,并且通过对自己家庭道德的影响,进而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即真正的女性声音是道德的声音,是她们读史通经的产物。而从当时关注女性创作的边缘诗人如袁枚等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推重的是那些兼具才、德、色、艺的优雅的咏絮才女。

女性从事创作无形之中会受到当时男性作者传统的影响,其时很值得深味的一个现象就是女性的“才子情结”。清著名女词人吴藻二十岁时著杂剧《乔影》,写东晋有“咏絮之才”的才女谢道韫,改作男儿装,在书斋展玩自绘的男装小影,抒发了对魏晋以来“名士风流”的憧憬与模拟。吴藻塑造的女扮男装的谢道韫形象,逾越了当时社会中的性别界限,背离了当时传统文化中的女子形象,但其追求目标还是男性创立的风范。此例足以代表很多闺秀的追求目标。那种才子情结和才名焦虑,无疑是受到男性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和“诗言志”的创作传统的影响。

曼素恩先生《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一书指出:盛清时期才女有两种模式——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和以“正始”为己任的女教师,前者是感情的,后者是道德的。二者可以取得和谐,将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与持家有方的符合儒家正统规范的贤妻集于一身。席佩兰无疑是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一。

佩兰以其道德者的身份,获得了社会肯定而具有了一个女子可以发出声音的机会,遗憾的是,佩兰传达的仍是道德的声音,其独立身份不是完全的。这是席佩兰思想中遵从传统的一面,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无可厚非。

注释:

[1]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2页。

[2][清]席佩兰:《长真阁集·诗中三友歌》,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卷7,第1页。

[3]朱文娟:《述怀小序》册4集7卷2,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21页。

[4][清]吴琼仙:《写韵楼诗稿》,清道光12年(1832年)刻本。

[5][清]袁绶:《琼华阁词补遗·金缕曲·送外》,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清光绪24年(1897年)南陵徐氏刊本,第6集。

[6][清]朱璵:《金粟词·昭君怨·题娟红女史题壁诗》,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清光绪24年(1897),南陵徐氏刊本,第6集。

[7][清]席佩兰:《长真阁集》,嘉庆十七年(1812),卷4,第7页。

[8][清]袁枚著,王英志编:《袁枚全集》册7,《随园女弟子诗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1,第9页。

(常军,孙毓晗 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兖州校区 27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