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燕

她只是一个修会的会母,但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她一出现,就会立刻成为人们眼中的焦点。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无论是穷人,还是富翁,都会被她玫瑰花般的芬芳所吸引。但她却不善于表现自己。一次,英国广播公司对她进行电视采访,她缩成一团坐在直播间里,几乎不能很好地配合电视工作人员。然而,她的梦想、她的信仰、她的实践、她的仁爱却让世界各阶层的人都为之倾慕。她就是印度修女特蕾莎。人们尊称她为特蕾莎嬷嬷。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她;罗马教皇赠轿车于她;巨富捐款于她;小孩子喜欢她;一位乞丐,宁可一天不吃不喝,也要把乞讨来的29分钱奉献给她;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内战,联合国调停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特蕾莎走进了战区。双方立刻停了火,让她带走了战区中的女人和孩子……

人们对特蕾莎热烈的爱与拥护之态让我们反思“财富”“幸福”的既给定义,追问当下人类生存的意义。答案也许我们一时想不出,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金钱、权力或其他物质层面的东西绝不是人类幸福得以维系的希望之点。人类生存的意义在哪里?也许,从特蕾莎的言行中,我们能有所感悟。或许,我们还暂时不能理解她的信仰和实践,就像我们作为无神论者难以理解上帝的存在一样。

只要相信自己是对的,

就绝不放弃

特蕾莎原名叫阿格尼丝,1910年8月27日出生于马其顿斯科普里的一个商人家庭,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的父母是阿尔巴尼亚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父亲尼柯拉•波亚鸠与一位意大利人合伙经商,拥有好几幢房子,对地方上的教堂慷慨解囊。

尼柯拉对子女管教很严,但却充满爱心,且思想前卫。在当时女子受教育并不普及的情况下,他鼓励女儿接受教育。同时,他也是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直主张阿尔巴尼亚从马其顿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他经常在家举行一些政治性集会。那些集会给阿格尼丝上了一堂深刻的人生课,使她从小就明白,一个人在追求一个目标时,力量和决心是不可或缺的。父亲经常对她说:“只要你相信自己是对的,就绝不放弃!”

1918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场阿尔巴尼亚人集会上,尼柯拉暴病身亡。在父亲去世之后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她的母亲卓娜总是对她说:“天助自助者!我们一定要自助,为了上帝的缘故!”因为卓娜的勤劳和聪慧,这个家庭又慢慢兴旺起来了。只是,宗教气息开始笼罩在这个家庭。阿格尼丝深受母亲奉献上帝的信念的影响,也相信母亲的话:为上帝工作这个行为的本身,已经可以得到足够的回报。卓娜经常告诉孩子们:“你们做善事,不要勉强地做,要像是在岸边丢小石子到大海那么自在才好。”

1924年,一位耶稣会神父来到了斯科普里创设了圣母会的一个分会——为年轻女孩设立的善会组织,阿格尼丝立即加入了。她在教会中得知有一个在印度孟加拉的罗雷多修女会。当时,阿格尼丝决意成为罗雷多修女会的一分子。当母亲听到小女儿所作的决定以后,在房里待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女儿的决定着实让她头疼,但由于她本人也是一位教徒,到最后勉强同意,并告诉阿格尼丝说:“就把你交给上帝,随上帝前行吧。”阿格尼丝后来说道:“从我决定要离开家去当修女开始,我就从来未对自己所作的这个正确决定有所怀疑。那是上帝的旨意,也是她的选择。”

1928年9月,阿格尼丝进入爱尔兰都柏林的罗雷多修道院学习。六个月以后,阿格尼丝在印度的巍峨山区开始了她的初学期。1931年,她发下初愿,取名特蕾莎,并被派往加尔各答安塔利区的罗雷多修女会教书。不久后,她当上了圣玛利学校的校长。

1947年,印度独立,但却分为了两个国家,西为巴基斯坦,东为印度。独立后的两个国家信仰不同,导致了不断爆发的冲突和成千上万难民的产生。当时,加尔各答凄惨的生活状况在全世界都出了名,被尼赫鲁形容为“噩梦之城”。在这个城市的众多人口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教育,只能靠劳务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在城市的街道上,是随处可见的匍匐在地上的病人和垂死者,或是奄奄一息的孩童和孤苦无依的母亲。当时,居住在贫民区里的人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岁而已。修道院的高墙把加尔各答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墙内,安全舒适;高墙外,是混乱,是贫病和饥饿。修道院的生活越是舒适,特蕾莎内心的不安就越强烈。她决心走出高墙。1947年2月,她获得罗马主教教廷的特准,即可以居住在修道院外,以修女身份继续从事传教工作。1948年8月16日,特蕾莎修女脱下了她十七年来每天穿的罗雷多修女会深色会服,穿着大部分印度妇女所穿的传统服装——“莎丽服”。尽管,特蕾莎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已有近两年的时间,但她后来形容自己离开罗雷多修女会是“我所做过的最大的牺牲,也是我所做过最困难的决定”。

穷人就是我的家人

我们所认为的软弱,恰恰是特蕾莎的力量。在特蕾莎看来,上帝用谦卑和忍耐成为人群里的最弱小者。为人类中最软弱无助的最为微小的穷人所做,便是为上帝所做。同时,特蕾莎让自己也保持着微小,让自己成为穷人。她在印度时,一直不穿鞋,即使外出需要,也只穿鞋,不穿袜子,甚至是在寒冷的冬天;她只用简单的食物,即使生病时,也只是吃盐和米饭。她让自己的衣食住行都选择了最微小。

特蕾莎出国参加会议时,常常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一个纸包里,再用一根绳子捆一下就算是行李了。在印度,这种纸包通常是穷人用的一种包裹。一次,特蕾莎提着一个草筐前往美国参加底特律分会的落成典礼。当前来迎接她的同工看到她竟然提着一个草筐走下飞机时,不禁落下泪来。那是1979年的6月,距离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只有5个多月的时间。不仅是自己,特蕾莎还让自己的修女,选择了微小——在饮食住行上都努力保持清贫:夏天没有电扇,冬天没有暖气,没有冰箱、洗衣机,甚至连肥皂和刷子都没有。特蕾莎说:“除非你过贫苦者的生活,否则你如何了解他们?”

关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财富关系,特蕾莎认为,上帝给予这个世界的恩惠,其实足够所有的人幸福地享用,但人们的奢侈浪费导致穷人失去了这份权利。这种浪费既包括物质上的挥霍,也包括精神上的不负责任。人类缺少爱心是导致世界贫穷的根本原因,而贫穷则是我们拒绝与他人分享的结果。既然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赐,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当有人在饥饿和贫困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富人便没有权利独自支配自己多余的财富。

在特蕾莎的眼中,穷人是伟大的、可爱的。有一天早晨,特蕾莎的住处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子,他告诉特蕾莎说,一个有八个孩子的家庭已经断炊好几天了。特蕾莎立即装了一小袋大米,亲自送去了。孩子们看到大米,高兴极了,饥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孩子的母亲接过大米后却把它分成了两份,把其中的一份分给了邻居,而且,她的邻居还是一个穆斯林家庭。特蕾莎见到了穷人的伟大和美丽——自己正在穷苦中,却无比怜悯那些跟他一样穷苦的人。小时候,她的母亲常会带一些穷人回来吃饭,并告诉她那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她知道这是母亲为保护那些穷人的自尊心而这样说的,而特蕾莎干脆说:“穷人就是我的家人。”

有人指责特蕾莎把穷人神化了。其实,特蕾莎把修会人士的自愿性贫穷与因社会体制不公所导致的强迫性贫穷分得很清楚。她说:“贫穷是我们拒绝与人分享的结果。上帝没有创造贫穷,他只创造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放弃贪婪,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贪婪——对权利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名誉的贪婪,这是当今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她还说:“总有人说,与其给他们鱼,还不如教他们怎样钓鱼。我们只能回答,多数接受我们帮助的人,甚至已经没有了手握钓竿的力气。”“社会的发展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并非是贫苦人所需。如果有一个人即将死去,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时间去探究他为什么会落入这般田地,然后去列举一系列可以补救的社会法案。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帮助他们平静而有尊严地死去。”

1953年,仁爱传教修女会正式设于加尔各答。它服务于最贫穷的人,“照料伤残孤苦之人,并且教育流浪儿童,探望乞丐及其子女,安置被遗弃被驱逐未蒙爱之人”。

临终关怀院(也叫“垂死之家”)成立于1954年,是特蕾莎创建的专供垂死者和贫病者的安息之地。每天,修女们从街道旁、阴沟里,有时甚至是从火葬场和坟坑里救起那些穷病伤残者,或濒死者,其中,有老人、孩童,有男人、女人。他们有的浑身溃烂;有的伤口处生满了蛆虫,身上爬满了蚂蚁……他们中的大多数,大概一生都没有洗过一次澡。而修女们却细心温柔地为他们清洗,包扎,不抱怨,不嫌弃。特蕾莎说:“垂死的人必须受触摸,被拥抱,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也必须让他们感到仍然有人在爱他们。”一位老人,在入院的当天傍晚就死去了。他是特蕾莎从垃圾桶里找到的。老人死时泪流满面,感激地对特蕾莎说:“是我儿子将我扔在外面的,你为什么要救我呢?我一辈子活得像条狗,但现在我却死得像个人。”

在临终关怀医院刚刚建立的时候,就经常有人把孩子丢在门口。特蕾莎便在院旁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儿童之家。儿童之家除了收养弃婴,还兼作产科医院和学校。特蕾莎说,在所有穷人中,恐怕没有谁会比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更贫穷无助的了。刚捡回的婴孩,几乎个个都有着轻重不同的残疾。修女们细心地为他们洗澡、喂奶、喂药,除此之外,修女们还必须抱吻孩子,逗他们玩乐,让他们从身体到心灵都感受到母亲般的爱抚和温暖,即使他们身上长满浓疮、疥癣。时至今日,加尔各答的儿童之家已发展成一个有几栋高楼的相当完善的机构。门诊部专门为穷人的孩子看病。这里每周要接待约2000个病人。

随着社会上参与仁爱会的人员的增多,特蕾莎把帮助的范围扩展得更广。1957年底,印度政府同意特蕾莎在加尔各答郊外一个叫安哥拉的地方建第一所麻风病收容中心。1963年,仁爱传教修士会成立。1965年,修女会将会务拓展到其他国家。1969年,特蕾莎修女国际合作协会成立,允许非神职工作者的加入。1980年,修会的所有收容之家开始向吸毒者、娼妓和受虐待的妇女开放。1985年,第一所爱滋病医院在纽约建立。1988年,为拯救因核意外而受到辐射伤害的人们,特蕾莎向前苏联提出申请,促使一所位于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救济中心迅速建立……截至1997年特蕾莎去世,仁爱传教修女会已在世界各地开办了600所会院,分布在127个国家,共有修女修士7000多人,其中修女4500人,分别来自111个国家,有很大一部分修女来自印度的中产阶级,有的甚至是出生于婆罗门阶层的贵族小姐。

爱,从一个人开始

特蕾莎说:“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亲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迷失在数目里,而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她深信,即使只为一个人,耶稣也会献出自己。她认为现代人都迷失在制度里了。特蕾莎只关心人,每一个具体的人,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一回,特蕾莎去参加一个世界性的反饥饿大会。在会场外,她看见有一位老人饿倒在路边,就立刻带老人回到了修会,连会场都没有进。事后特蕾莎说:“抢救一个饥饿的老人,比参加一个反饥饿大会更加重要。”特蕾莎强调实践,强调身体力行。她说:“我不但要信仰,而且要实践——我要身体力行。”对于特蕾莎来说,自己的信仰即是爱,付诸行动即是服务。没有服务的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一种实质性的服务中,才谈得上分享上帝的馈赠。她说:“爱不是赞助。因此别只是给钱,而是要伸出你的手——我们的手何其温暖。我不同意好高骛远的行事态度——爱,得从一个人身上开始。”

特蕾莎说:“使人类幸福的方法有很多,减少人口,发展科技,这都是可以的。但如果人们对十字架上呼喊‘我渴的声音不予理睬,那么,任何方法都不能真正有效,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特蕾莎对这种“渴”的理解,既是指身体的需要,也是人类在受苦时对爱与关怀的渴求。在特蕾莎看来,一个基督徒必须时刻聆听“我渴”的声音,而且要在每个苦难者身上看到基督。爱,得从关怀身边的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开始,得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在现代社会,许多家庭物质上并不贫困,但是他们会疏于对家人关爱。一些家庭,因为工作太忙而无法体恤老人的孤单情绪,或无暇照顾孩子,导致了老人和孩子心灵世界的孤寂。在特蕾莎看来,这种孤寂感也是一种贫穷,一种精神上的深度贫穷。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特蕾莎提倡对家人的爱。1977年,她在英国剑桥大学讲演时说:“今天的世界一片混乱,人也饱受痛苦。在我看来,这是人们未能在家庭生活中找到爱的结果。人活着,除了需要口粮外,也渴求人的爱、仁慈和体恤。今天,就是因为缺乏相爱、仁慈和体恤的心,人们的内心极度痛苦。今天,我不能给你们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看看你们身边,如果在你的家里看见贫苦的人,那么,就从家庭开始爱,付出微笑,付出时间给身边的人,直到感觉痛苦——真正的相爱,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她进一步指出:“感觉到自己没人要,是人类所经历到的最糟糕的一种疾病。我们必须将家庭变成无尽怜悯与爱的源泉。”

西方世界,虽然有人为物质的贫穷发愁,但更多的生活富足的人把自己关在舒适的住宅内,完全与世隔绝。有的人,死了几天或几周后,才被人发现。特蕾莎说:“西方世界的贫穷是一种不一样的贫穷——不仅因为孤寂而贫穷,也因为心灵的贫乏和精神的困顿而贫穷。”在她看来,所有的心灵贫穷者,都是另一个饥饿的基督。特蕾莎带领修女们走上街头,寻找那些孤独的身影,或是流浪的少年,或是酗酒者,或是落寞的老人。在纽约,仁爱传教会会在一年的若干个时间里为一些孤身一人的人们提供相聚的机会,使他们在聚会里能和人接触。很多人,都为这些特意为他们准备的日子而充满期待,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和平和温馨,感受到被认可和被接纳——被爱。

在《献给天主的礼物》一书中,特蕾莎描述了她去探望一位老人的情景:“在那个房间里有一盏美丽的灯,已被尘土覆盖多年。我问他道:‘你为什么不点灯呢?他回答:‘为谁而点呢……我又问他:‘如果有一位修女来看你,你会点灯吗?他答:‘我会的。如果我听见人声,我就会把灯点着。有一天,他传话给我说:‘请告诉我的朋友,她为我的生命所点的灯仍在继续燃烧着……”

“幸好偷走的是钱”

——修女也幽默

特蕾莎的身份是修女,但她也是人,在许多时候,她也会表现得和我们常人一样,甚至更活泼,更幽默,更聪慧。

当特蕾莎与修女们一起到郊外野餐时,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不仅和年轻的修女赛跑,还引吭高歌。有一回,在贫民区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她竟然拦住了一头狂奔的公牛,让在场的每一个人目瞪口呆。有时,在修女们看来,她不像一个严肃的住持,更像一个爱开玩笑的大姐姐。一次,有个小偷潜入修女们的宿舍,偷走了4万卢比,修女们都深感不安,有个修女还哭了。特蕾莎却说:“幸好偷走的是钱,如果偷走的是人,那就更不得了啦!不过我不相信有这种危险的可能,因为你们还没那么漂亮。”哭泣的修女听到这话,即刻破涕为笑。

特蕾莎经常到世界各地检查修会的工作情况。为了节省费用,她尽量搭乘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但更多的时候,她又必须坐飞机。有一回,特蕾莎突发奇想,要是乘飞机不要钱就好了。于是她去对工作人员说:“如果你们允许我免费乘机,我愿意在机上做你们的助手,或是空中服务员。”工作人员笑了,他们认识这个著名的修女,但表示他们没有权力决定这件事。那一天,是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所儿童之家成立的日子,现场来了很多身份显赫的嘉宾。印度总理尼赫鲁也来了。这使得特蕾莎感到非常意外,她对尼赫鲁说:“您知道我工作的性质吗?需要我跟您介绍一下吗?”尼赫鲁回答道:“不用了,我都知道了,所以,我才到这儿。”她宽慰地笑了。尼赫鲁又说:“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您必须四处奔波,因此,我为您要到了一张印度航空公司的免费登机证。”

一次,特蕾莎乘飞机从伦敦返回加尔各答。飞机起飞三个小时后,空中小姐就送来了午餐。她发现这份午餐比临终关怀院和儿童之家的食物好多了。于是她想,如果那些贫穷的孩子也能吃到这么丰盛的午餐,该多么美妙啊!后来,她发现一位女孩没吃,就放在了那里。于是她忍不住问服务员:“你们平时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服务员回答道:“等飞机一着陆,我们把它们全部都丢掉。”听了服务员的话,她非常非常难过。她想,这个世界上许多人不仅没有午餐,连晚餐也没有。那些穷苦的人,一辈子靠捡垃圾堆里的食物为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食物。而在这里,这些食物却要被当作垃圾扔掉。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他们吃,他们一定会很高兴。于是她对服务员说:“你能把那些东西给我吗?”她的话使得服务员和飞机上的乘客都非常惊讶。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她,但特蕾莎一点儿也不在乎。服务员友好地说:“好吧,请你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完全没有动过的午餐,你都带回去好了。”就这样,她那天大获丰收,把飞机上的午餐都带了回去,并告诉修女们说:“从今以后,我们就去机场把那些剩余的午餐都拿回来给孩子们吃,大家也都可以吃。”这样,特蕾莎就为她的穷人们和孩子们又开辟了一条新的丰盛的食品供应渠道。

特蕾莎以自己的付出而成为了20世纪获奖最多的人。她一生大概获得过80多项荣誉和奖励。但她却说:“有时候我觉得悲伤,因为我们做得这么少。许多人赞扬我们的工作,但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人类的痛苦却无边无际。”1979年12月8日,她到挪威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评奖委员会准备设宴庆贺。特蕾莎却要求把宴会取消,将餐费用于加尔各答的穷人。评奖委员会委员长萨涅斯同意了。宴会的花费大概是7000美金,而这豪华国宴只能供135人享用,但是把这笔钱交给仁爱传教修女会,修女们就可以让1.5万印度穷人饱餐一天。她的行为很快被传到世界各地。在她的影响下,颁奖仪式一结束,挪威的临国瑞典立即发起全国性的捐助活动,一次募集的款项就达到了40多万瑞币。

后 记 老年的特蕾莎多种疾病缠身,肺炎、天花、脑血栓、慢性肾病。1997年9月5日晚9点30分,这位深爱穷人并为穷人所爱的伟大修女因心脏衰竭在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部安然辞世。辞世时,她拥有的全部财产是: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滚着蓝边的白色粗布莎丽——一件穿在身上,一件待洗,一件已经破损,需要缝补。

得知特蕾莎嬷嬷去世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加尔各答人民涌向修女会总部。其中,有天主教徒、回教徒、印度教徒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与此同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首脑和政要都发去唁电,用不同语言表达了他们的哀悼和崇敬。9月7日,远在罗马的教宗若望•保罗专门为嬷嬷献上了一台追思弥撒。教宗说:“这位举世公认的穷人之母,为所有人——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即向我们见证了上主的爱。她的经验使我们知道:就算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刻,人生仍然是有价值的,只要有爱。”

【作者单位:教育文摘周报社,北京,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