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笔者一直认为,对青少年与青少年教育的研究要放在未来展望、历史继承与现实把握的交叉点上来进行,要置于多门科学、多种学科的视野下来思考。如何把握当代中国青少年道德建设的取向与定位?本人的观点是:当代青少年的道德建设,应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应着力于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的建树,应以公共伦理教育为重心,以公民——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起点。

在现代化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为什么要提出青少年道德建设重心的问题?如何确定重心变革的依据?如何实现重心的转移和重新定位?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道德建设重心的反思

当代青少年是未来的市民、国民,其道德建设重心的确定,必须放在这样几个背景下来思考:一是现代社会的发育与建设;二是公共伦理生活成为最主要的日常生活;三是市民、国民素质与上述社会生活的相适应。

由此,我们将在以下诸多方面的平衡中来考虑道德建设的重心问题:一,理想道德生活与日常公共伦理生活;二,理想道德品质追求与日常伦理规范遵奉;三,教化伦理宣传与生活伦理养成;四,古典美德崇尚与大众道德提升。

现代社会是大众社会、公共社会,现代生活也就是日常的公共伦理生活,很显然我们的重心只能向大众、公共、日常生活这一端倾斜;但是,倾斜决不是一面倒,作为理想、品性、美德,我们应该崇尚,也要鼓励追求,但却不可强求一律去推行,更多是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去逐步养成。不过,鉴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的有限理性,现阶段道德建设的重心只能落在大众、公共、日常生活这一端。

二、道德建设重心研究的

多学科理论视野

现代社会的公共日常生活伦理建设与教育关系密切,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人类文化学家、社会教育家等从不同视角就公共伦理与道德品性的追求以及相关的人性、社会建设问题提出了各自看法,这些不同学科的理论成为本文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

1.康德提出了人作为有限理性者必须认同与维护公共伦理规范,也就是说,人要摆脱“有限性”的存在状态。成为一个理性存在者的关键就在于分清臣民与公民的区别,认识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互依互存,从而成为公共伦理生活中的主体而非附庸。

2.滕尼斯与迪尔凯姆分析了共同体与集体意识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必须不失时机地构建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秩序与伦理规范,并依托于行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来实现。

3.拉尔夫•林顿认为,人类行为和主张的基本一致性或曰标准性构成了“文化模式”,而现代公共生活的发育、公共伦理的践行和公共精神的张扬,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是构建特定社会的必要条件,也将塑造与社会相适应的人的素质。在这里,社会、文化模式与人是互为依存的关系。

4.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对公共理性问题进行了论述,前者注重可行的政治公共理性,后者追求理想的人文公共理性,从而互补地共同构建了现代公共理性的下限与上限。

5.亚洲的社会学家尾关周二基于社会共生类型与人类交往理性的互动关系,主张在“共同的共生”与“共生的共同”的平衡稳定中,从传统的共同体走向现代化的公共社会。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于儒家文化圈的亚洲社会有极大的意义,并将推动相应教育理念与目标的转变。

6.中国学者黄万盛批判全球化的三大原则: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他的批判分析是对工具性质的公共理性的超越,也是对一种新的公共理性——人文公共理性的呼唤。这一观点使我们认识到,人文公共理性有可能引导人类走出科学主义、经济理性与消费享乐主义的泥潭,在共同善的目标下构建世界共同体。

三、实现建设重心转移的

历史与现实依据

(一)历史反思:不和谐文化与国民性缺陷

人类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化的传承。在物质匮乏和强权统治下,人们出于生存理性中避害趋利的本能往往凸显人性中的幽暗面,从而累积形成一种反社会反伦理的不和谐文化,在这种不和谐文化与人的生存理性的互动下型塑的国民性有着很多的缺陷。在长期的专制社会与小农经济的生存环境中,国人有两个最主要的缺陷:一方面不尊重独立意识、独立人格,另一方面也不重视公共意识与公共精神。这就使得中国现代公共社会日常生活运行成本很大,更严重阻碍了公共秩序、公共社会的健康发展。由此,国民之公共伦理素质的提升已经历史性地成为今天社会教育的责任,这就是青少年道德建设重心转移的历史依据。

(二)现实把握:公共问题的认知缺失与动力心态的偏颇

实证研究发现,当代青少年的公共伦理素质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不足:一是对于公民认知的“有限”与“有误”。这主要表现为将公民简单地理解为好人,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也不甚了解,特别是对做一个好公民的认同比率竟然与年龄成反比。还有相当比率的青少年有误将“公民”当作“臣民”的倾向,还有过半的被调查青少年对遵守公共秩序是人己两利之举表示不认同,凸显出公共理性的盲点。二是对公共伦理遵奉的被动性与对“搭便车”行为的高度认同。数据显示,对现有公共伦理的遵奉,过半的被调查者是出于“不受处罚”和为“受大家尊敬”等他律的外在的原因;另外,几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无人管理就闯红灯、违规发财、走捷径超过别人等表示理解和认同,特别严重的是这一比例与年龄成正比,年龄越大认同率越高。这些调查足以成为我们进行道德建设重心转移的现实依据。

四、人性假设与人类社会发展需要

视角下的重心取向

对青少年道德建设重心的定位,也应在微观的内在依据与宏观的外在需要的交叉视角下,也就是在追求深度的人性假设理论框架与探寻广度的物、人、文化与社会四维互动的系统性研究思路的结合中展开。当然,这些分析既是对前面内容的小结与归纳,也是对前述问题的扩展与深入。

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人—国民—青少年的发展为基础,而现代社会中人的发展和人的独立人格的培养,以及置身于风险社会、公共社会和网络社会的素质要求,成为了青少年道德建设重心取向的前提。

五、道德建设的重心定位

现实生活的演进与当代社会的发展,推动着传统伦理生活向现代日常生活伦理的转型,也促进着革命时期的集体主义向后革命时期的社群主义或曰新集体主义的发展。现代公共伦理的构建与新集体主义的传播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由此公共伦理教育也必须成为从今往后广大青少年群体道德建设的重心。

较之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教育,本文提出的公共伦理教育在中国应更有针对性,更注意现实问题的把握与实际问题的解决。因为,公共伦理教育不仅注重每一个公民的主体性立场,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独立人格,而且更注重主体间性的问题,也就是强调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生共荣、互动双赢。对于曾经被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与国民心态而言,关注主体之间的现代契约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培养教育,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与相应国民心态的调整无疑极具现实性。换句话说,我们要真正实现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目标,那么公共伦理教育就是基础,其培养出来的公共理性、公共精神才可能给予国民有序参与的意识与能力。由于中国的国情,恐怕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此类教育将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由此,与其将来为应对“瓶颈”而高成本“补课”,倒不如早日将公共伦理教育确定为当代青少年道德建设的重心,并加以制度化的保证与实践的推进。

六、道德建设重心的起点选择

现代公共伦理生活的扩展、公民社会的建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同时,思想文化资源的不足导致国民面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困惑,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弥补不足、摆脱困惑、实现和谐共同体的建设,这是即将成为未来中国公民的当代青少年道德建设的重心所在。重心实现的路径就是公民—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与公民有序参与的实践。而公民—共同体意识教育无疑是一切的起点,更是人们价值与行为取向的基石。这一基石的核心部分,就是现代共生共存理念的传播、接受和内化。

这里所说的共生,可理解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物质财富、共同生产精神财富、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共同享受生活资源;共存,可以理解为互相帮助、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共同追求人类幸福。共生共存理念表现为:

1.共生共存理念强调的就是要限制一部分人利用已经占有的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场权力)任意挥霍和侵占他人的尚未占有而应当占有的权利。时时要想到自己生存别人也要生存,共生首先是人类共享的共同生存权。另外,还有一个共同发展问题,“抽肥补瘦”是共同发展的需要,没有“瘦”,也就无所谓“肥”。相辅相成、相依相靠的关系,就是共生关系,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均是如此。

2.教育世俗社会的人们,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不仅仅表现为对人有礼貌、讲礼仪、尊重人格,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对别人生存权、发展权的关爱和争取。共生共存理念既是当代人生存交往的原则,更是普遍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过去、现在,还关乎到未来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关乎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共生共存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暴力、侵犯、杀戮、奢侈和浪费。浪费,就是间接地侵吞他人应享有的资源;节约,就是为他人预留资源。

3.共生共存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要从类生存的高度看待问题。所谓类生存是指人类生存于由“过去”展开的“现在”,总是以未来规范现在。尤其是已经进入了“人的自觉”时代的当代人更应确认:“共生共存”的理念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自觉提升理性——从生存理性到交往理性的根本依据,更是人们主动遵奉公共伦理规范、自觉维护社会有序运行的内在动力。特别要强调的是,传统社会是英雄社会、精英社会,有信仰、富有理想的志士仁人是社会的实际推动力量;现代社会是世俗社会、大众社会,有“共生共存”理念、有社会责任感的普遍民众是社会的真正推动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精英的责任在于主动积极地坚守、传播和维护“共生共存”的理念。

世俗社会的人所要考虑的最远大、最深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幸福健康地生存下去。生存问题,是相对长远的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也是有理性的人忧虑的根本问题。人类的生存问题总是与其素质状态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共生共存的实现自然也与人类自身的意识与能力的型塑紧紧关联。所以培育共生共存的意识、态度和养成共生共存的能力至为关键。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这些意识和态度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培育:一是以共生共存、人己两利为核心理念的公民共同体的大众价值观教育,二是以公民伦理、公民理性、公民精神为底蕴的世俗人生观教育。相应的能力则主要通过民众的自我教育,在体现个人利益、个人兴趣的自治组织、社会团体中,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践、社会参与来完成。

比如,作为社团组织的少先队、共青团、工会、妇联乃至合法的宗教团体、民间社团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自我教育活动;又如,农村的村民自治、企事业单位基层的各种自治活动。当然,这些自治都应该是在相应的制度设置下的有序的、理性的、合法的活动,而上述的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将成为这些活动有效有序展开并取得成效的保障。在这些活动中,人们的现代公民素质将得到不断的提升,相应的活动与相应素质的逐步提升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孙抱弘,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青少年素质养成机制的研究。上海,200020】

责任编辑/杨建伟

道德箴言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