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明德讲堂”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陈家琪教授在“亲近母语”活动中的讲话。当陈教授在同济大学再次演讲该话题时,引起了热烈讨论,并得到一位学生的书信回应。

陈家琪 1947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现任同济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德国哲学》编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人在江湖》《人生天地间》《话语的真相》《经验之为经验》《沉默的视野》《形而上学的巴别塔》《浪漫与幽默》《在国外的日子里有所思》等作品。长期从事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德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的研究。

人生在世,除了生老病死,总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人从小到老,哪怕身体上的一切可替换的器官都替换了,自己也变得认不出自己了,但依旧还是自己。哲学上把这叫做“自我认同”。

现代社会,人的“自我认同”越来越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紧迫问题,因为时间、空间可以分离——现代媒体往往会使我们不知今夕何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风险太大,偶然性太多,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使一个人既失去自信也失去信任。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说,“自我认同”就意味着“我”必须满足“我自己”内在的连贯性要求: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小时候的“我”是“我”,现在的“我”还是“我”,只有这样,“我”才能自信自己所具有的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这种自信是在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化,指的是借助于对语言符号的吸收,把自己结合到某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如果说自信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支撑这种连贯性和统一性的能力的话,信任则就是能做出别人也具有这种能力的判断与决定;如果说自信靠的是过去生活经验的积累,那么信任则必须完成一种超越,即在完全超越了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判断与决定。过去的生活经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或这些人是些怎样的人,他们是完全陌生的,但我依旧能做出某种判断与决定,就如我对我自己有着某种自信一样。这些话说起来很抽象,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诸如此类的自信与信任问题。“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必须要有基本的自信。去银行、去商场,与人交谈,特别是在他乡遇故交,或在外国遇到本国的人,我们都必须作出是否信任的决定。一般来说这种决定都是自然而然或在下意识中完成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自信与信任上面临空前的考验,屡屡上当受骗,加上各种类似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类的宣传警告,我们不但对他人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也对自己是否还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与统一性失去了自信。一方面,这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即当我们走出原来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子后所必然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我们的社会化过程,即“借助于对语言符号的吸收,把自己结合到某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出了问题。

我们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讨论母语问题的。

我把母语定义为一种与生俱来的适应环境的先天能力。这里所说的“先天”,是说人与其它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天生就具有接收、吸收、学习、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个人出生的最初几年里就能完全表现出来。如果表现不出来,我们就说这个人具有某种先天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有“先天缺陷”这个词,也就应该承认人有“先天的能力”。语言符号是什么?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基因、文化密码,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各种象征、各种情感、各种回忆,承载着他们对起源、目的、价值的共同想象。只有人才能吸收、使用语言符号,也只有人才能成为具有文化的人。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一种信息的传播,它靠的就是语言符号的传播,或者说,正是语言符号使文化成为可能,也可以说,语言符号就是文化,就是文化信息的传播。这里所说的“环境”,指的是语言的环境、文化的环境。

整个世界为各种各样的信息所渗透,也有很多哲学家干脆认为世界就是被各种承载着文化信息的语言符号构造起来的;与其说是我们发现并适应着环境(世界),还不如说我们发明了这个使自己可以适应的环境(世界)——用语言符号去发明它、适应它。用汉字发明的世界与用西洋文字发明的世界到底有何不同,这还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话题。我们之所以说儿童有自己的世界,就是说他们用他们的语言符号发明了一个为他们所喜爱的世界,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只为他们所拥有的世界之中。我们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就需理解他们的语言符号,在他们的语言符号中有着他们的象征、情感、回忆,通过这些符号唤起他们对起源、目的、价值的想象。我们小时候也有自己的想象,大了以后就忘记了,因为世界是不断被发明的;而且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于另一个不同世界的想象,现在的孩子就是对相同的语言符号也有着与我们小时候完全不同的想象空间,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有科学家告诉我们,从宇宙大爆炸那一刻起,宇宙间就充满了各种信息:粒子、光子、电子等等。当今最著名的生物学家,被誉为“20世纪的达尔文”的恩斯特•迈尔在《进化是什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月版)一书中告诉我们:生命的出现与生长有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吸收能量,二是如何复制生命;相对来说,生命的复制更困难,因为它涉及到遗传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参见该书第44页)相对于人类而言,这种能量(信息)的吸收与生命的复制都与语言有关。生命的最初信息(DNA)从一开始就具有着“意指功能”,就携带着信息寻找接收者、吸收者,如植物从太阳获得能量(信息),相对来说较为被动,动物就要主动得多,动物之间的争斗往往是根据对方用“肢体语言”所传播出的信息(姿态)而作出的决定;到人就更主动了,从语言符号获取文化信息,超越了实物的限制,语言符号就是有声的、可以描画出来、写出来(象形的汉字是最为有力的证明)让对方明白的信息(姿态)。迈尔说:“动物物种只有发送和接受信号的系统。语言作为一种复杂的交流系统必然要包含句法和语法。心理学家已经努力了半个世纪,试图教授黑猩猩语言,但是未能成功。黑猩猩似乎缺乏使用句法的神经构造。所以它们无法谈论未来或者过去。”(同上书,第254页)

各种生命都在摹写自己的世界,环境就是一个被摹写了的从而也就熟悉了的世界。西语主要靠的是声音的传达,我们则主要靠的是汉字的象形,即《周易》中所谓的“观象以制器”。先观象,再制器,然后再以器表意,慢慢使其意取决于上下文而不是其最初的所观之象。不管怎么说,一种生命如果与环境不相适应,这种生命就会灭亡;一种语言如果失去了这种环境中的表意功能,这种语言也就会灭亡。母语就是我们最初摹写世界的工具,慢慢地,母语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为另一国家的公民,也会运用另一种语言创造出非凡的成就,但他最初用于摹写世界的母语总是不能忘怀的,因为正是母语给了一个凝聚着他的情感与想象的世界,使他有了最初的适应世界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另一国家的公民,但“祖国”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正如“母语”也是不可替代的一样。母语就是一个人在生存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因素。

如果说母语就是文化基因、文化密码的话,那么它在使我们熟悉了自己的环境(因为我们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的同时,也就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走不出自己为自己所挖掘的“文化洞穴”。在这一意义上,掌握更多的语言,接收更多的文化信息,从而能适应更多的环境总是一件好事。任何语言都既有形式上(句法上)的要求,也有内容上(判断框架上)的要求。形式上的要求(句法)有如组合玩具一样,变化万端,但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上的要求就是依据一些基本的价值框架进行判断,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作出这样的判断才能与环境一致(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自信与信任),它的最为基本的依据建立在“我们想过怎样的生活”“怎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才能”上。按照查尔斯•泰勒的说法,“如何避免痛苦”与“怎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与维护个人的尊严”也是判断内容上的基本框架。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是依据这样一些框架在判断中获得的。

回到母语,亲近母语,强化母语教学,说到底是要重树我们的自信与信任。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认为,哲学的使命始终在于对传统作出回应,也就是要对我们最初所摹写的世界作出回应。这里的回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思考古老的价值判断框架是否还能容纳现代社会所生发出来的种种要求;二是对我们母语中的语义学潜能进行重新阐释,这里特别指的是对各种神话、童话、传说,也包括巫术、方术、占星、风水、福瑞、凶兆等等的阐释。如果我们今天无力通过一种社会化的中介使这些“文化基因”或“文化密码”重新成为我们共享的判断框架,那么总有一天这些语义学潜能就会变得完全无从认识,于是我们也就无所归依。

母语的不可替代性,说到底,指的是古老传统中的语义学潜能的不可替代性。只有我们才知道具体到一个字、一个符号、一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写出《初唐诗》《盛唐诗》《追忆》等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专著的著名汉学家美国人宇文所安,用他妻子田晓菲的话来说,“一方面他十分有学问,懂得很多中国人都不懂得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十分无知,普通中国人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他却频频出错。”(参见2009年4月20日的《文汇报》)原因就在于汉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如果你通晓多种语言,对哪一种语言(特别是方言)的日常用法、对其语义学意义上的象征、隐喻、暗示有着大众化的领悟,那么就只有那种语言才是你真正的母语。

当我们真切感受到自信与信任的危机时,也就应该感受到了母语的危机。

教育的最高理念就是使母语中的“文化基因”“文化密码”不断隐喻性地成为我们共享的价值判断框架。

致陈家琪教授的一封信

陈老师:

您好!今天听了您的讲座,再结合自己近半年来准备GRE和TOEFL考试的感受,有一些想法,想写给您看看。我没有那位土木系同学的勇气,更因为自己的语言表达不好,所以很少在讲座中发言,只能回来自己写写了。

先说“母语”。我觉得有个英语单词对于开始学习语言、认识世界的0—4岁的小孩子很好——Decipher(解码),因为他们看到的世界的确就像密码,很神奇,难以理解。一方面是因为生理原因,大脑还不能对事物运动和变化作出基本的逻辑判断,未能建立时间、因果等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因为还没有形成能破解这些密码的规则,即语言。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最先学会用来表达自己思维状态的那种语言,就是母语。

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有些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就能接触很多不同的语言,学会并能很熟练地使用它们。我曾经问过一个至少懂三种语言(哈萨克语、维语、汉语,还能听懂一些她也不知道是什么语种的中亚地区的语言)的维族女孩:“在你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些语言不会打架吗?”她说:“要看是对谁表达。”其实,会这么多语言对于她自己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从小就用它们生活,所以这些都是她的母语。而语言学家的研究也表明,对于八岁之前的孩子,学习外语比成人要容易得多,因为孩子的听觉很敏锐,同时急速发育的大脑,很容易就能建立起对于第二语言的神经联络,只要有一定的语言环境,学外语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比如印度街头擦鞋的小孩,都会用好几种外语来揽生意。

由此,母语的学习过程,更多的是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原因,孩子必须马上学会一种语言来理解和适应周围的环境,而这种最先形成的语言对于他的人格和人生又起了怎样的塑造作用,这就远远超出了生物和生理的内容,因为语言里包含的文化、历史、社会规范、道德标准或民族特征等内容都在塑造着白纸一样的孩子。

当一种语言成为母语后,形成这种语言的千百年的历史和千百年来沉淀的文化特征也就开始塑造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开始自我认同和渴望被周围环境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犹太人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德国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通晓十几种语言的父母以及那些经历过大流散而迁徙到巴勒斯坦的“旧式犹太人”,“他们可以大谈民族、历史、社会、哲学问题,但是却难以表达私人情感,而且面临着巨大的语词缺失,因为希伯来语不是他们的母语,难免在表述时似是而非,甚至造成滑稽可笑的错误”。对于他们来说,欧洲才是“应许之地”。而像奥兹一样的“新式犹太人”,却是讲复兴了的希伯来语长大的,理想就是在基布兹锻炼成为新一代的犹太英雄。相比成长于以色列的后辈,“新移民为了让希伯来文化接纳自己,就必须摒弃,或者说轻视他以前的流散地的文化和信仰,使自己适应希伯来文化模式。”(参见奥兹的《本土人:新型犹太人的塑造》,2002)“至于适应希伯来文化模式的途径则是多种多样,包括要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信仰,讲希伯来语,热爱故乡,参军,到基布兹和农业集体农庄劳动,甚至取典型的希伯来名字等。”而这种“连根拔起”的重新塑造差不多等于在杀人。“自我认同”对于犹太人如此,对于阿拉伯人又如何?《格格不入》的作者萨义德,阿拉伯语和英语对他的“紊乱不整”的一生、“漂泊”的一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母语对个人的塑造作用中,个人对语言的敏感程度和理解程度却取决于这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自身经历,表现为所说的口才、文采、表达能力。有的人讲话写文章流畅、富有激情、一针见血,给人以“妙”的感觉;有的就平淡无味,像看法律公文,缺乏感情。想起前几日看到陈布雷起草的《告黄埔同学书》——“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即便今天读,也能深受感染。越是母语水平高的人,文化积淀也就越深,由文化衰亡、道德沦丧而感受到的痛苦也就越深。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相比之下,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是否衰亡的讨论好像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本来就不需要太多的文辞技巧、文化典故,日子也能照常过。所以,如果说不需要为中文的消亡而担心,那就要看是哪一层次的中文了,因为即便没有人会写漂亮文章、会做优美豪迈的古诗,中国话总还是有人会说的。但是如此一来,千百年凝练在上层的精华文化却是真的消亡了,如同《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它们在成为文化代表的同时也成了文化的墓志铭。对于中国人,还会有人想到把歌德这句十分之长的英文版——We conceive of the individual animal as a small world, existing for its own sake, by its own means. Every creature is its own reason to be. All its parts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one another, a relationship to one another, thereby constantly renewing the circle of life; thus we are justified in considering every animal physiologically perfect,对应为汉文化中的“万物相形以生,众生互惠而成”的道理吗?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炼表达会出现吗?

身为中国人,我的的确确感到骄傲,但同时也感到悲哀。骄傲的是每每朗读精炼优美、气势磅礴的古文时,心潮总会很澎湃;悲哀的是我们那么多的古文经典、古文献还有多少人在看?有人说“读经是开倒车……五四以来那么多人的努力白费了”,可是,不读经就是进步了吗?相比于几千年的文化,短短不到一百年的努力,连功过都还评不出个上下,怎么就能断言是“开倒车”?读文言、写文言的古人在日常生活中还用白话呢,一个小小的读经倡议就能让历史倒退,怎么可能?除了经典,近代本土大师们那些并不十分古文的书,似乎也热不起来。相比之下,越来越多的外文原版或译版(有些译版十分糟糕)却十分畅销。前几年Leften Stavrianos的《A Global History》摆在各书店显要的位置,为了学英语,我也看了,的确很好,因为看起来很舒服,是我第一次觉得看英语这么顺畅。直到去年,读了钱穆《国史大纲》的引论部分,才发现大师们思想竟如此相通。而自己,对自己的文化竟是如此的陌生。

对母语从认识到理解的过程,就是对身处文化的解码过程,这就需要大量的读书、写作、思考来帮助提高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我是属于对语言理解慢的人,因为直到初中,我才真正理解了《锄禾》这些小学期间背的诗,以前那叫死记硬背,不理解更不会欣赏,根本不会在朗读的过程中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近来看张彻的、徐克的电影,对何谓侠气、情义才有了些较深的理解。现在如果一个老外问我:“怎样的一个人才能称为侠士,具有侠气?”我还是说不清楚,就目前的理解,只能用冉阿让这个我觉得有东方侠气的西方文学人物来做比拟给他们讲。但如果他再接着问:“冉阿让这个人有宗教的感化成分在里面,那中国的侠士是怎样达到这样的境界的呢?”——用习武先习德来给老外解释?可德又是哪些呢?它们怎样影响古人,成为社会的道德基础的?这些侠士的理想是什么?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文化。2007年MST的Brow教授来中国访问,陪他去周庄玩,他让我给他讲讲《西游记》,我不会用对应的英语进行表达。他听说我对周庄的古建筑、江南文化同样也很好奇的时候,他很惊讶——“为什么?这不是你们自己的文化吗?”——是啊,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认识过它,我们在学校学数学、学科学、学现代汉语,没有学过古文化……而周庄对我们来讲,也只是一个“Ancient Town but without Ancient Spirits”的架子罢了。

见不同人,做不同事,说不同话,语言在用文化和历史内涵塑造人的同时,也塑造了不同的逻辑思维。科学研究表明,东方人用母语和英语做心理测试题时结果相差很大。而且,源于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对我来讲,其实看英文解释更容易理解。这是一种心理原因,还是语言现象,不知道。在近半年准备GRE、TOEFL考试的过程中,我开始不再惧怕英文,同时开始渴望读我们自己的经典;我渐渐地能看懂英文经典了,能用英文交流、工作、写论文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连自己文化、历史都不了解、不理解、表达不出来的人,怎么能让别人理解,进而获得别人的尊重呢?对于我这样半路出家学英语的人,英语用得再怎么好,它终究不能进入我的灵魂,重塑我的生命;而我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西方,理解基督。就正如2007年7月《读书》杂志《晚清的“支那旅行记”》里的那个英国人和陈老师您讲的那个背唐诗的美国人一样,一种语言的得体和微妙是非母语使用者而不能悟的,比如“好吧”这个词,说快说慢,语义完全不同。而如今网络语言的日新月异,更是赶不上趟的,不赶也罢,因为有些词是来得快去得更快。

陈老师,您今天的演讲,我有一些名词和表达还不能理解,一方面是因为我不了解您所使用的语言体系;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现在阅读长句的理解能力上下降了。是英语和汉语开始打架了吗?母语虽然不可替代,但却是可以被损坏的、被蚕食的,无论是对于整体还是个人。

【马丽娜,同济大学材料学院硕士研究生,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材料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杨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