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成

这里说的“特有”,就是只有中国才能出产,外国是很难寻找的。这里说的“种”,包括人种、物种、事种、语种,等等。当然,有些事物奇而不怪,含有独特的优质因素,应当尊重并努力开发其中的文明能量。这样的好东西,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但有些东西只是怪异,只是使外国人闻之吃惊、见之瞠目而已,从中找不到一丝审美价值。对此,我们中国人就不能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了。告别那样的陶醉,才能与时俱进。

中国历史上的怪种太多了,例如“宦官”,很多外国人就大为不解:某些男人入宫当差为什么要割掉生殖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之中何以能成为“宦”和“官”,又何以成了掌握国家大权甚而将皇帝视为手中玩物的人?但这样的人偏偏在中国曾经有过“悠久传统”。

从秦朝的赵高,到明朝的魏忠贤,再到清朝的李莲英,都曾是连皇帝家事和国政大事都有资格“总管”的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特色”之一。但中国何以有这样的“特色”?中国的许多史学家往往只是介绍史料,没有能力去追问更深层的原因,故而达不到思想家的标格。外国也有封建社会,也有与等级制相关的现象,但将人的生殖器割掉,从根本上将人不当人,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中国历史中的封建属性曾达到了登峰造极、万国莫比地步。而被割掉生殖器已经卑极贱极的人,又偏偏被皇帝视为最可信的依靠对象、重用对象,那样的人一经有本领借用“万岁爷”的权势,就有可能喝令群僚、欺压万民,成了“九千岁”式的第一贵人,连“万岁爷”也能被哄骗得团团转。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封建式的“忠”十之八九是假的,非蠢即伪而已。

“宦官”之外,还有一个物种叫“外戚”,即皇帝老婆(皇后、皇妃)的娘家人。外国的皇后也有亲戚,但不像中国的“外戚”成了专用名词,也很少有资格把皇帝当成玩物。但中国则不同,汉朝的梁冀、王莽、何进,都曾是比皇帝还有权力、有威风的人。直至清末,慈禧太后在亲生儿子同治死去之后,安排的继承人光绪、宣统,都是她娘家人的侄子、侄孙,实际上是让外戚当了皇帝。

至于民国之后的“四大家族”中的宋、孔,都是蒋的外戚,而且彼此联姻。读史读到这里,这不难明白:家族制和亲戚网始终缠在一起,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特色。

历史上外国也曾有过皇帝,他们的自称也只是使用一个“我”字而已。但中国的皇帝,连“我”字都另有怪称,如“孤”、“寡人”、“不谷”、“朕”之类。另外,外国的皇帝也有皇后、妃子,也有情人,但在数量上毕竟有限,无非就那么几个。而中国的皇帝,除了有名分的一大串“后”、“妃”、“嫔”(如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之外,还有可能做到“后宫佳丽三千人”。这样干,非但惨无人道,而且也有违于“优生”和“培养出得力接班人”。有时,新登基的小皇帝才几岁。如东汉的汉和帝即位时才十岁,殇帝即位时才半岁,安帝即位时才十三岁,顺帝即位时才十一岁,冲帝即位时才两岁,质帝即位时才八岁,桓帝即位时也不过十五岁。谁来替他们当家作主呢?就是前面说过的外戚。

宦官、外戚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后主”。其中比较有名的如三国的刘禅(小名“阿斗”),陈朝的陈叔宝,残唐的李煜。什么叫后主?就是曾经当过皇帝但亡了国、当了俘虏,却苟且偷生的人。这种人的前辈即“先主”,往往有些奋斗史和业绩。至于“后主”,却常常有三种特征:一、当太子、当皇帝时大多平庸无能;二、醉于享乐、淫逸,直至亡国;三、亡国后不思忏悔,更无骨气,满足于没脸没皮地活着。这样的人,常常被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种“特色”。

还有一个被外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赋予褒义的称谓,但在中国历史上却享有过特殊优越性,这种称谓叫作“奴才”。例如清朝,见了皇帝或皇室成员敢于自称“奴子”是一种资格,是一种较高或很高的等级。莫说普通老百姓无此资格,即使是满族、旗人之外的官员也无此资格(只能自称为“臣”)。总之,在各种官方场合敢于自称“奴才”的人,是一种“特宠”。

“奴才”居然是褒义称谓,一种“等级很高”的标志,也曾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

另如“奸臣”一词,外国人翻译起来容易,解释起来也简单。但对“佞臣”一词,莫说外国人难以很准确地理解,即使我们中国人也做不到说得言简意赅。因为佞臣除了是奸臣之外,还有多种属性,如宠臣、智臣、雅臣之类。而且,又常常是皇帝心目中的“忠臣”、“爱卿”云云。总之,意思很难做到“一言以蔽之”。何以如此?中国特色嘛!

中国对“爷”字的使用,也常常使外国人不解。万岁爷、太子爷、王爷、驸马爷,各级官吏也被平民百姓跪称为老爷、大老爷。连权势者的初生之子也被呼为小少爷。与此相关连的,是平民、下属对官吏、上司称为“大人”。此外还有一个古古怪怪的“下”字,如陛下、阁下、足下之类。总之,硬是不愿使用平常性的、公用性的称谓。这也是“中国文明”的特色之一,值得研究。

此外,中国还是绰号最盛行的国家。如《水浒》中108个好汉都有绰号,不少绰号本身都是贬义的、恶义的,如“母夜叉”、“赤发鬼”之类。中国人为什么有此兴趣和习惯?也值得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怪”,实在太多了。那样的怪人、怪事、怪词语、怪行为、怪现象,都曾成为史学家、作家的研究对象或表述对象。但愿各式各样的名家不要陶醉于那样的学问或才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彻底告别中国历史中的愚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