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可

不难看到,在美国,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之间,便捷频繁地转换身份。大学教授,特别是社会科学学者常会绕开官僚机构的晋升阶梯,径直走上一些关键性的对外政策职位。中国人最熟悉的当然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作用突出的亨利·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近些年里,则先后有前乔治城大学教授奥尔布赖特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前斯坦福大学教授赖斯在布什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中国人老早就说“学而优则仕”,但我们看到美国这种情况仍不免会问,这些从书斋里走出来的教授们一下子当了“领导”,怎么就能玩得转呢?

其实,美国也不是从来如此。特别是就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而言,学院知识分子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密切互动基本上是在二战和冷战时才成为一种广泛和突出的现象。1950年代初美国英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儿egghead,用来称呼搞政治的书生,这也许正可说明大量出现的“鸡蛋头”是当时美国的新生事物。战后初年,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的总体动员”中,社会科学家以政府合同研究项目为基本形式从事“政策导向的研究”,这是塑造现代美国政学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于探究学术和政治关系的美国形态,对于了解美国冷战的社会科学史,1950～1960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IS)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例子。

心理战的产物

作为美国最早致力于“政策导向研究”的大学国际研究机构之一,CIS完全是冷战的产物。冷战初年,美国政府对“争取头脑和心灵的斗争”空前重视,密集筹划实施“心理战”、“政治战”。1950年夏,杜鲁门发起“伟大真理运动”,授权国务院统筹协调“对外信息”(美国人忌讳“宣传”一词,总以“信息”代之)和心理战活动。国务院求助于麻省理工学院,希望借助其工程技术力量开展一项保密级别极高的研究计划,目的是取得突破苏联对美国广播的干扰的技术手段,将“真理的声音”送到铁幕之后。这个计划被命名为“特洛伊计划”,取自“特洛伊木马”的典故。在初期的接洽和运作中,麻省理工方面建议,计划不仅要取得工程技术方面的成果,而且也要研究有关广播的受众和内容更广泛的传播学问题,为此社会科学家也要加入进来。

当时在经济学科之外,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规模很小,但是它有一个颇为突出的优势:它在二战期间承接了诸多与战争相关的合同研究项目,与政府之间已有更紧密而顺畅的制度和人脉纽带,熟悉进行政府研究项目的流程和方法,而且对政府事务的“服务”意识较其他许多名校更突出。它有一些有丰富的政府事务经验,在政府、大学以及基金会之间充当中间人的领袖型人物。此外,麻省理工与哈佛大学在查尔斯河畔毗邻而居,可以方便借重后者雄厚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战后麻省理工开始着力强化其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建设,特洛伊计划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在特洛伊计划之下组建了一个汇聚了多个名校社会科学顶尖人物的团队。1951年2月,他们向政府提交了一个绝密级的最终报告,计划告一段落。此后不久又开始实施“特洛伊追加计划”(Troy Plus)。1952年2月,麻省理工将“追加计划”直接转变为一个正式的机构——国际研究中心,曾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的经济学家马克斯·米利坎担任中心主任。此后一批年轻但资质优异,均为各学科一时之选的学者陆续来到麻省理工,使这个新设机构成为汇聚社会科学家的“冷战斗士”的平台。经济学的米利坎、沃尔特·罗斯托和罗森斯坦-罗丹,社会学的丹尼尔·勒纳,政治学的白鲁恂和伊萨尔·波尔等,当时均年值青壮,深受学术理想和政治信念的双重驱动而意气风发,怀有沟通学术和政策、思想和行动的抱负。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是在CIS这个平台上立业成名,后来均成为美国学界名重一时的人物。而麻省理工也借重CIS积累其社会科学实力,其地区研究和国际研究因而得以成长。特别是其政治学系的创建和壮大,可以说是中心的一个副产品。

冷战智库和现代化理论的策源地

战后美国社会科学有三个相互交迭的潮流趋向,即“行为主义革命”在各学科的蔓延、作为学术思想运动的现代化理论的勃兴,以及对非西方世界和“共产党国家”的跨学科“地区研究”学术体制的形成。而这三个方面均与冷战国家对社会科学的动员和利用密切相关。CIS正从多方面体现了这种情形。中心最初致力于采用“行为科学”方法开展“国际传播”研究,以满足外交、情报和军事部门对“心理战”和“政治战”的需要。继而中心又开展对“共产党集团”的多项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出版《苏联社会的动力》和《共产的中国的前景》等著作,反映了冷战因素驱动下的初期的“地区研究”的特色。

1950年代中期,中心同仁达成一种共识,即把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作为“世界政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和对美国的重大挑战,主张美国要积极干预和影响第三世界的发展道路。由此该中心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并将之与经验性地区研究相结合,以此为基础为美国的海外援助和发展政策制订基本理念和具体建议。1954年,他们开始“制订”一个以发展援助为中心内容的“世界经济计划”,呼吁把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援助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进而在1950年代后半期,CIS研究工作的框架和题旨经历了由“经济发展”向更具包容性的“现代化”概念的转换,一时成为新兴的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基地之一。作为中心和个人一系列研究的汇集和总结,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也许是最重要,或者至少最具象征意义的冷战社会科学文本。195O年代末,罗斯托和白鲁恂等人还将现代化观点注入军事问题,研究欠发达世界的“叛乱”和游击战,以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反叛乱”行动提供智力支持。

时任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对第三世界、援助和发展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力图使之成为借以问鼎白宫的主要对外政策议题。他于1957年前后开始与国际研究中心建立联系,以寻求政策思想和建议,罗斯托及其他多位中心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了从龙之士,在肯尼迪麾下充当谋士。1960年大选结束后,罗斯托和米利坎都加入规划新政府对外政策的特别任务小组,就外援和对第三世界政策撰写了纲领性的政策文件。罗斯托更是直接加入政府,先后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后又在约翰逊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构筑和阐述肯尼迪、约翰逊两任政府的基本对外政策思想方面,罗斯托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由此也提供了现代美国社会科学学者担任对外政策重要职位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衰落:“CIS就是ClA”

CIS因冷战而出生和繁盛,也因冷战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衰落。随着越南战争困局的显露,到1969年秋,已在其他高校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终于进入这个原先气氛相对平静的校园。在11月的反战风潮中,国际研究中心因其接受国防部的合同研究资助,尤其是承担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研究项目而成为攻击的重点目标,有人呼出“CIS就是CIA”的口号。一份模拟法庭的通告宣布白鲁恂等四位中心成员犯有“服务于帝国主义,规划和开发反叛乱技术”的罪行,呼吁“废除CIS”。影响更为深刻的是,经过反战运动,包括麻省理工在内的各个高校气氛大变,社会科学和政府的合作开始被视为一种不洁的、损害学术自由和学术道德的关系。

1972年,经过风雨飘摇的几年后,该中心重新定位于将科学技术与国际事务相结合的研究取向。但此后多年里,中心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兴旺。而且在一些关于冷战史等著作中,它经常是作为一个冷战国家的仆从、误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光彩的例子而受到批评。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