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锦

有专家曾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要落后100余年。也有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国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工业产品中钢15.8万吨，原油12万吨，原煤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千瓦时，水泥66万吨。看到这些数据，站在如今工业大国的位置上，谁都能感受到这60年来中国工业发生的巨大变迁。

当年，“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主席感慨”一去不复返。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已经挺起了工业大国的脊梁。

数据，让我们已经感受到2009年的中国很有分量!目前，我国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经有210种；按国际上通行的工业分类，500多个行业门类齐全。粗钢产量突破5亿吨，占全球产量的近40％；我国原油产量2008年已接近1.9亿吨，是1949年的1500多倍；仅2008年，我国工业新增值10.736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建国初期增长了上百倍；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国连续位居全球第一产钢大国之位；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已经连续7个月位居世界第一；我国不仅是全球彩电第一生产大国，电话用户和互联网用户也早已位居世界第一……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提出工业化

都说60年弹指一挥间，但这“一挥间”有太多永恒的印记值得纪念。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工业化”口号，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是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但因为当时还没有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首要任务，这个口号被暂时搁浅了。随着1949年，身为“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鞍钢的第一炉铁水奔腾而出；1952年，第一台蒸汽机车的成功研制，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已经起步。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真正作为党的工作任务提出来是在1953年。在“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过于薄弱，党中央选择了以重工业为工业化的突破口，在“一五”计划中特别明确提出并付诸实施。然而，毕竟是工业化起步时期，资金和技术不足的问题、农业生产的不稳定状况等都对工业生产产生了影响。好在“一五”期间，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766.4亿元，加上苏联的“援建”力量，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加上党和人民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当时的中国创造了许多“第一”：

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一汽的生产线上成功下线；

1958年，中国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

1961年，中国第一台1.2万吨水压机研制成功；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不仅如此，到1966年，我国已经彻底结束了用“洋油”的历史。当时，石油产品的品种达到近500种，自给率实现100％。

1969年4月2日，我国自行设计、用自己的钢材建造的第一般15万吨油轮“大庆二十七号”建成并成功下水。

“一五”计划实施期间，煤炭、钢铁等八大工业区格局出现，基建投资重点也转向了长达15年之久的“三线建设”：铁路、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和化纤等重工业部门成为重点发展对象。宝成、鹰厦等铁路，武汉长江大桥，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在这个时期成功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也在当时成立。这种最初形成的工业布局，为我国经济腾飞打下根基。

打开国门调整工业化结构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了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当时，要想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开展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完善阶段。1949年至1978年间，工业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等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当时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以钢为纲”的阶段。重工业产值增长了90倍，而轻工业仅增长了19倍，消费品一直短缺，“遍地是洋货”的说法在当时并不为过。这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极为不利，使国民经济缺少稳定、持久的发展能力。这种情形下，迫切呼吁一种完整而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体系的到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国将主要任务转到经济建设以后，拉开了各项改革的序幕。决定重心转移、改革开放。“对外开放”的國策，使中国的工业发生了质的飞跃。引进、消化、吸收的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走进国门，促进了生物、航天、信息、环保等新兴技术的突破以及钢铁、纺织、煤炭等传统领域技术的改造。

1979年，“改革开放元年”，自此至1992年，是中国工业的调整时期。我国开始放弃单纯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转而注重市场需求导向，决定优先发展轻工业。

1980年起，我国在轻工业领域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1980年至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中(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轻工业的比重迅速由47.0％上升到49.6％。

在中国工业的调整期，还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工业管理体制。1984年，党中央改进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的方式开始脱离计划的轨道，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至此，非国有经济得以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86年，国家允许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值得国人骄傲的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亚湾核电站、京九铁路等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在工业调整期相继建成。

走向新型工业化道路

为了使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体系，加上对国内外差距的正确认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还相继提出了重点加强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振兴机械、电力、汽车等支柱产业，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构想，重工业的战略地位得到加强。

而且，在这个期间，经济结构得到很大程度上的优化。从第一产业——工业的“一枝独秀”到后来的第三产业～一服务业的崛起，从来料加工到自主知识产权，中国已经把更多的精力从“制造”转移到“创新”上来。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带动着我国众多的工业企业蓬勃发展。

进入21世纪，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以及世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中国壮大的新选择。然而，当时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到底‘新在哪里”“中国是否可以逾越重化工业而发展”等争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党的十七大的召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力争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至此，我国工业化道路进入崭新时期。

2008年6月29日10时，原信息产业部与原工业部合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挂牌，这一更改标志着中国工业内涵的巨大变化。或许正如工业与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所说：“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具体化为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我理解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必道路的一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