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曾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他们的理论,后人有不同的阐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重新解读,并结合实践提出几点理论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解读;经济危机;利益关系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10-0044-07

经济周期理论是经济学中的主要理论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20世纪30年代后,卡莱茨基、曼德尔、戈登等人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先后提出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利润率波动的周期理论和社会积累结构周期理论,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周期理论的主要代表。笔者就此结合一些现实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

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指出:“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地更替。”①后来,人们就把经济活动中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重复称为经济周期。可以说,马克思是最早注意到周期现象,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后来,许多西方学者都受到他和恩格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影响。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中,着重分析了经济周期的长度、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经济周期的原因,等等。

(一)经济周期的长度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过周期的长度。例如,“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1867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次”②。又如“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马克思多次提到过周期的时间长度,后来一些论者就认为他的周期理论是一种含有固定的时间长度的理论。但这是一种误解。虽然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5年或10年这样的周期长度,但这是就当时的情况说的,是与当时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相联系的,并不是指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每次经济波动在时间、长度方面具有固定的规则性。实际上,马克思本人曾多次强调这一点。如他指出,“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 ④ ⑥ 。并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因此,不能把马克思的周期理论理解为具有确定的时间间隔而且不以时间空间为转移的理论。因为一旦将其在时间、空间上加以普遍化,就必然会导致神秘的命定论式的周期理论。而命定论式的周期理论,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是一种理论,其实质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周期迷信”。

(二)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根据他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如“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④。这个观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在危机爆发后,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使自己的企业仍然能够获利,除了加紧剥削工人外,必须加紧采用新的机器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以达到降低生产费用,满足市场新的需求的目的。同时,在危机爆发后,生产资料价格、利率水平都比较低,也有利于资本家进行投资。(2)在大规模投资发展到一定时候,又会出现新的危机。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往往伴随着科技进步、管理改善、企业规模扩大和效率的提高,从而形成新的经济繁荣。但是当社会总供给超过了社会总需求,或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分布失去平衡时,便会出现新的危机。因此,从以上这两层含义,特别是第二层含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虽然把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称作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但也只是强调它对经济活动中繁荣与萧条的更替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无论是固定资本的更新还是新技术的使用,货币投放量的多少,都只是影响供求关系变化,影响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是否实现按比例分布的因素之一,其本身不能决定经济就一定会出现繁荣或陷于萧条。而且,马克思虽然认为,“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只是把它视为“因素之一”。马克思反复强调,“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⑥。由于固定资本更新是影响经济周期的具体因素之一,因此,固定资本更新的时间也只是影响经济周期时间长短的因素之一。

(三)经济周期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探寻出现经济周期的原因的呢?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②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利润,采用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市场也随之扩大;另一方面,由于群众购买力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的增长,又对生产和市场的扩大起到了限制作用。这两方面因素的对立,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供求之间的对立。正是因为有对立的两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使生产扩大,另一方面又破坏着再生产的条件,使扩大再生产发生中断,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呈现出扩张和萎缩的交替性。那么,供求之间的对立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对资本主义而言,恩格斯在上面那段话里用了“矛盾”二字,“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这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这样写道:“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②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周期最根本原因的论述也就止于此,没有再进一步探索引起这一“矛盾”的更深层原因。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如果按此推理,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就可以消灭经济周期或消除经济波动。然而,这与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是相矛盾的。况且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经济周期原因的分析,并不只是归之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们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利益关系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劳动在各部门间不能够实现按比例分布。恩格斯曾经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贫富之间的鲜明地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产生的资本浪费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就不会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祈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的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马克思也讲过,“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在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对立包括多个方面:首先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关系的对立。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这必然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其次是资本家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曾指出,在危机时期,“每个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显示出来了”。因为每个资本家都是其自身利益的追求者。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各产业、各部门的资本家之间不断进行竞争,盲目扩大生产,导致社会劳动不能够实现按比例分布,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生产过剩。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的冲突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和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分布失衡,进而引发供求之间的对立,造成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的爆发使利益关系之间的冲突得到暂时的缓解和调整,供求关系趋于平衡。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必然导致再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如此往复,资本主义再生产又呈现出扩张和萎缩交替出现的重复性。

二、列宁、斯大林和前东欧学者的周期理论

根据在苏俄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列宁提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由于政策的原因或经济体制的原因,仍然会存在经济危机。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一文中总结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时说:“农村的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此时列宁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可能会成为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经济危机的问题也有所论述。他指出:“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

斯大林针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承认社会主义也存在经济危机,但认为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同于资本主义,它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失算所造成的。因此就要求“我们领导经济的工作极为明智,极为谨慎小心,极其正确无误”。当然,要作到这一点又很不容易,所以,更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是,“我们需要有能够弥补我们的各种缺陷的后备”。虽然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但是他同列宁一样,没有能够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地探究,对于出现“失算”的更深层次原因和及时有效地纠正“失算”的对策也没有能够做出科学的回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前苏联和东欧学者不仅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着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还从许多方面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行为——制度”学派。

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很多,主要有波兰的A.卡宾斯基(A.Karpinski),捷克的J.戈德曼(J.Goldmann)和K.库巴(K.Kouba),前南斯拉夫的B.霍尔瓦特(B.Horvat)和A.巴耶特(A.Bajt)以及匈牙利学者T.鲍尔(T.Bauer)、K.A.舒茨(K.A.Soos) 和J.科尔奈(J.Kornai)。他们认为东欧国家的政府及企业的扩张和收缩行为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而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又是计划体制决定的。具体来说,这一学派的周期学说由三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构成:投资冲动理论、瓶颈理论和周期阶段理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往往热衷于制定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从而引发投资冲动,甚至达到狂热的地步。然而在运行过程中,投资常常受到供给方面的瓶颈制约。该学派主要论证了三个瓶颈:资源瓶颈、消费瓶颈和外债瓶颈,分别代表投资品的短缺、消费品的短缺和消费水平的压力,以及由进出口失衡造成的外债压力和供给缺口的压力。也就是说,由于投资冲动,往往出现原材料基础工业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造成投资品的短缺。而过分优先发展重工业,又造成消费品生产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前苏东国家不仅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还要进口大量的消费品,以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他们本身又通常缺少可以向西方市场出口的各类商品,常年进口大于出口,使这些国家外债累累,于是,在投资冲动和三个瓶颈的作用下,经济发展便往往会经历复苏、高涨、停顿和衰退等几个阶段,并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可以说,“行为—制度”学派对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总结,也比较正确地看到了政府和企业的扩张和收缩行为对经济波动所起到的作用。如果沿此思路进一步往下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决策者的行为最终是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生产能力和利益关系调整能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然而,遗憾的是,“行为—制度”学派把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仅仅归结为计划体制的产物,似乎消除了计划体制就能消除经济波动,这显然是极其片面的。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

在西方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代表人物的有:比利时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和美国学者戴维•戈登(David Gordon)。他们分别提出了利润率波动周期理论、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和社会积累结构周期理论。

(一)曼德尔的利润率波动周期理论

曼德尔在关于经济周期的长度方面赞同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约50年长度的经济周期。至于导致经济长期波动的原因,他归之于利润率的上升和下降。曼德尔提出,按照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均利润率始终呈下降趋势。但是,在一些偶然、突发因素的作用下,剩余价值率急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突然加快,使平均利润率由下降的一般趋势转化为上升。此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重新发生作用,又出现其他的偶然因素……如此反复,造成了经济的波动。这个观点表面上看来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讲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总趋势。曼德尔试图把这个总趋势中出现的利润率上升“嵌入”到“下降”的总趋势之中,来论证周期的规律;但同时又把利润率上升的原因归之于偶然因素,像曼德尔在他的书中提出,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同一时期加利弗尼亚金矿的发现,分别导致利润率大幅上升和世界市场急速扩张,从而开启了1848年以后的扩张性长波;在1896年后出现的扩张性长波中,对殖民地的投资和南非兰德金矿的开采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欧美工人阶级因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在阶级斗争中遭受历史性失败,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则是战后资本主义黄金繁荣得以产生的原因。然而,从这些偶然因素中又怎么得出周期性规律呢?

(二)卡莱茨基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卡莱茨基认为,经济周期的出现常常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或者具体说是政府政策变化的结果。在一次繁荣阶段的背后,充分就业使得企业领导者不能再把解雇工人当作纪律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工人自信的增加和阶级意识的增强,而引起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的罢工,出现政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者的阶级本能告诉他们,长久地充分就业并不是健全的,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政府扩大就业的政策会遭到企业领导者的反对。他们与食利者阶层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能找到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来宣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因此,政府有可能由于各方面,尤其是大企业施加的压力而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削减预算赤字,从而导致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然而,衰退激发了劳动者的战斗性,他们利用投票箱向政府施压,使执政者在大选前为了赢得选民以求连任,往往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减少失业,增加工人工资和福利等政策,使经济出现繁荣景象。此后,便又是资本家忍受不了工人讨价还价的力量,向政府施压……如此循环下去,产生经济周期。

的确,政府的政策、行为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但它最终是要通过生产、通过供求关系的变化来发生作用。而且,从上述观点也可以看出:政府政策、行为的演变实际上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利益关系调整的结果。所以,政府行为、政策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三)戈登的社会积累结构周期理论

社会积累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概念是戈登在1978年首先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的提出,源于一个极其简单的命题,即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的资本积累既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也不可能在混乱中进行,而是在一个稳定、有力的经济之外的“外部环境”中进行。戈登等人把这种稳定、有力的外部环境称为社会积累结构,指的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赖以进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集合体。

关于经济波动,戈登等人强调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特定制度环境(即社会积累结构)的形成和衰败在经济长期波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一个长时期的、相对快速和稳定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积累结构。一个社会积累结构在一段时期内促进投资的上升和经济的增长,但最终要衰落。跟随其后的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滞和不稳定的时期,此时现存的社会积累结构被瓦解。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为止。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个长波就是这样与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相联系。

该理论认为,社会积累结构的形成和衰败都是一个内生过程。但并不由此决定一个长波中的扩张和收缩要持续某个固定不变的年数,不意味着每一个长波具有相同的持续时间。相反,社会积累结构周期理论提出,一个长波中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只能在每个资本主义阶段的个体环境中得到最好的理解。

戈登还提出,阶级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积累结构形成和衰败的主要原因。当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时,往往形成一个SSA并促成长波处于上升阶段。当双方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冲突时,便进入长波的下降阶段,原有的SSA也逐渐趋于瓦解。待通过制度创新,调整好阶级关系,则出现一个新的SSA。戈登的这个观点看到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缓和与对立对资本积累的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是其独到和高明之处。可惜的是,戈登虽然看到了阶级关系变化所产生的作用,但没有能够进一步探究阶级关系的变化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实际上,这已经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劳动阶级本身能力和力量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关系产生和发展的来源这一基本原理只有一步之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能够向前迈出这一步,反而折回去抱定结构主义的观点,强调阶级关系的变化是SSA的结果,从而陷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二律背反”困境之中。

四、几点理论思考

(一)需要准确、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精髓:引起“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利益关系冲突导致社会劳动分布比例的失衡

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始终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他们强调在人的能力发展到“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之前,由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造成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的分布比例失调,进而导致供求矛盾,引发经济危机。危机的爆发虽然强行使“比例失调”得到缓解,经济得以恢复,但由于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在一段时间后,危机还会再次光临。于是就呈现出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与不断重复这一所谓的“周期”现象。

例如在2001年以网络、通讯、半导体为代表的“新经济”出现衰退之后,2008年美国又爆发次贷危机。两次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实体经济生产过剩,不同的是前一次危机过后由于过度依赖透支消费去解决过剩问题,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依靠政府的调控,但在私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下,又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政府反而放松甚至解除了对金融等部门的管制。当虚拟经济的泡沫最终破裂时,危机便再次爆发了。

我们认为,在利益关系冲突的作用下,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也会有类似现象的存在。例如,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平稳较快发展之后,2003-2004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过热现象。究其根本,就在于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逐渐扩大和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中央与地方、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冲突越来越暴露出来。当中央政府处理这种利益关系的宏观调控不能及时跟进时,冲突就会导致社会劳动分布比例的失衡,造成一些领域已经过热的同时,农业、服务业等一些急需发展的领域却一直偏“冷”,从而引发经济波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利润率变动、政府政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至于斯大林所讲的引发社会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决定“失算”和前东欧学者提出的导致经济波动的计划体制,实际上都是利益关系冲突的产物。因此,引起“周期”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冲突导致社会劳动分布比例的失衡。

(二)必须打破命定论式的“自然规律”论和“周期”迷信

出现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是统一的,但每一次的具体原因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决定了每一次经济波动的时间长短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这就是马克思本人为什么多次强调“直到现在,这种周期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的原因。然而,一些学者坚持把根据经验归纳得出来的结论当作是普遍规律,并把周期理解为“每次经济波动在时间长度方面具有固定的规则性”。对于这样的观点,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曼昆曾尖锐地指出:“经济周期这个词有时也会引起误解,因为它似乎表明,经济波动遵循一种有规律地、可预期的形式。……衰退并不是按有规律的间隔发生。有时衰退几乎是同时的,例如,1980年和1982年的衰退。有时经济许多年都没有衰退。”

在这里,曼昆对于命定论式的经验归纳的否定是值得肯定的。经验归纳得出来的只能是因应关系,不可能是因果必然性规律。即使经验归纳得出来的所谓规律,可能适用于某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某一段时期,但其时空上的有效性非常有限,并不是与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发展进程都能够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际上是有不定期的波动,而没有时间长度不变的固定周期。

(三)避免和消除经济波动所带来损害的关键,在于促进社会劳动实现按比例均衡分布

避免和消除经济波动所带来的损害,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促进社会劳动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均衡分布。而这又依赖于人们能力的发展,包括生产能力与调节生产、调节生产关系,特别是消除利益关系冲突的能力。当这个能力达到时,也就是“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它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当然,在目前人们能力还无法达到能够自觉地调控生产的情况下,不仅要借助于市场的调控力量,而且还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一方面通过采取货币、财政、税收等政策,有效地纠正由“市场失灵”所引起的结构性失衡等问题,调整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大和鼓励对市场上所需要的产品的开发、投资和生产;另一方面,要培育和扶植强大的信息调控力量。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信息库,使调控部门及时准确地掌握各方面信息。在处理问题时,作到上下沟通、有的放矢,并能够从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同时,还要通过立法等手段,要求各经济职能部门公布客观、准确的供求信息,迫使企业经营者公开其产品的销售量、库存量、利润等一些所谓的“商业秘密”,利用这些资料,扶植信息部门建立供、产、销信息网,指导企业和个人按照公布的信息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经营,从而使整个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尽可能地实现按比例均衡分布,防止出现过度投资和不正当的行为。

(责任编辑:梁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