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

在中国的西南边陲，有一条被遗忘的道路。这条道路穿越中、缅、印三国，沿途尽是悬崖峭壁与原始森林。它曾被誉为交通建设史上的奇迹，但却蒙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废弃。这条道路就是著名的史迪威公路。

在抗战史上，史迪威是一个谜一样复杂的人物。有人说他是百战名将，也有人讽刺他是美国赵括、西洋马谡；有人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也有人指斥他在战略上对中国的危害胜过日军；有资料证明，他作战时确实能做到不避石矢，和士兵打成一片，但也有人指出，他惯于作秀，好出风头，往往置全局于不顾……这些矛盾的记录堆积在一起，很难让人相信是对同一个人的描述。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靠人际关系登台

史迪威的来华任命，很大程度上是拜人际关系所赐。

史迪威一生中最重要的任职莫过于在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工作。作为战术科科长，史迪威练兵有方，崇拜进攻与主力会战，理论上也很有一套，并且大力支持当时的校长马歇尔搞“本宁革命”(一场教育改革)，很得马校长的赏识，被称为“有教育家的天才”。

但是，有教育家的天才是否就有战场上的天才呢?

马歇尔就是一个没有野战指挥经验的将军，所以他赏识的人才，如史迪威、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也都是以练兵与行政管理见长，而不擅长野战。不过，布莱德雷运气好，搞了个巴顿先当上级后当下级，弥补了自己的缺陷。而艾森豪威尔与马歇尔由于职务限制，本人都不需要上战场，所以也就不会暴露这个缺陷。但是，史迪威却不幸成了一个例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决定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统帅，而委派一个美籍参谋长。马歇尔此时官拜美国陆军参谋长，大权在握，自然想到了史迪威。正是在马歇尔的一力促成下，史迪威来到了中国。

事后看来，这个任命是一个悲剧。因为史迪威虽然精于练兵，但是从未有过实战指挥经验，本宁堡步兵学校也只是一个基础性的陆军战术学校，而多国联盟作战情况下的战区参谋长，首先需要的是战略头脑，其次需要的是外交官的灵活与忍耐。可惜，这两点均非史迪威所长。

爱损人的“醋性子乔”

史迪威性格古怪，绰号“醋性子乔”，以难以与人相处著称。

他初到中国，就给蒋介石起了个“花生米”的外号，并且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这种情绪，以至于罗斯福后来不得不警告他：你不可以像对待非洲酋长那样对待他。

史迪威不仅对老蒋有意见，还在日记里骂杜聿明是“十足的懦夫”，廖耀湘和他的部下是“卑劣的杂种”。

不仅如此，史迪威和英国盟友乃至自己的同胞关系也不融洽。1943年，盟军成立东南亚战区，由英国名将蒙巴顿任统帅，史迪威为副帅。蒙巴顿在信函中说：“在此我见到的英国人，对史迪威的才智和合作性，批评得不能再坏……不过我和他处得出奇地好……同时我抱定宗旨会对他友好。”蒙巴顿写这封信时，和史迪威的关系还不错，但很快史迪威就开始戏称贵族出身的蒙巴顿是个不懂事的“漂亮男孩”，后来更加变本加厉，先是“一匹笨驴”，接着是“爱出风头的小把戏”，最后终于成了“一把尿壶”。其他英国人则被集体赏赐封号：一批“伪君子”和“私生子”。其实他能当上这个副帅，只是英国人对美国的一个外交礼节。

这种过于张扬的性格，使史迪威树敌过多，并使本来就非常暖昧的中、英、美三角关系更加紧张。但史迪威非常善于经营和美国媒体的关系，这使他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而媒体的介入，却只能使各方对史迪威意见更大。他曾组织人员拍了部纪录片，让观众看了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缅甸战场，只有他在战斗。而蒙巴顿只得到两个快镜头，还是和“花生米”夫妇的外交会晤场景。

更不幸的是，史迪威的这种性格不仅表现在后方，而且还表现在前方：他瞧不起日本，从而造成他在战场上常常轻敌。他对中国有偏见，总是用美国的标准来框中国，一不合意就斥为中国特色的腐败与无能。他还不顾中日之间的实力差异和日军的特殊战法，硬要中国军队按照他的一套美式打法来对付诡诈多变的日军，从而造成药不对症的恶果。

刚愎自用酿惨剧

1942年2月，当日军对缅甸发起进攻时，盟军已经失去了该战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兵力、兵器也都不占优势。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中英双方均认为应该取守势。英国的目的在于保住油田，而我军的目的在于保护公路，都希望能在中部挡住日军的进攻就可以了。而根据战后日军披露的绝密文件显示，当时日军的作战计划也是推进到中部就停止前进，根本没奢望能占领整个缅甸。没想到史迪威抵达后，完全推翻中英双方的计划，高喊要通过一连串的进攻，把日军赶入大海。

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打法，英国人不以为然，他们该撤退时就撤退，根本不把史迪威当回事。相比之下，中国军人因为是第一次和美国将军合作，还是比较尊重他的计划的，结果致使中国军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按照史迪威的计划，第五军的第二○○师(9000人，师长戴安澜)孤军死守同古，为其他部队集中争取时间，与日军决战。可是由于糟糕的交通和敌众我寡的事实，这一计划根本无法实现。二○○师死守14天，阵亡官兵1897人，伤442人，失踪8人，却毫无战略意义。这个当时号称中国最精锐师就这样被毫无意义地消耗掉了。

而史迪威到最后仍不批准该师突围。急得老蒋越级指挥，直接命令二○○师撤退，并调战车第五连、战车第十连以及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第六十六团解围，这才使之没有全军覆没。突围后，新二十二师殿后，在廖耀湘师长的指挥下，该师先是打了10天的阵地战，接着又出色地牵制日军一周，成功地完成了撤退掩护任务。而史迪威在日记中不仅不赞扬这次成功的撤退，反而近乎咒诅地骂新二十二师：“(他们)又规避了进攻，这些卑怯成性的杂种。”

这次战斗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使日军意识到，征服缅甸最大的困难是中国远征军。日军战士更称同古之战是他们进入缅甸后的第一次苦战。本着避实击虚的目的，日军决定绕开中国远征军，从西线英军的阵地上打开突破口，迂回我军后方。结果就有了7000英军被3000日军包围在仁安羌的丢人事件。多亏我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一一三团及时增援，才把英军救出。同时我军也放弃平满纳，向北转移，这才使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这次极具传奇色彩的解围，使新三十八师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史迪威脑子一热，居然将该师留在西线，使我军后方大为空虚。更搞笑的是，英军被救之后，意识到华军战斗力之强超乎他们的想象，于是厚着脸皮致电史迪威，询问华军是否还有一支战斗力堪与新三十八师相伯仲的部队。如有，请调往西线协助英军反击尾追的日本部队——这话说得很艺术，其实所谓反击只是名目，实则是希望中国军队替其殿后。英军并称有一股约300人的日军穿插部队出现在乔克巴当一带，是予以打击

的好时机。

对于英军这个恬不知耻的建议，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嗤之以鼻。没想到史迪威倒大方，大笔一挥，竟下令调二○○师西进乔克巴当，扫荡该地日军——实则是继续替英国人补窟窿。这就使我军的东线防御出现了空洞。而且史迪威料到杜聿明肯定不会同意，所以来了个越级指挥，跳过杜聿明，直接调度戴安澜。为此，杜聿明和史迪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杜一再强调东线棠吉与腊戍的重要性——前者是通往后者的要点，后者是远征军的补给中心，更是回国的唯一孔道。可史迪威不以为然，一意孤行，坚持让二○○师迅速西进。

这一调动很快就被日军发觉，于是日军迅速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

一、将战火烧向缅北地区。

二、再次转移攻击重心，将主攻方向从西线移向东线，集中高度机械化的第五十六师团与最擅长丛林战的第十八师团，在棠吉突破我军防线，然后经雷列姆，以腊戍为目的地，一路冲刺过去，从而达到避免和我远征军正面硬拼、巧妙取胜的目的。

4月21日，两个日军师团以左右夹击之势，一举突破我暂编五十五师在毛奇与劳依考之间脆弱的阵地，随之占领了棠吉，经雷列姆向腊戍挺进。史迪威在棠吉失守后，竟不相信日军大部队会不要补给线，不要命地向我军后方进攻。所以，他坚信过来的只是小分队，于是一面坚持要枪毙暂编五十五师的师长，一面又把二○○师从西线调回来，让他们步行追击“残敌”。

结果，该师虽然顶着日军的空袭，相继收复棠吉和雷列姆，但却终于晚了一步，被日军抢先占领了腊戍。

腊戍一失，全局瓦解，第一次人缅远征也宣告失败。可怜十万远征军，最终仅剩四万余人回国。而就在这个大溃败的时刻，史迪威却神秘地失踪了。

失踪的参谋长

原来，史迪威意识到撤退时人越少越不引人注意，所以就只带了少数随员、一个记者、十几名护士，既不跟东线回国的杜聿明，也不跟西线去印度的孙立人，而是抄小路，昼夜兼程，跑回了印度。

这次丛林之行，对于已经59岁的史迪威来说，确实很不容易，使他成功减肥20磅。但对于大军的参谋长，此种行为的正确与否就值得商榷了。

对此，陈纳德将军在回忆录里表示：一个近60岁的人，竟有如此耐力和惊人之举!但他作为在亚洲战场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蒋介石的参谋长，此行的意义却又为人们所不齿。蒋介石可不愿意他的参谋长擅自离开他的中国军队，并随意在三周内音讯全无，对在萨尔温峡谷中的中国士兵们弃之不顾。我永远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上海恩斯的飞机：乘坐DC～3型飞机，三个小时即可到印度，六小时即可到昆明。在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处，他都可以指挥那些残存的中国士兵进行抵抗。而在丛林里，他除了指挥周围的几个人外，对任何人都不起作用。如果史迪威是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团的指挥官，只对直接受他指挥的部队负责，那么他的丛林之行是值得称道的。可作为一个身负重任的亚洲战场的美军指挥官和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这行动便是对这些更重要职责的无知与不负责任。不管是无知还是不负责任，都使蒋介石更有理由怀疑史迪威的能力：他总是把自己首先当成一个战场上的军人，因而对自己作为军事外交官的职责既缺乏了解，又缺乏耐心；他的军事思想会打赢几场战斗，但同时却会输掉整场战争。

但是，史迪威有的是媒体朋友，这些人抓住历程本身的艰险，和史迪威减肥20磅的事实大力渲染，竟把他吹捧为美国媒体的英雄。

史迪威本人也是当仁不让，先是在印度大会上对各国记者侃侃而谈，继而又在6月3日飞回到重庆，继续出镜。他在向蒋介石汇报时，还拿出一大张华军将领的名单，声称此次战败，全在于这些人怯懦无能、不听调遣，要求蒋介石从严惩处，以肃军纪。接着，他又大言不惭地给中国统帅部上起了战术课，声称：“此次吾人已学一好教训，值得所付之代价。”当蒋介石惶惑地问他这个教训是什么时，他像拍电影一样激昂地说：“取攻势较守势代价为小。”气得老蒋在日记里称史迪威是“不知自反，而专事毁人利己”。但为了维护所谓的中美关系，又因史迪威在美国已成为媒体英雄，而且与马歇尔关系特殊，所以蒋介石不仅没有驳斥史迪威的谎言，反而给其授勋!

不过，史迪威私下也曾全面检讨过第一次远征缅甸的败因。在撤退途中，他写道：“敌视的人民；无空军；日军的主动；劣等装备；军火不足；运输工具不足；无供应机构；临时凑成的医疗服务；愚蠢、懦弱的指挥；蒋介石的干涉；英国人管理铁路的一团糟；不健全的通讯；英国人的失败主义态度；脆弱的战争形势；明知‘无望。”

他检讨的确实全面，却唯独没有提及自己。而战争仍在继续。

因个人情绪而擅改主攻方向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中、英、美三国的关系更加微妙。中国统帅部意识到缅甸是一个地形复杂的战场，所以坚持从中南部发起反击，前提是英、美提供海、空军支援。

对于这个计划，英国方面担心中国军队深入缅甸中南部，会加大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对大英帝国在战后重新控制这块殖民地不利，故而拒不提供海、空增援，甚至不允许中国军队从中南部发起反击。而美国的战略是先欧后亚，对于中国的得失和中英矛盾基本上是静观态度。这个时候，史迪威成了关键人物。

蒙巴顿很聪明，他知道史迪威把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惨败看成他个人的奇耻大辱，急于雪耻，故而只要有仗打，史迪威是不会选择在哪里打的。蒙巴顿抓住这一点，忽悠史迪威，建议他率领中国部队从缅甸北部杀出一条血路，修一条公路回中国，就可以万事大吉。你也有仗打，中国的封锁也被突破了。

这话说得真是面面俱到，其实却暗藏祸心。

据当时和史迪威搭档的郑洞国将军回忆：“这条路线从地图上看，似乎距离较近。实际上野人山是崇山峻岭、森林密布，只有蜿蜒于悬崖峭壁之间的羊肠小径可通。一到雨季，泥泞满道，蚂蟥遍地。通过这一地区，跋山涉水，尤为困难，要走十几天。修筑公路的困难也很多，路修成后，雨季根本不能通车，使用率也很低。因此，后来在整个缅北作战期间，我军大多不得不依赖空运补给。其次，胡康谷地、孟拱谷地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形势甚为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后方的交通反而便利，兵力转运灵活。迫使我军背靠绝地以攻天险，在作战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其实，这个困难，美国人早已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事不关己，美国高层也就乐得沉默了。不仅如此，当时美国民众因为珍珠港事件，对日本非常仇恨，故而多不能理解政府先欧后亚的战略。这个时候，让史迪威打几仗，媒体一炒作，正好给政府解围，以示美国军人无时无刻不在打东洋鬼了。所以美国军政当局的沉默在前，美国媒体的大肆鼓噪在后，终于制造了二战史上一个最大的神话故事。

缺乏全局观，加剧战场危机

鉴于此，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在缅甸北部反击，可是史迪威却以“将在外，君命有

所不受”为由，擅自更改计划，率领驻印军发起反攻。他还以断绝对华空运物资相要挟，强迫中国驻云南的20万远征军也强渡怒江，向西进攻，以配合他的原始森林修路计划，而这对中国战场造成的战略性危害尤其巨大。

当时的中国本就贫弱，经历了长期战争与封锁，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状态。初期抗战使中国丧失了现代工厂的94％、发电量的96％。战时的恶性通货膨胀彻底摧毁了脆弱的中产阶级，并使赤贫像瘟疫般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稍微严重的天灾就会引发大面积的易子相食。而普通士兵们每月的薪水，一度买不到十斤大米。

日军此时却正在策划被称为“世纪大远征”的一号作战，企图打通所谓的大陆交通线，救回在南洋的孤军。这次作战的动员规模非常惊人，投入了60万兵力，数量空前!另运输汽车15500辆，战马67000匹，火炮1500门，战车800辆。而中国一共才有25万战略预备队，其中装备最好的20万大军就是云南的远征军。在国内战场危如累卵的情况下，显然不应该把这支大军派往人烟罕至的缅甸北部作战。

但是，史迪威仗着他和马歇尔的特殊关系，以断绝援华物资相要挟，强迫我军出动。他还根据不可靠情报，说日军即将在河南发起的进攻只是一场范围有限的作战。等到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他又抢先通过媒体掩盖错误，把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军队的无能上。

7月2日，日军对战略要地衡阳发起猛攻。日军本以为至多三五天便可结束战斗。没想到中国军队抵抗顽强，方先觉以不足两万的孤军，死守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47天，以5000余人阵亡、9000余人负伤的代价，予日军以19380余人伤亡的巨大杀伤——这也是日军官修战史中，唯一一次公开承认日军伤亡高于我军的战役。

但是，整个战斗期间，史迪威拒绝增援国内战场，还克扣陈纳德空军的物资。就在衡阳守军陷入绝境的8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美国媒体更是群起鼓噪，以缅甸的胜利反衬衡阳的陷落。

战至9月下旬，我军在缅甸战场连获胜利，但长驱南下的日军却开始逼近广西，史迪威依然不增援，反而忙着撤离美国在桂林的侨民，对我军民士气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马歇尔却建议由史迪威接管所有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忍无可忍的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严厉的外交交涉：史迪威必须下课。

于是，闹剧这才结束。中国远征军才得以陆续回国，也才有了雪峰山会战的辉煌胜利。

史迪威公路

史迪威反击缅甸的唯一成果，就是那条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公路。这条公路曾被吹得震天响，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这样一条穿越缅北山区的公路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为了这样一条公路，共花费1.49亿美元，动员43000名中国民工，牺牲美军1133人，平均每英里死一人。这还没有计算养路的代价和中国远征军的巨大牺牲。

如此大的投入换来的是什么呢?这条路的实际运输能力实在是太有限，其最大月运输量只有可怜的5000吨，更不要说在雨季时的完全不能通车。而驼峰航线如果能得到适当的加强与管理，是完全可以实现月运输万吨物资的。到1945年1月，驼峰航线的月运输量就达到了破纪录的4.6万吨，战争结束时，其空运量每月已经高达5万吨。而时断时续的史迪威公路，维系的依然是可怜巴巴的月运5000吨。所以，建这条公路是绝对的形象工程，得不偿失。

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战争结束后，这条公路便被废弃了。直到本世纪初，中、印、缅三国才又重新商议，恢复史迪威公路的使用，目的在于刺激沿线经济的发展，拉动三方陆路贸易。

当然，喜欢史迪威的人可以说，将军有远见，超越了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可是，我们同样可以说：他的刚愎自用与感情用事，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与半个多世纪的资源闲置。

热闹身后名

平心而论，史迪威确实是个练兵高手，搞军事教育很有一套，对中国的国民和基层士兵也十分怜悯。但他野战能力有限，因人际关系位居高位，却难谋其职，也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由于涉及过多的国家机密和错综复杂的高层人际关系，所以关于史迪威的很多原始资料都被美国政府刻意屏蔽，而日军方面的战史资料至少在我国一直缺乏系统的译介。这就导致长期以来，太平洋两岸的读者所能接触到的，只是美国媒体的片面报道和一些洋记者撰写的煽情有余、理性不足的纪实文学，而他们所依赖的所谓一手资料，不过是史迪威的日记与他个人战时记录的片面之词而已。其中最混淆视听的，莫过于《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至于美国军方刊行的《史迪威文件》、《史迪威任务》与《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同样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而只是片面的史料剪裁。

正是这种先入为主、铺天盖地的宣传，长期误导了全世界的舆论视听，从而活生生地制造了一个悲剧英雄史迪威的战争神话，并流传至今。至于史迪威公路造成的战略性浪费的责任问题，自然也就更不会有人去追究了。

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