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镜明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十七日，聂士成率领武备学堂学生从吉林省珲春城渡过图们江，抵达朝鲜的庆兴府，此行的目的是勘察朝鲜东北海岸形势。

在此之前，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前往中俄东北边境，在苦寒中沿边考察四个月，回到吉林不久便又赴朝。聂士成的俄、朝之行都是为了防俄，因为当时在李鸿章的心目中，防俄是清朝的主要战略，不但要在东北防俄，还要在属国朝鲜防俄，因为俄国对朝鲜也有野心。

聂士成人朝后，仔细考察东北沿海要冲，并像访俄时那样逐日写下“日历”。一年后，他把考察俄、朝两国的“日历”结集出版，名为《东游纪程》。

《东游纪程》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小书：

第一，它简洁地记载了甲午战争前夕朝鲜社会的百态，让读者可以一窥这个清朝属国的最后一面。

第二，聂士成在朝鲜的访问路线是与众不同的，他到的并非朝鲜较为富庶的西北部，而是较为贫穷的东北部，这也是明清两代中国官员从来没有走过的地方。

第三，因为聂士成这次来访事出突然，当地官员无法在事前做好周详的接待工作，这反而让聂看到了朝鲜某些真实的情况。

聂士成到了庆兴府后，发觉朝鲜士兵仍然用古老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府城城墙不过八尺，乱石堆成，内无街道，民居只是些小草房，门前污秽。聂受到府尹的宴请，但食物“腥闻不能入咽”。这首先给聂士成留下了不佳的印象。

聂士成率领学生沿途测绘地形时，也不忘记下他的所见所闻。在明德站，他碰到一桩奇事：有十多个童子列队向他行礼，并且送上一封信。他一看，原来这些学童没有学校，书本也不足，只能读《千字文》，因此恳求这位“天朝”大将给点钱，“俾为学之资”。聂于是赠送一些银两给他们。

朝鲜王朝一直非常重视面子，像这种有损体面的乞钱事件，以往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但明德边远落后，地方官员缺少应付“天朝大员”的经验，结果让聂看到了当地教育落后的一面。

聂士成是武童出身的淮军将领，曾参与光绪十年的中法台湾之战，对西方军备并不陌生，因此他很关心朝鲜的边防兵力。在会宁府，他和府尹笔谈后，发觉这个重镇的兵力只是纸上数字，原本有马兵和炮兵各120名，却竟然“只属虚数”!至于另一重镇镜城府，只有由清军训练而成的500名士兵，当中300人驻守府城，其余200人散布附近的十邑。聂士成必定感到心凉，因为以区区500名士兵来防守那么广阔的地方，如果要用来防俄，简直是天方夜谭。

最令聂士成震惊的是，他发觉这些受过新式训练的士兵的来复枪虽然是由朝鲜自制(清朝曾赠送整套军械制造厂给朝鲜)，但因没有制造来复线的机器，枪膛内竟然没有来复线，而没有来复线的枪，只比古老火枪好一点儿。

朝鲜除了边防废弛，地方政治也败坏。例如在富宁府，府尹竟然向来访的聂士成诉苦，说他任职四年来，“亏空钱四千余贯”，他想辞职，但朝廷不批准，于是他请求聂见到国王时代为求情。这反映了当地朝鲜官员根本无心政事，一旦面对强邻入侵，又如何能守土卫国?

聂士成在书中多次谈到，他路经的朝鲜城镇“荒陋至极”，而朝鲜民众生活贫困、民情闭塞。因为带有“天朝大将”的眼光来看待朝鲜社会，所以他毫不留情地说：“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

上述的严厉评语，反映了聂士成对朝鲜能否防俄或自保是颇为忧心的。“读书几成废物”这句话最为沉痛，说明了800年来以儒立国的朝鲜就像清朝一样，保守传统的儒家文明已敌不过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因此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断挑战，只能落于下风。

朝鲜的“泥古”之一，是坚持千百年来的官伎制度。早在明朝时，便有些出使朝鲜的“天使”抨击这种制度，但朝鲜依然故我。聂士成来到咸镜城时，官员以歌伎来招待他。他力辞之，官员却说这是朝鲜古制，不敢擅改。此后他到了平壤，发现该城竟有官伎数千。可见朝鲜在亡国的前夕，地方官员仍是醉生梦死，不思振作。

聂士成由端川府来到群贤津后，在“侍中台”看见一块朝鲜官员纪念先人功绩的立碑。碑文只是对祖先歌功颂德，看似无甚特别之处，文末却有这样一句：“崇祯纪元后九十四年”。明朝已被清灭亡了94年，而那个朝鲜官员却还顽强地沿用崇祯纪元，拒用清朝皇帝年号。这也许暗示了朝鲜的政治态度——怀明拒清。

其实朝鲜官民一直念念不忘皇明，除了与清朝交往的官方文书要被迫使用清帝纪元外，绝大多数采用“崇祯后”或“永历后”这样独特的方式来纪元。这种犯下清朝大忌的“政治不正确”碑文，在朝鲜西北部清使臣经过的地方是绝对看不到的。聂士成心中要问的，也许正是这个问题：清朝值得为背清的朝鲜而战吗?

聂士成到了元山港后，忽然接到电报，说李鸿章将在四月巡阅海军，要他立即回国。聂于是更改行程，横越朝鲜半岛至汉城，拜会国王高宗后，再取道平壤回国。在平壤，他碰到朝鲜从清朝回来的贡使——应是朝鲜最后的贡使了。

《东游纪程》是聂士成入朝一个多月来的日记，从中可以让读者扼要地了解大战前夕的朝鲜社会百态，火枪兵、学童列队“乞钱”，以至官伎制度、“崇祯纪元后”的碑文，无不说明当时的朝鲜仍是个沉睡中的“隐士之国”，而强邻日本高唱“征韩论”已多年。朝鲜的亡国命运，已非同样是暮气沉沉的清朝所能力挽的了。

聂士成三月底回到东北。三个月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迅即战败，而朝鲜在日本的挟持下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

编辑／石用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