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道光十九年，山西巡抚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路过代州(今代县)时，当地一些里正和绅耆拦住轿子告状，反映驿站征收号草中的问题。

清朝的驿站近似于今天的邮局，号草就是驿站马匹食用的草料。按清制，号草必须由政府向民间购买，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两毛多钱一千克。当地每年收驿草十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两万元。但老百姓拿不到钱不说，无偿给驿站交号草时还要遇到盘剥，一是大秤不准；二是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和其家人交纳使费，不然他们就不肯收。这些人知道老百姓如果不交号草，极有可能被抓到衙门里打板了，站枷号，所以有恃无恐。

申启贤当时生了病，心情烦躁，就下令打了那些老头儿一顿耳光，后来担心打出人命，要求道台(相当于雁北地委一把手)张集馨亲自处理。经过一番调查，张集馨弄清了事情真相，他做了两个决定：一是不用之前的黑秤月另造官秤；二是宣布按照每斤一文的官价支付草价，不许驿书和家丁“干没”。

张集馨处理号草事件，表面上很公平，实质上则偏向了地方官员一边。第一，老百姓无偿交了那么多号草，没有一分钱报酬，既然官府以前是拨了有关经费的，现在理应补发给老百姓，但张集馨没有责令当地官员补发。第二，代州驿站所用号草一直采取向老百姓硬性摊派的做法，官拨的号草购买费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经费用到哪里去了?也应该深查，但张集馨也没有去查。

张集馨为什么这样“温柔”呢?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比起上级官员与一般老百姓的关系，上级官员与下级官员的关系要亲近、密切得多，这种感情上的近距离，必然造成查处时的“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其二，清代官场流行“陋规”制度。康熙时，一位叫白潢的江西巡抚就向皇帝汇报过自己一年收到的“陋规”，他列举了五项：节礼，每年大约5000两；漕规礼，每年4000两；关规礼，每年2400两；盐规礼，每年10000两；钱粮平头银每年8000两。白潢是个清官，尚且收到这么多“陋规”，其他人每年能得多少可想而知，身为一方大员的张集馨则更不用说了。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既然收过人家的“陋规”，查处案子当然要手下留情。

民众不满某些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而聚集诉求的群体事件，其本质上就是民与官能量博弈的过程。如果民的力量足够强大，地方官员不服从民意，就必须承担丢官、坐牢等代价。如果民的力量不够强大，一切都只能在官处理官的轨道上进行，那么，张集馨式的象征性的查处就会成为通例。地方官员没有为自己的以权谋私付出足够的成本，下一次，他们会更加胡作非为，群体事件也就层出不穷。

编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