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付林

沉醉山野情趣、富有民间情怀的彭见明，尽管不爱热闹，不太趋时，不随大流，但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天眼》（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却非常好看、耐看。小说从山里到镇里、铺里、县城、省城、广州、海外一路写来，由一偏僻的湘北山野触摸山外世界振荡的脉搏，将人们生活中所关心的诸多热门话题信手拈来，纳入其中，贴近社会，栩栩如生，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我以为，在纯文学举步维艰的当代文坛上，《天眼》已具有诸多流行的元素和火爆的品质，这势必会给当今作家如何于大众传媒盛行、商业文化日炽的场域中创作出叫好又叫座的小说作品提供有益借鉴，从而以独树一帜的艺术品格创造出一个个令人侧目的文学奇迹，吸引当下颇爱挑剔的读者的眼球。

相命的神秘莫测。现代中国作家的乡土书写，有着深厚的优良传统，但如何描写乡土，如何择取乡土题材，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艺术追求。注目于乡场，扎根在乡土，或游走于湘北山地，或荡漾在洞庭湖区，这是彭见明一贯的创作题材取向和始终的小说艺术追求。他嗜好到山野里走一走，喜欢到洞庭湖看一看，从山水间寻找艺术的灵感，在乡场上开掘创作的世界。《天眼》自觉延续着作家自身的创作优势和特长，集中描写了自解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建设期间湘北山地一个名为了丁县十八里铺十八里镇的民俗风情和生活变迁。在乡场风景、乡土民俗的描摹底色上，小说不露声色地着眼于一个看相师傅何了凡非凡人生、传奇故事的讲述。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之间，浸润着浓厚的湘北地域风情，精心营构的艺术世界弥漫着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隐藏着一股神秘莫测的气息。《天眼》虽有《大泽》《山地笔记》等小说元素的沿袭，但多显拓展，多见创新，尤其是相命这一民俗的形象描摹，贯穿小说的始终，不再是细节刻画，不再是情节点缀，而是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量，人物命运变化的重要手段，小说民俗氛围的构成因素。缺少了相命，《天眼》的生命就会变得苍白空虚。而对相命这一秘不示人的民俗风情的形象展示，正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元素。它虽然不是科学的东西，甚至带有迷信的因素，但它毕竟是千百年来长期积聚起来的民间智慧，颇有浓厚的山野情趣和乡土气息。彭见明非常尊重和喜爱民间文化，其收藏民间文化资料的兴趣远远大于收藏名著。他认为民间文化是深埋于土地下的，最朴素、最淳厚、最本质，而算命其实就是神州大地尤其是广袤乡土最本真的民间文化传统和习俗之一。因此，在彭见明笔下，相命不是骗人的把戏，不是害人的勾当，它是民族性的风俗画，它充溢着人情味，也就在情理当中了。不过，作者并非着意去宣扬算命、求神、占卜、问卦拜佛。《天眼》中的相命，看似明断，实则巧合而已，它充满着悖论甚至是讥嘲，冥冥之中并不能左右人的命运，所谓的算命大师也摆脱不了被人批斗、暗算、追杀、隐姓埋名的可怜命运。这恰好是同类小说或读物所不能及的笔法和境界，这是属于彭见明自己的东西。有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天眼》的艺术创作才有可能不衰和不朽。

婚恋的山野情调。彭见明不是情爱描写的大家，他的作品实质上也不是言情小说，他只是乡土作家群落中的一个能手。但是，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天眼》中，最扣人心弦、震人心魄的却是充满山野情调的婚恋书写。这里有真爱，剿匪英雄于长松与地主女儿郭如玉一见钟情；这里有算命大师何了凡为香火传承与师傅女儿秀妹子偷情生子，阳山寺方丈本寂和尚与尼姑妙云暗渡陈仓；这里有试婚，郭向阳在了丁县朝秦暮楚，到了省城后却诚心拜倒在轻易不露声色的心宜石榴裙下。无论是长辈的婚恋，还是晚辈的恋情，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像青翠的山野一样晶莹剔透，渗透着一段段自然清新的感人情怀。他们的爱情没有“好事多磨”，没有柳暗花明，没有山重水复，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水到渠成，如同一杯白开水，但小说人物的爱情故事依然感人肺腑，在世俗与偏见、利益与诱惑交织的社会中傲然挺立。这不能不归功于男女主人公情感的真挚和自然，这当然也加深了《天眼》的感人力量。

商场的斗智斗狠。20世纪90年代以来，拥有几千年抑商传统的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声势浩大的商业化进程中，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连空气都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氛围中。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之中，当代作家不能熟视无睹。努力贴近现实，记录时代商潮，应成为当代作家在这一转型年代的历史责任和自然选择。彭见明的小说创作与时俱进，《天眼》涉足商场，尽显风流，小说的商场故事构思平凡而又奇特，不仅体现出生意场上为商、为事、为人、为世之道，而且不乏乡土中国生意文明的特殊智慧，呈现出与以往创作不同的时代新质。这里有靠为商人提供平术生意信息而一夜暴富的郭向阳，这里有发财不忘恩情、为何了凡父子无私提供援助的老洪和丰富父子，这里有不愿坐以待毙、继而东山再起、最终锒铛入狱的心宜，尤其是何了凡父子广东之行、败走麦城之际有关“意大利”的追杀、卖牛商人的飞车冲撞等商场故事的讲述，确实腥风血雨，惊心动魄。小说既再现了商人们重义轻利、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也彰显了商场硝烟弥漫、风云争霸的冷酷无情。彭见明作品中的商场人生，既有都市贵族式的生活形态，也有乡土院落的诗情画意、都市场面、小城街景、形形色色商人的欲望化表象，准确概括了商业时代的生活面貌。当然，商业经济活动只是《天眼》的一种背景，只是构建作品故事框架的一个元素，并没有成为小说的主体构成。

官场的沉浮变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书写政治领域基本状况和官员人生变迁的所谓官场文学，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彭见明同处湖南一隅的王跃文、阎真等人也相继奉献了不少官场文学的精品。在彭见明的《天眼》中，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一转型期间上至省级机关、下到偏僻县城的政治生活都有真切的反映，它着重勾勒了基层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对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和权力基础的合法性进行了形象省思。对于相命之类民间智慧颇为鄙视的于长松，他从不信命，兢兢业业，勤勉工作，全心全意为了丁县人民服务，靠的却是庙宇建设才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而职务依然只能到县长职位便戛然而止，难于升迁；青年官员刘铁虽有稳固的靠山和后台，但在日常工作中却不免有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危如累卵的感觉，因为“老板”的双规而不得不返乡任职，也因为对于“老板”的诚心免于受累和牵连，不过也是在庙宇文化的改造和提升建设中大显身手。小说关于阳山寺“头炷香”的描写，固然现出官场的尔虞我诈，但小说关于官场故事的讲述始终是轻松乃至是幽默的，于长松、刘铁、关书记、省里“老板”都因为一座寺庙或荣或辱。他们职务的升降、仕途的沉浮，都与求神问卦、烧香拜佛相关联，官场彰显了庙宇、神仙的非凡智慧，而庙宇、神仙的非凡智慧却并没有保佑官场。

剿匪的惊险浪漫。从1949年到1953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历时4年的全国大剿匪，先后歼灭匪特273.8万人，缴获各种火炮2400余门，枪支179万余支。新中国成立之初展开的这场剿匪斗争，其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战术之高超，战果之辉煌，为世界所罕见。而剿匪故事在当代中国作家笔下最为集中展现的经典之作应是曲波的《林海雪原》，不过彭见明也不时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描写了各种类型的剿匪故事。《大泽》剿灭的是湖匪，《天眼》剿灭的是山匪。于长松率部开进十八里铺，在山民的帮助下挺进大红山，而指挥官于长松却在追击匪徒的过程中滚下了雪沟，挺身施救的何了凡也陷入了生死未卜的境地，险象环生，终于化险为夷。其充满浪漫主义想像力和传奇性的叙事方法和技巧，颇得红色经典之作《林海雪原》的神韵，茫茫山林、皑皑白雪、沟壑、溪谷、匪徒的狡诈、英雄的神勇、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情绪大悲大喜，与民间说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