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珍

摘要:本文从鲁迅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他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翻译初衷和翻译理论价值去挖掘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体现的理性精神,突破了从传统上将鲁迅翻译理论作为一种评判好坏的翻译标准去探究的视域。

关键词:鲁迅翻译理论 直译 复译 历史文化环境 理性精神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4-0001-02

一、引言

鲁迅作为中国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不仅在文学创作领域造诣非凡,而且在翻译领域,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也都有着非凡影响力和贡献。他散于形式的翻译理论简洁归纳主要为:“宁信而不顺”的“直译”,甚至是“硬译”;倡导“非有复译不可”和“重译”。关于他的这些翻译理论和主张,曾在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莫大的争议,甚至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至30年代初期,在翻译理论界引发了以鲁迅和瞿秋白为代表的“直译”派与以梁实秋和赵景琛为代表的“意译”派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本文在此不是意在将鲁迅翻译理论作为一种评判好坏的翻译标准,而是将其译论置于鲁迅所处的特定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从其理论本身的价值方面,探究鲁迅持其翻译观的历史时代原因。揭示这种翻译理论主张及其指导下的鲁迅的翻译实践的主客观社会作用,体现了一种以批判旧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反对传统道德为目的的理性精神。

二、鲁迅译论产生的环境

鲁迅的生活年代是1881-1936年,中国的政治现状是:国际上,自1884年鸦片战争扣响中国大门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及帝国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国内,中国的闭关锁国、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体制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在这样的内外交困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兴起了洋务运动,实行变法维新,创办新式学堂,但是在这样一个觉醒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大多的参与者都因其意识觉醒的不彻底、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而屡屡遭遇挫折。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鲁迅自小便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熟读诗书经传,对中国传统的文学和历史有较深的了解。与此同时,他对维新变法西学东渐等有识之士有所接触,如入学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并于1902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到仙台医科专科学校学医,最后渐渐意识到医生只能使人的身体保持健康,却无法令人的精神及时改造。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1909年回国后,关于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汇集成《古小说钩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积极参加宣传活动,撰写了《怀旧》抨击残余的封建势力,他的一系列作品,包括其选择的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是他“战斗的武器,冲锋的号角”(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第124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整个文学事业,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其宗旨都是以文艺的火光照亮黑暗的中国,拯救国民怯弱、懒惰、巧滑之类的精神固疾,使之觉醒,以至抗争。

在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窒梏中,鲁迅窒息,闷不欲生,于是他第一个睁开眼冲了出来,把渴求的目光投向东方大地以外的其他氏族之林。本着尽可能传递异域文化风俗,引进他认为更加严密的词法句法文法,从而革新中国传统的,有失精确的语言文法,革新中国陈旧腐蚀的文风和文艺思想,进而达到革新民众的思维,唤醒对民族危亡如看客般的,麻木的民众,鲁迅先生在翻译技艺的选择方面,他在不乱译,胡译,认真踏实的态度下采取直译的翻译方式;在文本的选择方面,他着眼于进步作家和带有感召力的进步文学;在译作国别的选择方面,他有意选择弱小而抗争的民族文学,转译俄苏文学和介绍帝国主义文学,从而使读者开阔视野,增强精神防御能力。他对翻译所作出的选择、所持有的翻译观和所进行的翻译实践都正如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所认为的,是一个除了文本以外,由当时的政治历史状况,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等多种因素所相互交错,相互影响而起作用的一个多元系统决定的。

三、鲁迅翻译理论所体现的理性因素

鲁迅,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于一身的大翻译家,以文学作为其毕生的启蒙、革命和战斗的武器,因此在从事文学活动时,从一开始就站在理性的高度,并将理性贯穿于他文学活动的始终,去指导他的文学实践和作为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而他整个的文学生涯几乎可以说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又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结束,他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他首先不是“想创作,主要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氏族中的作者的作品”。这也就是说,文学翻译作为他毕生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的体现着这样的一个“新的启蒙理性精神”。关于这一点,从他的言语、主张中可以看出,他抛弃了正常的阅读,理解和文学作品翻译时的畅口,即“顺”和欣赏文学作品的传统习惯,而要求读者能“吃进一点苦头”,忍受一些阅读翻译文学作品中的艰涩、不顺和不习惯,有反满足阅读、欣赏的快感这一欲望,在诉诸理性的思考和权衡之后,倡导一种译者的理性翻译和读者的理性阅读,认为时间久了就习惯了,从而起到引进新的词语、表达方式、文法和句法的作用,这是一种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理性的启蒙思想,它赋予了文学及文学翻译这一与科学、哲学、历史相对立的非理性活动以理性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将文学视为启蒙武器的学者,他极力主张文学的理性精神,从理性功能的角度实现文学的高度社会责任。

“直译”与“硬译”能够真正地传达文学原著中的“文学在场与隐喻”。根据德里达的理论,对文学而言,“在场”和“隐喻”无疑是文学特殊性的标志,“在场”就是现场,就是出席,它表明主体对所指的场合或意义的确切经验和亲身经历,它构成一种确认和证实,我们把文学对现场的描绘和见证或者说进入看作文学经验的根本,看作文学区别于抽象的哲学、科学思想的基本点。因为“在场”,文学的经验充满具体性、偶然性和差异,文学的智慧得以抵制形而上学。文学通过“在场”的描绘提供对文学而言不可或缺的形象和场景。而“隐喻”按雅各布逊甚至是话语成为艺术作品的标志,所以文学是以“在场”和“隐喻”为本位的。从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主张本身来看,“直译”可以有效地规避由于译者对原作者阐释的误差,为译本的读者提供了更加客观真实的文本。另外也为译本的读者留下更加广阔的阐释空间。根据解构主义和接受理论的观点,一部作品的文本一旦完成,文本中的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对文本中语言符号的解读,解释、探究并阐明文本的意义.正如德国哲学家弗兰克曾说:“每一种意义,每一种世界图象,都处在流动与变异中,既不能逃脱差异的游戏,也无法抗拒时间的汰变。绝没有一种自在的、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对世界和存在的解释。”既然任何一个文本都面临着不同读者对其不同的解读,那对于译者呢?他们与原作的作家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文化背景,甚至于其个人不同的人生阅历和文学、文化修养,这也必然导致对于文本中的一些特定的词语、句子、句式、意象、典故等都会有着不同程度的偏离,甚至于会导致误译、错译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谨慎的译者为了不误导读者,往往采取牺牲“顺”去“直译”,甚至“硬译”以求“信”的方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减少这些理解上的误差,更加有效全面地传递原文本中体现的文学的“在场”与“隐喻”,更有效的保留了原文本的文学本位,体现了翻译文学的文学理性。

除了上面说的作者与译者文化传承不同,个人人生阅历和文化修养的不同外,作为个人的译者,其本身的文化修养基础及水平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限性,也正是这个原因,译界人士才大声地申明,在现实中,没有定译本。也就是说,为了不断地完善译本,“非有复译不可”,这也意味着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未竟的事业,不是仅仅哪一个大家就能完满地完成的,他要求几个人,甚至于几代人的前赴后继的智慧和努力。因而一个合格的责任心强的译者,往往会抱着一种认真,诚恳,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实事求是地用“直译”,哪怕是“信而不顺”的“硬译”来等待更加完善的译本的产生。

鲁迅翻译理论所指导下的翻译实践是一种理性的翻译实践,这也导致了他的翻译实践的结果,即翻译实践的阅读与欣赏,是一种超越感性的理性的阅读与欣赏,是一种用理性的思考去驾驭文学感性的文学翻译。为了引进西方精确的词句、文法和表达方式,介绍西方意象、文学、文化、文论、思潮,甚至是译介引进并学习一种自尊、自强、反抗的斗争精神和思辩的思维方式,以此来革新中国的国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世界,从根本上拯救国民和灾难深重的中国。这种对外来语言的“信”同时也是对于本国语的及其表达方式的一种挑战和创造,促进了翻译文学的生动性和多样华,发展了本国的文学语言和体材等。而“不顺”是一种对于本国文字的叛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理性的叛逆。

四、结语

总之, 从比较文学领域翻译研究的文艺学派的视角出发看,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在其所处的中国特定历史文化政治环境下,本着引入异域文化形态、语言表达文法,革新旧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意识,在促进中国的新文学产生和发展,并用此批判旧中国封建传统意识形态,从而重构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和国民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纵看中国的文学发展史,可以说,只有自五四开始,我国才“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共同语言的 新文学。而鲁迅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文学现代花的开路锋。的确,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位终其一生,坚持不懈,披荆斩棘,百折不挠,为中国翻译文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他独树一帜的翻译文学思想、理论、实践及其在这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所表现的始终一贯的译品、译风、译德、译魂,均已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化交流史、中国比较文学史上最宝贵的遗产和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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