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胜海

荣智健曾连续三年稳坐《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前三甲的位置。从2002年的7.8亿美元，到2003年的8.5亿美元，再到2004年的14.9亿美元……连续六年蝉联胡润强势榜榜首。

和荣氏家族鼎盛时候相比，荣智健的商业规模虽不可同日而语，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神话。2009年1月，荣智健因中信泰富炒外汇巨亏，涉疑串谋欺诈，被香港证监会和警方立案调查。4月8日，荣智健被迫卸任中信泰富主席。

身陷炒汇巨亏丑闻

在即将到来的2009年农历春节，对于曾经的中国首富、香港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而言，注定是一道坎儿。

在香港，荣智健掌管的中信泰富被戏称为紫筹股。之所以有这个奇怪的称谓，是因为中信泰富连年业绩优良，被视为蓝筹股，而同时由于荣智健背靠中信集团，又被看做红筹公司。红色配上蓝色，自然就是紫色。

但恰恰是这个被认为最安全的公司，在2008年末曝出了惊天亏损的新闻，荣智健星夜飞往北京求援。这个习惯了胜利的荣家后代，这一次栽倒在澳元的累计期权交易之上。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西部经营着一个铁矿，为此，公司需要以澳元购买设备和供应品。为了对冲外汇波动风险，从去年起，中信泰富开始购买澳元的累计外汇期权合约。

中信泰富购买的澳元累计期权合约共90亿澳元，根据合约，中信泰富可以行使的澳元兑美元汇率为0.87，即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0.87的汇率获得澳元：而当汇率低于0.87时，中信泰富仍必须以0.87的高汇率两倍买人澳元，直到2010年。

而事实却是，澳大利亚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根本无法独善其身。2008年9月和10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两次降息，后一次的降息幅度达到100个基点，这是其继1992年经济萧条以来的最大降幅，澳元大幅跳水，持续贬值，目前已跌至0.66美元，跌幅超过30％。

2008年，中信泰富损失澳元，巨亏155亿港元，香港和内地一片哗然。荣智健也因此成为新闻人物。

转过年来的1月2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确认，香港证监会对该公司展开正式调查。调查对象包括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在内的17名董事。仅仅一天之后的1月3日，《福布斯》推出2008全球富豪“身价缩水榜”，荣智健不幸入围，身价从2008年的30亿美元狂跌到现在7.5亿美元，缩水75％。

为了拯救中信泰富，2008年12月24日，中信泰富的老东家中信集团伸出了援助之手。中信集团向中信泰富已注资15亿美元，拟订进行的有关认购可换股债券及约务更替的交易已经完成。在这次注资之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从之前的29％增至57.6％。各界普遍认为，从今往后，中信集团将会大大加强对中信泰富的监管力度。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结。2009年刚一开始，荣智健等17位董事被香港证监会调查的消息就传了出来。市场分析师认为，荣智健等17人被香港证监会调查，或许与公司延迟公布巨亏消息并存在内幕交易有关。

当中信泰富因投资外汇衍生品巨亏的影响一度平息后，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于2009年4月3日高调前往中信泰富总部调查，香港警方并运走大批账目和文件。接受香港警方调查的涉及17名董事，包括主席荣智健、其长子荣明杰及集团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以及7位执行董事和7位非执行董事。再次将中信泰富巨亏事件置于舆论关注的焦点。此次由香港警方出面调查，比此前香港证监会调查严厉得多，问题可能比想象中严重。

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要求公司及其董事就“2007年及2008年签订的外汇合约，及由2007年7月1日至2009年3月16日发出的公告”提供若干资料，以调查是否有下列违规行为：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普通法提及的串谋欺诈。4月8日，荣智健不得不辞掉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的职位，同时辞职的还有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接任中信泰富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4月8日下午6时20分，荣智健的座驾驶出他奋斗了二十多年的香港中信大厦，在闪烁不停的闪光灯下，这位67岁的老人一如既往的平和。直到车子开了很远，他才回头看了一下。爱女荣明方、长子荣明杰还在这栋大厦里，但荣家还能否将中信泰富这艘航母控制得如臂使指?

具有特殊身份的荣智健等人是否会因此受到处罚，就颇为引人注目。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调查确认属实。串谋欺诈罪成立，则两项罪行可最高获取lO年以上的刑罚。

根据香港法例第115章第42条“虚假陈述、伪造文件、使用及管有伪造文件”，任何人作出或安排作出明知为伪造或自己亦不信真确的陈述或申述，即属违法，最高可处监禁14年；而串谋欺诈的最高刑罚同样可监禁14年。

荣的失败也给其他企业敲响了警钟。在这种灾难性的后果面前，类似的商业机构实在有必要针对衍生工具业务的特点，建立专门的风险内部控制机制，改善公司的结构，完善操作程序，分清套期保值与投机的差别，严格控制投机交易，从而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百年荣华成一梦

荣智健曾拥有衔玉而生、大起大落、叱咤政商、且富且贵的人生，而如今黯然挥别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中信泰富，有无奈，更不舍。

自荣熙泰以降，历经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兴业．荣毅仁维系，荣智健已经是近代荣氏家族第四代了。2009年1月，《荣氏宗谱·梁溪卷》举行了颁谱庆典，荣毅仁、荣智健父子的录入显得浓墨重彩。耐人寻味的是，正当颁谱庆典之时，正是荣智健被中信泰富巨亏案弄得焦头烂额、备受各方压力接受司法调查之际。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荣氏家族的命运映射出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民族工商业的沿革。而荣毅仁、荣智健父子的勇敢抉择更是改变了历史。

改革开放初期，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向邓小平提交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在邓小平的应允之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今中信集团的前身)成为了直属国务院的投资机构，成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而这也是中国日后成立一系列“窗口公司”的发端。

而在当时，作为中信集团全资子公司的中信香港成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多家“窗口公司”之一。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被香港媒体视为中信集团在香港的政商操盘手。

果不其然，1987年之后，荣智健从中信集团那里得到了人事权和经营权，而中信集团给予荣智健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其顺利地从国泰航空、港龙航空、香港电信、泰富发展购入股份。中信泰富公司诞

生，荣智健时代开启。直到1996年，荣智健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了管理层收购的要求，使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1993年，荣毅仁虽然因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董事长，但其对中信集团的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也使得中信泰富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挥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中信集团在香港的融资和收购平台，其对香港回归之前稳定香港商人情绪、保持中央政策通达、帮助港商在内地投资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获得大量资金，国内资金甚至出现了过剩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澳门回归，中信泰富的“政府背景”日渐淡化，因而包括中信香港在内的许多“窗口公司”的作用和“亦官亦商”的身份日渐丧失。

这让中信泰富的公司越来越成为纯粹的商业公司。不过，在这次危机中，中信集团依然出手护盘——宣布承担中信泰富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这也客观上稀释了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股份至11.5％。中信集团“二把手”常振明从集团空降中信泰富，也将有利于中信泰富恢复元气。但由于外汇买卖合同未设止损金额，这笔买卖最终会让中信泰富赔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看美元对澳元外汇走势而定。人们关注荣智健，远远超过了关注中信泰富。荣智健，这位红色资本家的后代，一直被神圣的光环围绕的这位中国的首富，却注定成为百年荣氏商业王朝的痛，世界华商翘楚的痛，中华民族工业的痛。

荣智健事件的反思

荣智健辞职后，媒体多说他违背了祖训。其实，荣家百年，传下很多祖训名言，其中不乏对冲矛盾之处。譬如，“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祖训，“以小搏大，以一文钱做三文钱事”；“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吃着两头，再做一局”等，也是祖训。而事实上，后者的冒险气质在荣家兴衰史上更是主流。所以。荣智健的错误，不在冒险与否，而在其他。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荣智健落得今天可悲的下场主要是犯下了三个不该犯的错误。反思荣智健案，如果仅仅从荣明方投机澳元巨亏的角度来看，便有点过窄。以今视之，荣氏家族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中信集团为国资委直属企业，在那个国有垄断资本高度集中的集群中，私人得以拥有股份，且能以阳光化的方式成为中国首富，荣家确为仅有之孤例。因为是孤例，所以一定违背了某些规律，荣智健之出局，正在于他对此的长期漠视。

荣智健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择机让荣家资本独立。荣家创业于晚清的1902年，到1949年之前，这是一个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荣氏子弟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早在1934年，荣德生的大儿子、荣智健的大伯荣伟仁就在一封信中说：“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正是这种坚持，使得荣家祸福自担，很少有所谓的政商烦恼。少为人知的是，1979年，复出的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最初提议的是建一个私人公司，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他的提案上批示说，“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因此，中信的国有资本性质才一锤定音。荣家在中信的壮大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在资本意义上却少有创新。荣毅仁先是当政协副主席，又出任国家副主席，自然不可能办私人企业。荣智健南下独立创业，日后也进入了中信体系，创建中信泰富。2005年11月，荣毅仁去世，带着白纸花、正在丧期中的荣智健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他专门提到，中信泰富曾一次性交给国家超过200亿元的现金加股权收益。言下之意，荣家财富是理应得到。荣家百年，自创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到荣毅仁，都以好善乐施、勤俭克己为立身之本。1934年，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六十大寿，他发愿在无锡、常州一带造桥百座以惠乡里。历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一座宝界桥，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以示六十大寿)，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对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上海老报人计泓赓的《荣毅仁传》记载一个细节，1998年，她到荣家做客时发现，荣毅仁夫妇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相比父辈，荣智健的风格迥然不同，即便在富豪云集的香港，他的奢侈做派也是很突出的。《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据报道，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他拥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他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他还是唯一一个会在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大陆富豪。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四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2005年，中信泰富投资的东区海底隧道申请提高过道价格，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身任董事的荣智健之女荣明方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与国际仲裁，结果胜诉，获裁定回报率应达15％至17％，之后东隧疯狂加价67％。东隧加价事件虽让公司获利颇多，但却受尽香港社会的批评，此次，危机爆发，港媒少有同情者，其得也失也，可见一斑。

以官商背景而行奢侈之事，以“在商言商”而罔修公共关系，这是荣智健的重大疏忽。荣智健的第二个错误是，对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中信自创办之时，就享受了无穷的政策好处。以当年小荣以总股本100万元港币办爱卡电子厂为例。他赚到的第一桶金，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钟等向国内大量贩卖，在当时，获准“大陆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如果没有政策背景，那只有靠走私。即便后来，中信泰富在香港及国内实施大量购并投资，也多有政策背景的支持。在香港的商业氛围中，信仰自由主义的市民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官商逻辑有天然的反感与抵触。荣智健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警惕与防范，甚至，他还以奢侈的形象和强悍的商业运作“挑衅”公众的忍耐力。

荣智健的第三个错误是，没有着力培养下一个“荣毅仁”。荣家百年，英才倍出，创业二老自不待言．其子女及女婿也多有豪杰之土，建国后，三十出头的荣毅仁留居上海，忍辱负重，历经磨炼，被周恩来称为“少壮派”，被毛泽东许为“红色资本家的首户”，后贵为国家领导人．全国企业家无出其右。到荣智健一辈，也是一人过港，打出一片江山。可是，到第四代，则蚕卧在父辈的余荫之下，不敢独立门户，少有显赫战绩。以至于危机降临，竞没有腾挪博弈的能力。在传承上缺乏远大的抱负和规划，成丁这个百年商业家族的一个“阿喀琉斯之踵”。

盘点荣氏家族百年历史，此次澳元对赌巨亏远远不是危机最大的一次，早在1934年，受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荣氏的申新企业就曾在上海《申报》公开宣告“搁浅”，1938年，抗战爆发，荣家工厂三去其二，大多被日人炸毁或侵占。

与上述相比，亏损100多亿元仅是区区之数，荣智健迄今在中信泰富仍持有超过11％的股份。所以，荣家复起．或有可期。但是，它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已成定案，荣家对中国商业进步的影响力要重新再建，这或许才是“荣智健辞职”最大的损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