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啟瑜

我的父亲周绍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去世已几年了。而我对他的思念却日益强烈。父亲一生做人行事极为低调，即使对子女也绝口不提自己的成就。我静静地走在父亲的世界里，蓦然悟出这种强烈的思念是源于他的品德。父亲就像北京被雪覆盖后的西山，无言语、无声息、不露底蕴，任凭外面风霜雨雪的变化，执著着自己对大地的承诺。

笔耕不辍的一生

在由家兄啟晋整理的《绍良书话》一书中，父亲的序、跋、前言多达二百四十余篇。涉及红学、敦煌学、佛学、明清小说、戏曲、民间宗教、收藏等多类。恰如北大知名学者辛德勇先生所云：“对众多知识领域的内容，既博且通。即使是在同辈博学的学者当中，似乎也没有其他什么人能够触及如此广泛的范围。”而业从父亲多年的白化文先生在文中仍希望：“老师的相关著作，特别是单篇文章，可能不止目次中反映的那么些，希望师弟再接再厉，继续搜寻，定有意外收获。”父亲勤于耕耘而博学由此可见一斑。

知名学者、《唐代墓志铭汇编》的副主编赵超先生有这样一段深情的文字真实地再现了父亲的勤学：“《唐手代墓志铭汇编》出版时，我已经离开了古文献研究室。这时，由于学术界日益重视石刻资料，新的墓志资料陆续大量发表出来。周先生又在考虑编辑《唐代墓志铭汇编》的补编。……除没有任何经费支持和人员协助外，更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的工作几乎都是在晚间与零散时间业余进行的。周先生同样是在繁重的社会工作之外抽时间做这项工作。现在想想，周先生当时已经是近八十岁的高龄，还孜孜不倦地俯首文稿之中，该有多么辛苦。个中滋味，恐怕只有我们自己心知了。这也是周先生一生求学不倦的缩影。记得他当时笑呵呵地说：‘我身体还好，每天晚上还要写1000字。这样，几年辛劳下来，到1997年截止时，竞也能够将1986年以前新公布的材料基本收集完全，汇集目录时一统计，有1700件之多。连我们自己都不敢想象。这次编集，还是在完全没有经费、没有人力的情况下，凭周先生的信念和我们的持续努力，才顺利完成的。……由于出版艰难，这部书在交稿十二年后才得以问世。我自己都有些淡然了。但当我给周先生送去样书时，周先生非常高兴，大笑着连声说：‘出了就好，出了就好。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总算了了一件心事。对学术界是有用的。看着白发苍苍的先生如此兴奋，我的眼眶润湿了。”

父亲青年时期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周家众多企业倒闭；为生计远涉四川，曾供职于与做学问毫无关系的职务达八年之久。人到中年又赶上十年浩劫，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就已年过半百。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除担任佛教文物图书馆馆长，还曾在中国佛教学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行政职务多年。……他用于研究的时间究竟是从哪里挤出来的呢?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住在东四五条后坑19号小院时的情景：父亲住在西屋，20平米的小屋中除了一张床，就是铺天盖地的书和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打开的、平铺的、夹着小纸条的……酷暑寒冬，只要下班吃过晚饭，就很难见他再迈出房门了。而这房间的灯光却几乎是彻夜长明。我和哥哥背地里偷笑说：“咱家不怕小偷，即使来贼也被老爸屋里的灯光吓跑了。”80年代中期，父亲刚担任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期间身体尚好，由于坚持不肯向单位要车，我就经常顺道开车送他上班。所见到办公室兼卧室的景象仍如我儿时记忆的一模一样：床上、桌上，乃至地下到处都是书，而且都是展开的，我打趣地说：“老爸，都几十年了，你可真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啊。”父亲哈哈一笑：“我这叫见缝插针，没有你妈妈管着，乱点也不怕，实用就行。”

父亲晚年病重住到我家，带来厚厚的两大包书稿，特为嘱托：“这些本本跟了我很多年，你千万别搞丢了，要好好保存。”我当时并未介意。直到去世后整理他的遗物，才大吃一惊：原来这正是学术界很多学者传之为奇迹、也是至今未刊的、父亲在青年时代便开始辑集的将《册府元龟》中唐史资料分类整理汇编而成的手稿。8开稿纸，整整三十大厚摞，足有二尺多高。这需要多少时间和毅力啊?!如今面对这部手稿，我不禁潸然泪下了。同样令我难忘的是：父亲去世前月余，短暂的吸氧过后仍斜身侧卧，在昏暗的光线下手不释书，有时还用颤抖的手吃力地举起放大镜，用笔在书上勾勾画画。面对我的一再劝说，他仍固执地摆摆手，用苍白的手点点自己的额头，长叹说：“你不懂，我是怕把这些东西带走啊。”父亲去世后，我几次看到他的生前好友国图老馆长、著名的哲学家任继愈伯伯，他都发出同样的感慨：“你父亲一生作学问太寂寞了。”每逢想起这话时，我的眼睛就会一下子湿润起来，似乎又看到父亲书桌前长明的灯光在眼前闪烁，寂寞的身影在学术道路上艰难地跋涉。

认真回忆父亲的一牛，虽曾祖周馥官至两广总督、祖父周学熙身为两任财政总长，但他没有像周家诸多同辈兄弟一样，私塾起步，继而人大学深造或出国留洋，而是在姚思慎、谢刚主、陈垣等名师指点下，靠超出常人的勤奋与毅力，几十年如一日，寒灯夜读，笔耕不辍，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专注、执著。从学而广到博而精，坚忍不拔地用这种别人看来似有些笨拙的方法成就了广博而厚重的学识，成为著作等身的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唐史研究家、明清小说研究家和清墨的研究收藏大家。

大爱无边的情感

每个人都有展现自己生命本性的地方，也都会在这里珍藏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父亲是个很内向的人，对友朋、对子女的情感都很少外露。记得1969年我赴东北插队的那天早上，他并未m房门送我，而是在我离开家后赶到了火车站，站在远远的地方向我频频挥手。后来听母亲说：他是太伤心了，又怕影响我的情绪。至今那首“最小偏怜女，今朝更远行。幼雏辞故里，捕队喜新生”的小诗也是我生命中珍藏的回忆。唐山大地震那年，我还在外地，为躲避可能发生的余震，父亲送走祖母和妈妈去外地暂避，回到后坑19号小院后，立即拿出了身上仅剩的一些钱，交给二姐啟璋，让她赶快买火车票送婆婆和年仅8岁的儿子回湖北老家。自己却一如既往地住在已经破旧的小院中，在临时搭建的抗震棚中栖身。继续上班、读书、写作。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姐姐每逢说到当年的情景，都不禁涕泪涟涟，我家人都知道父亲从不爱照相，除了年底聚餐时在他最爱的餐桌上可以捕捉到其壮硕的身影，平日想跟他拍张照片是很难得的。而在2004年深秋，他却出乎常情，很急促地把我们兄妹各家分别叫到了双旭花同居所，强打精神与各家合影。留下了和我们在人间最后相聚弥足珍贵的瞬间。我想：父亲正是以这种

方式表达了他珍藏在心底的对子女深切的爱。

父亲留给我的唯一“财富”就是500余册签名本。这些小书原来珍藏在一间经常挂锁的小书房里。在这个充满着情感与回忆的世界中，有父亲生前好友启功、饶宗颐、季羡林、王世襄、任继愈、舒芜、苗子、黄裳、吴小如等诸多伯伯的著作；也有父亲师从学问的陈垣、谢国桢等大家的珍品，还有赵朴老、茅盾、施蛰存、阿英、谢兴尧、赵景深、张中行、臧克家等多位名家送给父亲的手迹墨宝。然而，真正使我无法释手的是一本只有巴掌大的极简陋的油印小书，没有装帧，没有设计，《北荒草》三个字黯然、凄楚地正立其中，这便是他生前好友聂绀弩的诗集。集子收录了诗人“文革”时期的四十余首诗。在小得可怜的诗集封面上，父亲勾勾画画地写着自己的两首小诗。一反少言、中庸的风格，长啸出对十年浩劫的满腔悲愤，倾诉着对这位苦难一生的老友的深切怀念。“北荒往事已风流，革命如今岂到头。十载幽囚天作孽，百端磨折命为仇。撑肠剩有诗千首，把臂犹存貉一丘。何罪遣君居此地，天高无处问来由。”后一首则是摘录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李白、白居易等八个人的名句所作的《题赠答草(集唐)》：“数篇今见古人诗(杜甫)，异化风流各一时(李白)。佳句相思能问作(李颀)，争名岂在更搜奇(司空图)。落花飞絮成春梦(戴叔伦)，细雨和烟着柳枝(朱湾)。举目争能不惆怅(白居易)，悬河高论有谁持(刘长卿)。”这种寄托深情的方式在父亲的藏书中是绝无仅有的。陡然间我看到了父亲内心对友朋的深情。

父亲研究与收藏清墨堪称当代之大家。大收藏家叶恭绰和著名的钱币收藏家张炯伯都是父亲搜集清墨时期的忘年交，二人又都是在“文化革命”时去世的。父亲在《蓄墨小言》第二○一条《方鼎录，方鼎锐墨》一文中睹物思人，深情地回忆： “炯老曾得崔苇书屋墨多式，无名款，曾见拙藏，但颇疑崔苇书屋与方氏无关，时欲考之而一时无从着手。今年(1969年)元月炯老逝世，不过一周，余竞捡得此册，疑问顿解，乃不能起炯老而告知。十六七年同好交情，记此未免泪下。时文化大革命正酣也。”父亲的情谊不仅体现在对友朋、对年轻的学者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他对素不相识而陷于困境者。在《蓄墨小言》第二十四条《“余清轩家藏”墨》一文中这样叙述了该墨的由来：“1961年大跃进时刻，全国饥荒时甚。余以事过济南，游于街衢，有以手卷出售者，粗如牛腰，展示之，则《槎河山庄图》也。售者自云刘姓，家无斗储，妻儿待哺，不得以只得将家中故物易米。询其价，至250元，因念其名人之后也，遂照数付之而留其卷。语次，其人复出数墨相售，一即‘余清轩家藏墨。”可贵的是：在这本白留书的该条后面夹着一张小纸条，一眼看去，就是晚年所写：“此情此景犹如昨日也。”至此，我深深体会到：父亲博大的胸襟中深埋着一颗善良的心，一份深深的情。他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忘却友情，不因显赫的身世而瞧不起落魄的人，不因渊博的学识而冷淡后辈的学者。真正做到了他晚年告诫我的六个字：低调，感恩，善良。

宽厚无私的品德

杜甫有诗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2005年仲夏父亲走了。但他逝世后并不寂寞。在《周绍良纪念文集》里，他宽厚无私的品德在众多学者的笔下极有生命力。九十余位学者、几十篇深情缅怀的文章来自红学界、敦煌学界、佛教界、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我的笔力真的难于还原表达原作者的心情，只能是简要地抄录几小段，与大家共享。

现代文学研究大家舒芜伯伯在回忆他和父亲几十年的友谊后深情地说：“我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编辑部的工作。绍良则转入中国佛教学会，担任关键性领导要职，充分发挥他这方面的绩学长才，为赵朴初先生首席助手。我们并没有相忘于江湖，特别是，他年长于我，却以他来看我为多，甚至因为我当时住在地下室，他介绍我用负氧离子发生器来净化空气，还特地替我买了一座，挺沉重地亲手提着送来，使我非常感动。就是那一次，我请他下小馆，谈起周作人的‘创体文章的。”父亲去世后，方伯伯的小女儿方株告诉我说：“我当时都没敢把周伯伯去世的消息告诉他，是几天后才壮着胆子说的，我爹爹听后大呼一声：完了，这可怎么办啊?此后整整一个下午，再没说一句话。”

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王毅先生是父亲去世前来医院看望他的最后一位墨友。我当时正在医院照料父亲，亲眼目睹了那感人的一幕：父亲在王先生殷切的等待中慢慢睁开眼睛，立即流露出惊喜的神情，虽然已不能说话，但仍把毫无血色的手伸向他，久久不肯放开。我明白：父亲的这一握，不仅是在向朋友告别，也是寄托了对后来者研究中国墨学的无限希望。在《周绍良纪念文集》中，王先生这样回忆：“绍良先生鉴藏徽墨逾半个世纪，著述等身，驰誉海内。我因雅好隃麇，在先生85岁高龄时，与他结为忘年交。我每年必有几次走卜京觐谒，聆听教诲……2005年‘五一期间，突接周先生寄我一函，拆开看，见一张剪报的图片旁蛇形般写着‘此墨要注意五个字。我一看顿时明悟了，先生婉指我文章图片有瑕疵，来函提醒我呢。捧着信，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这是先生给我的绝笔信和最好的礼物。”而王先生所说的2005年“五一”，这个时间距父亲去世只有二三个多月啊，那时他已无力握笔，这五个字大概就是警示后人鉴定墨宝的最后忠告了。

著名学者白化文先生在父亲去世后有多篇文章缅怀之。提到父亲毫无保留提携后学时，引用了一句话，精辟地概括了父亲的无私品德：“《论语·公冶长》：‘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不啻为先生写照。”现任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秘书长的柴剑虹先生更足十脆地说：“如果有人问我：周老治学，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从不保守资料，一心提携后进。”

与不遗余力地提携后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父亲对待自己的名利则看得很淡。关于著名的《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在“文革”前学术界就早有争论。中共高级干部中艺术鉴赏水平较高的康生，认为传世的《兰亭序》不是真迹。郭沫若老也有文章提出同样观点。但父亲并没有人云亦云，他以深厚的学识、运用充分独特的论据，写了题为《(兰亭序)真伪考》的文章。反驳了一边倒的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篇文章在1980年才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正式发表。至此，沸沸扬扬的《兰亭序》之真伪的争论才算尘埃落定，虽距他执笔撰文已过去了近十年，但父亲心里仍充满了喜悦。晚年住到我家时，还和我谈起过此事。一窍不通的我只是遗憾道：“可惜文章没及时在报纸上登啊。”然而他对此根本不在意，轻描淡写

地说：“我不计较这些，只要是对学术界有用就行。”父亲生前唯一用的笔名就是：一粟。其意自然是：沧海一粟。2004年，在北京古籍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周绍良文集》时，父亲一再叮嘱往返送稿子的我：“不要叫‘文集，太大了，还是叫‘绍良丛稿吧，这样我心里踏实。”联想起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父亲去世后寄来的悼念诗中写道：“古道谦光和万品，哲人逝去泪滂沱。”我想这就是缅怀父亲的襟怀了。

家学渊源“天下公物不负此书”

父亲出生在一个显赫的世家，这个家族不但学术氛围极浓，且出了众多知名的收藏家。如大藏书家周叔设，金石学家周季木，有着“中国邮王”之誉的周今觉，戏曲史家、被称为戏单收藏大王的大伯周明泰，泉币收藏家孙师匡、青铜器收藏家孙师白等人。但是，收藏的基础是需要办实业、有经济实力的，否则再有兴趣也成不了收藏家。而我的祖父叔迦先生自办实业失败后就潜心于佛学，虽成为了一代世界知名的佛教学者，但论当时的经济状况，却是同辈兄弟中的“无产阶级”。可能是遗传基因所致吧，父亲在庞大的周氏家族企业中也是毫无建树的。母亲直到晚年也忘不了在上海时勉强度日的岁月：淘气的二姐一双布鞋要穿够了规定的期限才能换新的；年幼的哥哥眼巴巴地看着食品店橱窗里的蛋糕流口水；两个姐姐中学毕业才能得到一身咔叽布的新衣服；每逢要带着孩子参加家族聚会，就是母亲最发愁的时候……父亲从30年代起步收藏，到“文化革命”时，我看到他的存折上只有“一元”的余额。我想：父亲的收藏历程，正是在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独任井臼之劳与自己的广博学识的夹缝中走过来的；

父亲攻红学，代表性著作有：《红楼梦书录》、《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红楼梦论文集》，收藏的版本就有77种，其中尤以程刻甲本、程刻乙本、东关阁本、本涯藏本最为珍贵。父亲研究唐史，积数十年功力编著了《唐传奇笺证》、《唐才子传笺证》、《(资治通鉴·唐纪)勘误》，主持收集整理了《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续编》、《(旧唐书·地理志)考订》；所收集的各类石刻拓本至少在5000件以上，其中仅唐代墓志就达4000多件，涉及22个皇帝，75个年号，时间跨度达280年，基本上与唐代相始终。其能补国图所缺者高达6％，形成了唐代墓志拓片的特色收藏，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父亲藏墨和对墨的研究，意在独造，不循古先。从藏墨，进而考察藏品故实，探寻墨史源续。凸现了墨学的学术研究价值，形成了一批关于墨的研究著述：《清墨谈丛》、《蓄墨小言：》、(嘈素公制墨》、《清代名墨谈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收集了一千余笏、二百多种年号的墨。父亲最早致力于敦煌学的研究，1954年出版的《敦煌变文汇录》为世界上第一部变文类(敦煌俗文学中说唱故事类)的材料总集；而晚年生涯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尽全部心血主持编纂《中国汉传佛教文献综录》，而早年起就积攒的珍本《大统历》、孤本宝卷等均和长期研究这类学科有着密切关联；至于明清小说的收藏，在受赠单位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就多达6000余册。《周绍良藏明清小说》也在父亲去世后由同家图书馆程有庆先生整理出版。

父亲爱下馆子，但也吃出了学问。晚年的他以平生很少有的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饺余杂淡》。

纵观父亲读书、爱书、藏书的一生，仰视高祖周馥的《周悫慎公全集》、曾祖周学熙创办周氏师占堂、堂伯周一良大师级的等身著作、周煦良的诸多翻译名作——《凡尔赛世家三部曲》、《外国文学作品选》……真的体会到这个家族历经百年不衰，反而枝繁叶茂、绵延昌盛、人才辈出的原因，恰如近人宋露霞在《上海滩豪门望族》一书中所写的：“纵观东至周氏家族的百年历史，可从中发现一条经验，即读书和藏书的潜在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当看得见、摸得着时，往往已成高山峻岭、汪洋纵横之势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革命”风乍起。父亲多次致函故宫博物院，在信中写道：“这批墨，是一批重要文物，全部是有年款干支的，清墨有纪元干支的，我这1000锭左右可以说是集大成，而且也是您馆所缺的一部分，合在一处，最为合适。”自此以后，我从小就熟悉的装着墨块的饼干筒一下子全不见了。也再没看到父亲买墨。兴趣来时，只是反复翻阅自己珍藏的四大本拓片。周氏家族渊源的家风，特别是大藏书家伯父弢翁解放后全数捐出750种精品的无私精神已深深影响了他。弢翁收藏的宗旨是：天下公物，不负此书。曾云：“捐书之时何尝没有不舍之意，也曾打算留一二部自己玩赏，但想既然捐书，贵在彻底，留一二部又如何挑选?所以决心扫数捐出，一本不留。”四十余年后，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八十周年之际，新落成的景仁宫捐献专馆正殿高大的《景仁榜》出现了父亲的名字。而他又是多次捐献并能一次捐献文物超过千件的寥寥可数者之一。在1998年版《清墨谈丛》的自序中，我看到了他捐献后平和的心态和殷殷期望：“这也许是墨学的一个小结，将来未必能再有人掌握这么多资料了。希望将来有人汇编一本墨谱，或全面的把中国的墨写成一本研究著作。”淡淡的笔墨中蕴含了无限深情，掺着绵绵的豁达，寄托着对后学者的期望。

父亲爱书、藏书。但是作为他最疼爱的女儿，我却没有一本古籍珍品。我也曾逗着玩儿问他要，他只是哈哈一笑：“我是最疼爱你了，可是你小懂我的书啊。”然而在他身后，住诸多学者的文章中，我都看到了关于父亲赠书的回忆。在父亲看来：把有限的书赠给用书的人，能将收藏与治学研究联系起来，能够广布典籍，这就是他收藏的意义所在了。

父亲说过：“世界上的事聚散无定，文物收藏也是这个样子。无论是无偿捐献还是低价转让，只要是对学术界有用，只要是进了国家的收藏，就是有了个‘好婆家。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啊。”我陡然明白了：父亲的话语掺着世情、掺着创见。四十年前捐献的心路历程早已化在笔下关于清墨的诸多著作中。一首小诗充分表述了父亲的人生境界：“云雾永无尽，波涛永相缠；唯以闲适情，一切听自然，得失不萦心，名利皆夙缘；回首归去来，生死两忘筌。”

写到这儿，我似乎是浮光掠影地游览了父亲的人生，也许他耗费巨大心血从《册府元龟》中摘录的《唐代资料辑集汇编》不会出版，也许他收集唐代拓片、明清小说、清代名墨的艰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被人们忘却，但是我知道父亲不会后悔他走过的路。虽然生命的乐章已经终止，但那向前行走的画面是永恒的——因为他用毕生精力诠释了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