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

我们遇到刘红芬的时候，她正在路上走着。连续行走了3天3夜之后，这个穿了件单薄的黄色上衣、手里只拎了一瓶水的农村女子，仍一步不停地走着。

那是一条原本不该被称作“路”的路。

大地震之后，通往汶川的道路路基塌陷、桥梁断裂，脚下是泥石流冲刷过的悬崖峭壁，身旁是急速暴涨的河水，头顶还不时有巨石飞过，如果是在黑暗中就更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过某些沟沟坎坎，上坡下坡的地方，连急速向汶川挺进的救援人员也要手挽手，人扶人。

但刘红芬平静地告诉我们，这已是她走了一个来回之后，再次踏上这条生死之路了。

刘红芬，荥经人，丈夫陈多福在映秀挖隧道。5月12日听说丈夫打工的地方发生地震，刘红芬连夜从荥经赶往都江堰，在通讯全无、道路被毁、没有任何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她独自上了路，徒步走了两天两夜后到达映秀。

但第一次赶到施工工地的时候，没有见到一个人，生还的工友们早已通过水路离开了映秀。刘红芬并不知道丈夫打工的位置，判断不出他的生死，于是她只好返回都江堰继续寻找丈夫。但此时逃出的工友们告诉了她这样一个消息，陈多福地震当天是夜班，按时间推算，下午2点28分应该还在房间睡觉，言下之意，凶多吉少。

听了这个消息，刘红芬二话不说，拎起一瓶水，再度上路，二进映秀。她只有一个信念，最简单的信念：无论是死是活，总要见丈夫一面。

刘红芬一路几乎无语，她走得那么专注，脸上看不到表情。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她走得飞快，我们拍到的也只是她的背影。

我无法想见，在全体中国人都关心着救援部队派出的敢死队员如何能打通这条艰险道路的时候，一个瘦弱的农村女子，是如何在这条路上，在没有手电照明，没有拐杖支撑，没有任何保护设备的情况下，白天黑夜地走着，打了个来回，然后竟又毫不犹豫地再度上路。

她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一腔的急切，一股子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劲儿。

当然，我更不敢想象的是，这几天孤身在路上，她是怎样的心情。

刘红芬说，丈夫是个特顾家的人，本来说好这几天要回家来帮着插秧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回来。5月11日，儿子生日，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家里，但信号不好，断掉了，于是他发了个短信过来，告诉儿子，要听妈妈的话。

她不愿相信，这是丈夫留给家人的最后几个字。

刘红芬走着，我们一路跟随。

连续行走了七八个小时之后，山路依然显得没有尽头。此时余震不断，山体滑落的声音在黑夜中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一路上也会碰到当地的老乡，问还有多远的时候，有人一抬手说，“还有5公里。”于是我们会立刻觉得身上有了劲儿，燃起希望；但也每每恰是此时，马上就会有下一个老乡出现告诉你，“起码还有20公里呢，至少还要再走七八个小时！”

不过，这一切对刘红芬来讲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总之她是要去那里的，无论还有多远，无论还有多险，她得为她的两个孩子找到他们的父亲。

当我们真的跟随刘红芬到达映秀，眼前的景象让人震惊，而更让我们震惊的是，刘红芬其实是见过这一幕的，她为何千辛万苦的还要回来？

那里真的就只是废墟连着废墟了。没有街道房屋之分，没有工厂商店之分，生的希望实在渺茫。

在都江堰的时候，刘红芬打听了一下丈夫工作地点的具体位置，可是站在这连片的废墟之上，她依然无从判断，只有茫然。

但已经行走了4天4夜的刘红芬，一刻也没停下来。

在她脸上，只有急切，没有绝望。她逢人就问：“认不认识陈多福，有没有看到陈多福？”似乎她知道她的丈夫就在不远处等她，她打听的这个消息根本无关死亡。

丈夫走的时候穿的是蓝色的衣服，于是她在废墟上翻找着任何一个蓝色的物体，最终看到一张写了字的小纸片，她说这是瓦斯单，丈夫曾有一次带回家里的，我们抬头看了看，那里的房屋已是平地。

天彻底黑下来，刘红芬向着每个横梁交错的缝隙呼喊：“陈多福，起来吧，陈多福，起来吧……”

算上回去的路程，刘红芬在路上，整整6天6夜。

我们没有见过陈多福，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个高个子、胖胖的、爱孩子、热心肠的两个孩子的父亲，刘红芬的丈夫。

多么希望他还活着，起码，他会活在妻子刘红芬的心里。

（吴清贵摘自《时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