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厚英

似乎应该算是一种宿命中的注定。

建文帝这个夹在洪武与永乐大帝之间、文弱谦恭的年轻男子，一出场仿佛就已经注定了的悲剧，注定要为明代历史上两个最光焰万丈的男人所淹没，注定了要以纤弱的背影背离历史，渐行渐远渐无踪，无可奈何花落去。

史载，洪武大帝一生征战嗜杀，但他希望能有一个柔美仁顺的继承者以使民休养生息，安抚人心。所以，尽管朱元璋对慈悲为怀的太子标曾有过诸多的微词，但扶持太子标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后来的大肆诛杀功臣宿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也主要是为了给太子标除去未来权杖上的荆棘。

后来，懿文太子标的早殁令威猛刚烈的明太祖顿感疲萎如泥。面对未来帝国，他只有两种决择：或是改辙更弦，选择各方面都酷肖于自己的燕王棣，让朱氏帝国这把熊熊的刚烈之火再燃下去，显然这可能有伤于帝国今后的元气；或是继续扶持一条柔性的嗣君路线，选择酷似太子标行事作风的朱允炆来继承天下，至刚之后必定要有至柔的纯性来弥补，这也是万物生生不息，江山代代相传的至理。

从相貌上看，朱允炆天生顶颅扁平宽大，仿佛天然有一种慈悲纳人之相，洪武帝很喜欢这种非常之相，常常抚摸着他的颅顶，戏称之为“半边月”。朱允炆“颖慧好学，性至孝”，14岁时，父亲懿文太子病重，他昼夜不离。父亲死后，他“居丧毁瘠”，瘦得没了人形，太祖抚之曰：“而诚纯孝，顾不念我乎。”朱允炆还是皇太子时，洪武帝让他省决章奏，凡遇刑狱，允炆“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有这样颇为温馨的回忆，更坚定了洪武大帝嗣立允炆的决心。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在对未来帝国的隐隐忧虑中溘然长逝，年轻的允炆从祖父的手中接过了帝国的权杖，并给这个年轻的大明帝国取了一个顿为明媚流畅的年号——建文。他原本是想改变一下帝国暴烈的政治，给未来之帝国注入一种儒雅清新的文治之空气。

当时，一大批具有治国行政专长的功臣宿将已被其祖父戮杀殆尽了。朝廷中剩下的老人大都是明哲保身之人或昏庸老朽之辈。年轻的建文很自然地就把眼光投向了一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进秀才。于是，就有了有明一代最文弱的书生领导班子——“维新三臣”的登场亮相，即方孝孺(翰林院侍讲)、齐泰(兵部尚书)和黄子澄(太常卿，同参军国事)。

柄政伊始的建文帝及他的三大臣均对当时虎视眈眈的封藩叔父们保持了清醒的警惕。他把居心叵测、星夜南下奔丧的朱棣堵在了淮安，促令其归藩，这样的措施对巩固年轻的政权是及时而又必要的。

洪武大帝戎马一生，以刚猛治国，洪武后期的文官地位就形成了一种权重位卑的格局。他身边处理核心政事的翰林学士们握有部分的丞相之权，却只能有五品官位以下的品秩，连六部尚书这样的显赫大员也只可以享用二品。

建文新政，坚持“仁德治国”，大量起用饱读诗书的新进文官。这似乎也应该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回归。

洪武雄性好猜，轻文重武，而建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了一种用而不疑的人才新政策，重用像齐泰、黄子澄、方孝儒这样的满腹诗书之士，文人占据朝廷了大部分江山，故有“秀才朝廷”之称。只是在新政甫行、人心未定的执政初期，建文即以如此文弱的班底去应对沉鸷善战的叔父朱棣，其在政治上的弱视已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了。

当然，建文帝和三大臣在最初也不是全然无所作为。建文登基后不仅减轻了对富户的严峻责罚，大力鼓吹发展农业、工商业，“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还减轻了昔日太祖对江浙地区的苛刻田赋(当年太祖与张士诚激战时，因当地的富绅极力依附张士诚，故太祖在称帝后对当地进行了“复仇”)，并对全国减轻赋税，“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赈济灾荒等，使太祖时期趋于好转的经济得到了更为蓬勃的发展。文治方面，他们屡次修改减轻了《大明律》中的苛刻刑法，宽刑省狱，“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使前朝不少冤案得以平反。史载，建文年间的囚犯比洪武年间少了近三分之二，真正是以仁政惠泽苍生万民。

史载，洪武帝立皇太孙，诸王多不逊服。一日，皇太孙御东角门，召黄子澄问：“诸王尊属，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子澄对曰：“诸王仅有护兵，才足自守，万一有变，以六师临之，谁其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小大强弱之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允炆喜曰：“得先生谋，吾无虑矣。”然而在实施生死攸关的削藩政策时，这一班满腹经纶的秀才们显然是力有不逮，理论基础上的东西多，沙场血战的经验无。消瘦的建文帝连同他的一班“之乎者也”的臣子们走上了一条黯淡的不归之路……

与嗜血的成祖相比较，建文帝的本质自是仁柔寡断的。建文帝与三大臣间的削藩大政既定，户部侍郎卓敬乃上一条密计：擒贼先擒王。即先把智虑过人的燕王调离他的老巢北平，来他一个措手不及，其他诸王自然是噤若寒蝉了。谁知，消息走漏，燕王立即上书称疾。建文帝对燕王心有忌惮，于是只能退而求之，找到了与燕王颇有牵连的周王、湘王、代王、齐王诸王下手，或召还回京锢禁狱中，或削职为民流徙外地，特别不听话者，干脆闹了一个自焚宫殿投火身亡的结局。他大张旗鼓地把这一系列颇为血腥的动作信息传递给了朱棣，朱棣自然不甘于坐以待毙。这时，朱棣旁边的一个僧人姚广孝鼓动他：反他个底朝天!既然诸侯王都没得做了，干脆反过江南去，把那些个秀才的座椅抢过来!

一旦决定，朱棣立即行动。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燕王这边在紧锣密鼓地赶制军器，做着起事前的最后准备。建文帝那边的人也不全然是吃干饭的，黄子澄、齐泰先采取高压的势态，令张丙、谢贵、张信诸将把北平的主要兵权夺过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兵守(燕)王宫”，再把燕王府那一支能征善战的卫兵队伍调离北平。此时的燕王犹如陷入泥潭的蛟龙，有劲儿也使不出来了。

建文元年四月，双方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英武过人的燕王似乎也有了一丝慌乱，为了证明自己的磊落，他派三个挚爱的儿子——高炽、高煦、高燧去南京祭奠他们已故的祖父。齐泰迅速地嗅到了其中的政治机遇：把燕王的三个儿子全都扣下。燕王很快就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即刻装死，速召三子北归。关键时刻建文帝却动了妇人之仁，他犹豫再三，不忍下手，“遣燕王世子高炽及其弟高煦、高燧还北平”。燕王的三子犹如挣脱了枷锁的雄鹰，杳然一去不复返。后来，在史称“靖难之役”的帝位之战中，燕王父子间的同仇敌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丙、谢贵已经从表面上控制住了北平的兵权和话事权，为了进一步打击燕王，他们经常出其不意地去刺探他。燕王朱棣在发难前还曾上演了一出颇为搞笑的滑稽戏，他像所有大智若愚的人那样，玩起了装蒜佯狂的游戏：他常常在喧闹的街头散发呼声而过，饿了就抢路人手中的食物充饥，经常躺在路边的沟壑间老半天也不动。张丙、谢贵对老练的朱棣还是不完全

放心，有一天就突然来到了燕王府探视。他们看到大热的三伏艳阳天，燕王还全身瑟瑟发抖地围坐在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盆前，口中一个劲儿地嚷嚷：“冷呵，冷呵。”张、谢二位大人看到此景，当时就笑了个不停，他们哪里知道燕王早已密令张玉、朱能潜纳勇士八百人入府守卫。果然，张、谢二人的笑声未了，朱棣就要了他们的脑袋。

七月，当燕王靖难军的人马已经在北方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建文帝仍然是一副优柔寡断、黏黏糊糊的脾性，他仍然幻想着可以找到一条兵不血刃解决燕王的办法。

建文帝的最初接招就有一点仓促无奈——启用老迈迟缓的耿炳文挂帅。三十万大军轰轰隆隆地开出去，虽然有滹沱河畔的大败而归，但年迈的耿炳还是守住了真定城，建文帝的北伐大军并没有伤元气。这时候，一班腐儒侃侃而谈，或谈叔侄之亲，或谈兵乃国家之凶器等等，在血与火的厮杀间，文人自身的脆弱与无用暴露无遗。黄子澄就讲：“不如用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人家是名将之子呢。”齐泰当时就反对：“景隆这个人好为大言，能文不能武，断断不可用!”可怜建文帝竟然也为李景隆名将世家的光环所迷惑，即拜李景隆为大将军，五十万朝廷最精粹的大军尽属其统领。燕王闻之大喜，语诸将曰：“李九江，纨绮少年耳，易与也。”李景隆徒虚为名将之后，“出师无纪度，意在观望，怀二心”，“战皆大败，弃其师遁”，致使大军无首，“淮诸将继踵败衄”。

十月，燕兵自刘家口间道袭陷大宁，建文帝派总兵官都督陈亨援大宁，陈亨叛降燕。十二月，李景隆屡战屡败，“帝(建文帝)有惧色”。谢燕上书极力诋毁齐泰和黄子澄，建文帝竟“解二人任以谢燕”。

二年二月，燕兵陷蔚州，进攻大同，保定知府雒佥叛降燕。四月，李景隆与燕兵战于白沟河，败，奔德州、济南。五月，燕兵陷德州，遂攻济南，景隆败。黄子澄号啕大哭：“大事去矣。误荐景隆，万死不足赎误国之罪。”并奏请建文帝杀了李景隆。六月，建文帝遣尚宝丞李得成与燕王商谈罢兵。

建文帝在政治军事领域的生怯与无能，助长了燕王朱棣的勃勃野心。建文帝提出来南北议和，此时的燕王“老夫聊发少年狂”，又怎么肯善罢甘休?

这时候的建文帝其实还是有机会扳回本钱的。中央政府的进据失措、将才凋零，激励了地方的一批忠于建文帝的将士迅速成长。铁铉、盛庸、平安等人即是其中的佼佼者。铁铉的济南城保卫战，差一点就计歼了燕王，恼羞成怒的朱棣摆出了大炮想把济南城轰平，铁铉以“太祖高皇帝之灵”的神位高悬于城楼之上，敢轰太祖的灵位，就真正是大逆不孝为由，迫使燕王狗咬刺猬——无从下手。

建文帝从小即饱受儒家诗书礼义的浸润教育，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即一定要做一位儒雅风度的明君，而不可以背上嗜血暴君的骂名。因此，他既想从政治上除掉叔父朱棣，又怕今后的史家会给他添一笔弑叔的骂名。他再三叮嘱前线的将士们：“千万不要误伤了我的叔父，让我背上杀叔的罪名。”有人把建文帝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告诉了朱棣。有一次，大战过后，朱棣竟只带了十余骑手，在对手盛庸的营垒面前，呼呼地大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盛庸的人马跃跃欲试地围定了燕王。燕王仍然是笑呵呵地胡吹海侃，“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任由燕王从容地从铠甲阵中穿过，扬长而去。

在长达三年之久的南北对阵中，燕王朱棣始终冲杀在一线战场，与将士们同生死、共存亡，接受着血与火的洗礼。因此，他的征战，尽管走过了一些弯路，有过低潮与失意，但那一种成竹在胸，令其手下的将士们始终相信自己的领军人会带给他们无尽的福禄与快乐。而建文帝作为一个年轻、资望尚浅的小皇帝，从来没有经历过一天战争的硝烟弥漫，他军令零散、赏罚无度，政治上彷徨无措、朝三暮四。在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分，建文帝竟伤情于宫嫔王翠红的投缳自尽，不能自己，深居简出，无心于朝政。朝廷上下离心离德，悲观失望的情绪迅速弥漫开来。

在双方胶着的艰难时分，燕王朱棣的高参姚广孝和尚又给朱棣打气，说：“朝廷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三年的战争我们还致力于枝枝叶叶的争夺，朝廷可以动员全国的财力支持这场战争，而我们只能依靠北方数省的兵马，这样的力量对比是很不公平的。这也是建文帝这乳臭小子僵而不死的重要原因。我建议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我们不跟那些地方的武装磕磕碰碰了，则以精锐之师出其不意地直接打到南京都城去，只要拿下了守备空虚的都城，其他所有的武装都会失去抵抗的动力!”燕王拍掌连称好计，日后便不再与梅殷、盛庸、平安诸人纠缠于一战一地的得失。在撕开了一道通往南京的封锁线后，朱棣开始挥军急进了。等到建文帝真正明白了燕王的战略意图时，只剩了日薄西山的哀叹了。

南京城外，燕王的军队真个是舣舟于江，旗鼓蔽天。建文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筹莫展，昔日意气风发的维新三大臣中，齐、黄二人已是犹如经霜的寒蝉，“进退失据”，患了失语症，只有不识人间烟火却依旧忠心耿耿的方大儒，仍然是饶嘴饶舌地出谋划策。孝儒不晓得败国之君已经失去了在谈判桌上与对手平等洽商的资格，一厢情愿地认为：大不了割地求和，划江而治。和谈无望后，建文帝一脸孤苦地望定了他，孝儒又豪壮地讲：“怕他怎的!我这长江天堑，书上可是讲抵得过百万雄兵的!”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建文帝才恍恍惚惚地觉得，他的所有儒雅仁和，太祖冀望于他的煦和文治都恍若一江流水的春梦，他的人，连同他的江山都成了一种无可拯救的颓势了。

以后的故事就颇有一种无尽哀痛的传奇意味了。有人讲建文帝葬身火海了，也有人对他的身不逢时寄予了无限的惋惜，编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太祖升天时，就预备了一套僧家的行头，说退无可退的时候，就让“半边月”的孙子用上吧。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后人自然是永远无法得知，只是太祖由僧而帝，其孙由帝而僧，这或许也是为史者对杀戮一生的洪武大帝的调侃讥讽之言吧。

这个故事的最终落幕延迟到了55年之后的英宗天顺年间，英宗复辟成功后心中高兴，就把建文帝的少子文奎从牢狱中放了出来。初系于高墙之内时，文奎还仅仅是一个年仅两岁的乳口小儿，此刻这位曾经为贵胄天潢的龙子已经成了57岁的老头儿了。据说，文奎从禁锢生活中解脱出来伊始，牛马不分，不久，就一命归西了。

最后，以一首据说是亡国后的建文帝写于夕阳古道上的诗，权作这段历史的结语吧：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编辑：张君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