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回放

戊戌年正月，康有为上折请求在中央开设制度局，企图架空自中央到地方的现有行政机构，但事与愿违。制度局开不成，康有为别出心裁，又鼓动皇帝在内廷开设懋勤殿，亦是没有结果。新政开始了三个月，却没有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光绪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乾纲独断，开设懋勤殿。得到消息后，康有为立即找人写折子推荐自己和梁启超进懋勤殿，然而，伸长了脖子等待进入国家中枢的康有为，等来的却是光绪皇帝的一封求救密诏。

本期谌旭彬先生将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六、从变法到政变(下)

1、密诏发给了谁

9月14日，光绪前往颐和园，并在那里住了5天之久。皇帝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慈禧批准他开设懋勤殿。结局可想而知，对权力十分痴迷敏感而且对权术十分精通的慈禧，不可能看不透此事所将导致的最终后果。

懋勤殿人事上不受品秩的限制，设在宫中，只对皇帝直接负责，表面上只是政策咨询机构，实际上等同于决策机构，原来有咨询和决策功能的军机处、总理衙门都将因此而变成单纯的执行机构。这既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权力的重新分配，最重要的是：如果懋勤殿得以制度化，康党上台，慈禧本人将丧失手中的绝大部分权力。

如果说10天前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对慈禧权力的藐视和否定的话，那么，开设懋勤殿的提议则明显是想掏空她的权力基础。皇帝此举，已与政变无异，不过是“温柔的政变”罢了。

尽管光绪与慈禧之间关于懋勤殿的争论没有任何档案记载，但争论的最终结果却一目了然：次日，皇帝就给“军机四卿”之一的杨锐发了一道求救密诏。

诏书全文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伤，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旨意)，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弟、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根据史料记载，光绪终生都对慈禧怀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每次遭到慈禧训斥，他都会两股战栗、浑身哆嗦、冷汗淋漓。所以，他如此焦急地要杨锐拿出一个能够调和新政与太后矛盾的折中方案出来，显然是14日受到了慈禧的严厉斥责。

因此，这道密诏的主旨，是想找到一个既能避免政变，同时又能让改革继续下去的方案。皇帝希望罢黜旧臣，但前提是不能因此开罪慈禧太后，否则自己的帝位即将不保(很可能慈禧有这方面的威胁)。

但令光绪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密诏导致了他终生被囚的悲剧，彻底破坏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成了慈禧心中永不能原谅的一种忿恨。

之前引述的光绪诏书显然不足以导致这样严重的结果，真正的问题在于。慈禧所看到、听到的是一份伪诏，而不是上面这份真诏书。也正是这份伪诏，囚禁了光绪一生，并最终要了他的性命。

2、康有为篡改出来的伪诏

光绪密诏的原始文件，自偷运出宫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直到10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同时去世，杨锐之子杨庆昶才在宣统元年(1908年)八月将原件交还都察院。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而在此之前，社会上四处流传的密诏文本，其实是康有为一手篡改的伪诏。

康有为的伪诏是这样说的：“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大臣而进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戊戌政变记》)

和真诏书相比，伪诏书主要篡改了以下几个关键点：

一、真诏书要杨锐找一个既能够继续变法，又不违逆太后意旨的折中方案，伪诏书对此一字不提，只要求众人“设法相救”。

二、对当前形势的描述，真诏书只提到：如果将那些旧臣全部罢免，全面开展变法，那么光绪自己的皇位就不可保，这是基于一种假设的判断；伪诏书却故意略去这种假设的前提，直接将当前的形势定位为光绪帝位不保。

三、最明显的一处篡改是：真密诏是给杨锐的，光绪只提及了“军机四卿”的名字，没有康有为；而伪密诏不但掺入了康有为的名字，而且还将其排在了“军机四卿”的前面。也就是说，一份给杨锐的密诏被篡改成了给康有为的密诏。

事实上，光绪带给康有为的是另一份明诏，那份诏书让他极度失望。

杨锐接到密诏后，正因为看出了皇帝无意让康有为参与此事的意图，遂于16日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单独给皇帝写了一个覆奏。17日，覆奏递呈，光绪接受了杨锐的建议，随即发布了一道明诏，让康有为迅速离京，赶赴上海督办官报局。同日，康有为还在死党宋伯鲁家里宴饮，兴致高昂地唱昆曲。显然，他仍然陶醉于懋勤殿的即将开设，对光绪的求救密诏和自己的外放尚且一无所知。

18日，杨锐将摹写的密诏给了康有为，原本则自己收藏了起来；同日，康有为接到了让自己离京的明诏，同时弟子林旭还为他带回了光绪催促他迅速出京的另一份密诏。光绪在密诏里对康有为说：“朕如今命令你去上海督办官报，实在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非笔墨所能形容。你赶紧离开京城，不可拖延。你的忠君爱国之心，朕是深知的。爱惜身体，好好保养，以待将来。”

光绪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催促康有为离开京城，其实恰恰证明了他无意与太后直接对抗。外放康有为，无疑是光绪向太后的妥协，目的正在于缓和太后以及朝廷旧臣对自己的抵触和愤怒。

三份诏书在手，康有为有被抛弃的感觉。其实他也早已做好抛弃光绪的准备，对密诏的篡改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康有为的“亲密战友”王照，戊戌年流亡日本之后，曾对他的日本朋友痛心疾首地揭露过康有为的作伪：“皇上给谭嗣同等四章京的密诏，有朕位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之类的言辞。这是皇上不想与太后对抗的真实情形。皇上只让康有为前往上海，根本没有让他武装夺权……如今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密诏》，其实是康有为的伪诏。这份伪诏一公布，皇上与太后之间的仇恨终生无法化解!这真是千古伤心之事……”

戊戌年之后，康有为一直以光绪皇帝的死党自诩，自日本到美国，自美国到欧洲，四处奔走，一直打着拯救光绪皇帝的旗号。殊不知，将光绪皇帝送入瀛台，囚禁终生的致命一刀，正是他康

有为亲手砍下的。

3、菜鸟搞政变

除了些许被抛弃的失败感之外，皇帝的密诏其实并未给予康有为过多的刺激。因为早在这份求救密诏出炉之前，康党就已经在筹划着武装夺权了。

看到杨锐摹写给自己的真密诏的同日，康有为就派了谭嗣同前去秘密会见袁世凯。根据黄彰健先生的考证，谭嗣同带给袁世凯看的，正是这份尚未来得及篡改的摹写本密诏。因为不是朱谕原本，同时真密诏里也并无起兵救驾之词，所以袁世凯认为这是一份伪诏。

康有为之所以敢于当机立断与袁世凯联络武装政变，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准备工作早已展开。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现的史料《毕永年日记》对康党筹划政变的前前后后有着详细的记录。

根据康党武装政变的直接参与者毕永年的记载，9月14日晚上，也就是杨锐摹写的密诏到达康有为手中之前4天，康有为就把毕永年叫去，对他说：“太后想在九月(阴历)天津阅兵的时候，杀掉皇上。唐朝有张柬之废掉武后的举动，我想效仿他。皇上手上无一兵一卒，难以成事。我已经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想借他的手除掉太后。”

所谓的天津阅兵废掉光绪，戊戌年之后一直被康有为肆意渲染，但显然是绝不可能之事。一来天津阅兵是早在变法刚刚开始时就确定了行程，当时的慈禧支持改革，不可能有废帝的意图；二来凭借慈禧的手段，根本没有必要将能够在官内直接干脆利落、秘密解决的事情放到天津阅兵这种众目睽睽的场合下去办，她不可能如此弱智。唯有缺乏基本政治训练的菜鸟康有为才会想出这样蹩脚的借口。

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这些，是因为他有重要的任务想要交给毕永年去做，但当时并未明言。

第二天，毕永年和谭嗣同见面，谭嗣同也不知道康有为想让毕永年干什么。当天晚上，光绪赐袁世凯侍郎候补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极为兴奋，终于向毕永年吐露了他的计划：“我打算让你率领100人，等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冲进去把慈禧抓起来废掉。”

此时此刻，康有为仍然尚未见到光绪的密诏。很明显，他正在酝酿一场政变，而这场政变，却是光绪皇帝所不知道的。

瞒着光绪谋划武装夺权只是康党最后的无奈之举，康有为最希望发动的，其实是一场“和平政变”，这可以从光绪的求救密诏出炉之前康党的大肆活动中得到证实：康有为上奏，请求皇帝仿照日本先例，身着戎装，亲自统领六军，设立参谋本部，遴选天下熊罴之士、不贰之臣；谭嗣同请求光绪召见袁世凯，给予他脱离荣禄控制的单独奏事之权；康有为邀请伊藤博文来华“指导改革”……

最能显示康党急于发动一场“和平政变”的证据是：康有为石破天惊，向光绪提出了断发、易服、改元、迁都的建议。断发、易服和改元虽然属于清朝意识形态领域的禁区，但总不过是个形式，姑且不论。最敏感的问题在于迁都。康有为建议光绪以出游为借口前往上海，一到上海就立即宣布迁都，就此摆脱北京一干旧臣和太后的控制，至于随行人员，康有为说，只要让他和十几个康党人物相伴就足够了。显然，康有为想蛊惑光绪，达到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在上海组建一个纯粹的“康党内阁”。

然而，正如梁启超、康广仁等人所评价的那样，康有为是一个眼高手低、固执己见、乐于想当然的政治菜鸟，好谈权术，手段却拙劣。所谓的迁都计划，根本不切实际，毫无可操作性。

皇帝没有接受迁都的提议，但却答应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和他的新军一直是康党极力争取的军事力量。康党青睐袁世凯，无疑与袁世凯早年曾参加过强学会，戊戌年也积极赞同改革有关。除袁世凯之外，康有为还试图让王照去活动掌握着武卫军的聂士成(王照与聂士成是把兄弟)，但王照坚决反对武装政变，此事不了了之，袁世凯也就成了康党最后的选择。

康有为对袁世凯极度信任，很大程度上也是想当然的结果。当毕永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袁世凯的可信度时，康有为始终未曾动摇。此前康有为曾派亲信徐致靖前往天津摸袁世凯的底，徐致靖的报告是袁世凯绝对可信，而康有为同样认为徐致靖的报告也绝对可信。然而，据王照事后披露，徐致靖在天津根本就没有见到袁世凯本人，只由他的幕僚接待了一下。

除了徐致靖不负责任的“调查报告”，康有为对袁世凯的信任还源自袁写给他的一封感谢信——感谢康党举荐他人京面见光绪。袁在信中有“赴汤蹈火”一类的词语，康有为居然对这种例行公事的官场客套话深信不疑，当毕永年怀疑袁世凯的可信度时，康有为拿出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袁世凯的这封信。

9月11日，徐致靖呈递了由康有为写的举荐袁世凯的折子。当日，光绪就下达了召袁世凯来京的旨意，同时还把徐致靖的折子送给慈禧阅览。徐折的主旨是提议让袁世凯脱离荣禄独立出来，把这样的折子送到慈禧跟前，等同于把脖子洗干净了请人来杀。荣禄也好，慈禧也罢，都不可能对皇帝的这种异动置若罔闻。康党的政治阴谋，毋宁说是“政治阳谋”。

光绪对袁世凯的眷顾，严格来说，并不完全出自康党的撺掇，同样和他培植帝党势力的用心有关。当光绪赐衔袁世凯侍郎候补、给予他专折奏事权的时候，康有为兴奋地对梁启超赞颂“天子圣明”，唯有王照，那个在戊戌年随波逐流而又不甘于随波逐流的小小的六品主事对此深感忧虑，说：“皇上召见袁世凯的旨意一颁布，将犹如一声霹雳，明摆着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

在王照看来，袁世凯入京，尤其是部分新军随行，逼近京畿显然有着欲盖弥彰之嫌。对光绪忠心耿耿了一辈子的他决定对此事做些挽救，正当他缮写折子，奏请皇上命袁世凯率军移驻河南归德府镇压土匪以作掩饰的时候，康有为却兴冲冲地前来找他，假借光绪的名义，让他写一份推荐自己和梁启超进入懋勤殿的折子。王照的那份折子因此晚了一天才送抵颐和园。

但王照的殚精竭虑不过是欲盖弥彰之后的再次欲盖弥彰，这样的手段瞒不过慈禧锐利的眼睛。许多人的最终命运，就要来了。

4、康有为提前开溜

当阴谋成为阳谋，随后发生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到皇宫对整个帝国打了一声招呼，宣布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她掌管。随后，老太后就回她的颐和园去了。

这个简单到了极点的情节，史称“戊戌政变”。

同日，慈禧下令步军统领衙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处理措施是“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考虑到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可能会泄露消息，这一谕旨避开了军机处，是一道给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旨。

但奇怪的是：康有为居然早就跑了。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政变前一日，即9月20日一大早，他就离开了北京，直奔天津塘沽。政变发生的同日，他又顺利地搭乘英国轮船逃往香港。这一切貌似康有为早已知道政变马上就会发生。

康有为是否知道政变马上就会发生暂且不论，至少康党内部并不知道。就在政变当日，铁杆康党成员、御史宋伯鲁居然还上了一道举荐康有为的折子，正好撞在慈禧的枪口上，结果被

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当即革职，永不叙用。

康有为的人品问题又一次被迫摆上台面。须知康有为令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的时间是9月18日，当时他还对毕永年信誓旦旦，表示绝对信任袁世凯，然而，仅仅30多个小时之后，康有为自己却脚底抹油，偷偷溜出北京，跑到了天津塘沽。

若说这个时候康有为已经预料到了政变马上就会发生，显然不合情理——他不可能在明知无法与慈禧对抗的情况下，不去通知康党骨干们(包括他的胞弟康广仁在内)而独自逃走，然而事实如此也证明了康有为的人品更为卑劣。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极力主张策划武装政变的康有为，本人却极不愿意以身犯险。去塘沽则是因为可进可退：政变成功，可以光荣返京，政变失败，也能够从容逃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康有为不是在抵达塘沽的当日，而是在第二天，即政变发生的当日才乘坐轮船逃走。

康有为身上这种野心勃勃却又时刻明哲保身的特点，早在当年策划湖南自立，秘密宣传种族革命的时候就有所体现：当时在湖南前后奔走的全是康党弟子，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康有为本人则躲在幕后，从不直接出面。自始至终，他只愿意做一个以保命为前提的“革命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康有为是个“风险的极度厌恶者”和“收益的最大追求者”的矛盾结合体，在经济领域，这样的矛盾结合体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政治领域则不然。故而，当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时，康有为投桃报李，也迅速放弃了革命，转而“维新”——因为他看到了获取最大收益与尽可能减少风险的最佳结合契机。

24日，轮船抵达吴淞，康有为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政治保护。其间，英国官员班瑞德对康有为做了仔细的询问。后来，班瑞德在这次谈话的备忘录末尾总结性地写道：“康有为在上面这段慷慨激昂的谈话中，曾热切请求英国政府拯救光绪皇帝，因为光绪皇帝已经没有保护他自己的力量了。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他改变中国服装的提议至少是不合理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他这些建议不是被忽视，便是惹起反抗。”

班瑞德的眼力确实毒辣，一眼就窥破了政治菜鸟康有为的本质。可悲的是：许多局内之人，包括梁启超、谭嗣同、光绪皇帝，一度也曾包括翁同龢，却始终对此缺乏明晰的认识。历史阴差阳错地在戊戌年选择了康有为，结果却酿出了一杯苦酒。

29日，当“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的时候，康有为正好在落日余晖的笼罩下抵达香港。

那缕余晖，不仅笼罩着死里逃生的康有为，笼罩着北京高高的城楼上被装进木笼子里的“六君子”的头颅，也笼罩着老朽帝国最后一次荒诞绝伦的挣扎求生。

康有为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黄昏。这个自幼以圣人自诩、历史存在感极强的失意者，将在半年之后开始写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的《自编年谱》。世俗社会已经没有了他风生水起的舞台，他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冀求在日后尘封的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也许，《年谱》里连篇累牍、层出不穷而且自相矛盾的谎言和作伪，相对于伪历史本身，在强化一个人的历史存在感方面所起到的效果会更为强大。

试图与历史开玩笑的人，最后总会被历史过滤成玩笑本身。

5、谭嗣同的绝命诗

戊戌年最让人血脉贲张的事情，也许莫过于谭嗣同那首题壁狱中的绝命诗了：“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意气高昂、视死如归的诗作流传甚广，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革命者前仆后继。因为此诗，谭嗣同也在几代人的历史记忆中烙下了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当梁启超首先将此诗在日本公布之后，日本人甚至将其谱写成了乐章，传唱甚广。

可悲的是，康、梁篡改了“公车上书”的历史，篡改了光绪皇帝的密诏，同样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

据黄彰健先生的考证，这首人人耳熟能详的诗作，其实是梁启超的伪作。黄先生的质疑是从1908年出版的《康梁绣像演义》一书中的一段奇怪记载开始的：“(戊戌年八月)十四日一早，康广仁等六人官犯……知道是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林旭所吟的第一首诗的真伪已不可辨；但其中隐约透露出康党联络袁世凯等人谋划武装政变的计划。“千里草”即董卓，暗指清末名将董福祥；“本初”即袁绍，暗指的自然是袁世凯。所谓的“本初健者莫轻言”，似指东汉末年引董卓入京诛杀宦官，最后却导致武夫当国的悲剧教训；委婉道出对康党引袁世凯部队入京的担忧。如此而言，此诗为真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首诗最让史家们疑惑。此诗与梁启超公布的谭嗣同绝命诗极其相似，显然是作者张冠李戴所致，但此诗又与梁版的谭嗣同诗有着很大的不同。考虑到《康梁绣像演义》的出版时间距离戊戌年极近，此诗必然另有出处，而且其中用典均具深意，也非演义作者所能杜撰，再者康、梁在日本期间曾经伪造过谭嗣同的《狱中绝笔书》，因此他们对谭嗣同绝命诗的篡改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因为《康梁绣像演义》是一本对康、梁不抱好感的小说，而且多引用稗官野史，所以此诗一直没能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经过黄先生一番艰苦卓绝的考证之后证明：《康梁绣像演义》中这首张冠李戴的诗，恰恰才是谭嗣同题壁狱中的原诗。

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篡改谭嗣同的原诗?

康党在戊戌年之后对于曾经拉拢袁世凯，包围颐和园，废掉慈禧太后的武装政变计划一直都矢口否认。康有为承认的底限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护、拯救光绪皇帝，即联络袁世凯是因为慈禧想在天津阅兵时废掉光绪，绝非为了发动宫廷政变。

康有为的这种底限基于两点：其一，戊戌年之后，保皇成了康有为流亡中的最后的政治砝码和旗帜；其二，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政治保护，康有为必须否认自己的“围园密谋”，否则，他将成为大清国的叛臣，而不是所谓的异政见者。

谭嗣同是康党的核心人物，他的原版绝命诗却偏偏将这一“围园密谋”抖了出来，所以，此诗必须篡改。

第一句，“望门投止怜张俭”被梁启超改写成“望门投止思张俭”，大意没有什么变化。张俭的典故出自《后汉书》，他是第二次东汉党锢之祸的导火索，被宦官通缉之后亡命天涯，所过之处的亲朋好友无不受到他的牵连而家破人亡。谭嗣同此句之意，是说自己不愿像张俭那样出逃，累及无辜的亲友。

第二句，“直谏陈书愧杜根”被梁启超改写成“忍死须臾待杜根”。杜根的典故同样出自《后汉书》。杜根是汉安帝朝的臣子，安帝长大成人之后，杜根上书太后请求归政，太后不愿放弃权柄，命人将杜根装在袋子里摔死，幸亏行刑人玩忽职守，杜根才得以诈死出逃。

梁启超改写后的句子和原句有着极微妙的差异。原句中谭嗣同自愧不如杜根，意谓他没有

像杜根那样冒死极谏慈禧太后，请求归政皇帝，隐约透露出康党武装政变，逼迫慈禧退位的计划。同样是逼迫太后归政，杜根和谭嗣同选择的方式是两个极端：和平手段(进谏)和武装手段(围困)，所以谭嗣同会有“愧杜根”的说法。而经过梁启超改造过的句子，却完全不会让人意会到这层意思。相反，“愧杜根”被改写成了“待杜根”，将谭嗣同扭曲成了杜根的同道中人，等于已经巧妙地抹杀了康党武装政变的图谋。

第三、四句，“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被梁启超改写成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两句的改写最为巧妙。

所谓“欧刀”，乃是古代的一种“刑人之刀”，指代康党的武装政变，掷落“欧刀”，意谓武装政变流产。“公罪”指因公事犯错而获罪，谋反不在其内——康党一直打着保卫光绪的旗号，谭嗣同自然不会认为自己参与武装政变属于谋反。两句结合起来读，谭嗣同所要说的其实是：武装政变虽然失败了，但我的“公罪”有无，还是留待后人评论吧。结合整诗，谭嗣同所表达的，其实是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反思(愧杜根)和坚持(留将公罪后人论)。

但经过梁启超改写之后，诗的本意却完全消失了。“我自横刀向天笑”显然指的是谭嗣同就义前的大义凛然，“去留肝胆两昆仑”更隐含着为康、梁出逃所做的辩护：流亡在外的康、梁和留在北京赴死的六君子都是“昆仑”。

也许，有人会感觉史家们的考证消解了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英雄形象。这其实是个误解：在单纯的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英雄与不但不惧生死，而且懂得反思的英雄之间，显然后者更具价值——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

6、荒诞戊戌年

在许多人的眼里，这很可能是一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文章。

也许康有为说得对，“圣人”们为政做事，常常有不能明言的苦衷，不得不置一时的诋毁诽谤于不顾。但如果一个人终生行事都贯穿着这种“苦衷”，都引起别人的诋毁诽谤，这个人的原始动机、道德品行是不是值得怀疑?

少年时代的狂妄自大，求学路上的轻浮躁进，科举落第后的诿过于人，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学术建构中的漏洞百出，从革命到维新的草率转变，鸠占鹊巢搞垮《时务报》，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独揽大权，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伪、撒谎……如果说其中某一件事情不足以推翻传统观念中的康有为的形象，那么，将这许多事情串联起来整体观瞻，难道还不足以重塑康有为的个人形象吗?!偶然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否则那就是必然；误解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否则那就是真相。

记得南宋道学家吕中曾激动不已地说道：“让王安石做宰相，主持变法，既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北宋的不幸。”虽然吕中对王安石的指控不能成立，但将这一指控移植到戊戌年，却再恰当不过：历史选择康有为作戊戌年改革的旗手，既是康有为的不幸，也是光绪皇帝的不幸，更是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不幸。

康有为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是异想天开。自己“天纵圣人”的身份、外国全用孔子制的荒唐论断都是这种异想天开性格的产物。康有为对西学一知半解，却自认是饱学鸿儒，当他看到英国清教徒移民北美，建立了强大的美利坚时，也跃跃欲试，想要移中国百姓到巴西去，同样在那里建立一个孔教王国——非只异想天开，康有为还极具“实践精神”，派了弟子前往巴西联络当局，自己更曾找李鸿章专门商讨过此事。巴西殖民当局对康有为的提议极感兴趣，曾派使者来华商洽，但此事最终因戊戌年的动荡无疾而终。

无疑这是一件幸事。巴西殖民当局之所以对移民华人感兴趣，不过是想获得大量廉价的华工劳动力而已，康有为却幻想在那里建立天国。如果他的计划真的付诸实施，民族的苦难史上势必又要添上浓重的一笔。

康有为政治上的幼稚尚不只此。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蛊惑，他曾在戊戌年极力撺掇光绪让中国与日本、美国、英国“合邦”。政变前三天，康有为还让康党们一口气连上三道折子，敦促光绪皇帝尽快就“合邦”之事作出决定。虽然“合邦”提案的性质史家们至今未有定论，但李提摩太却明显心怀不轨，另有企图，他的动机在于：“将实际上在一定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备机构、修筑铁路、矿上的权利，而且还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英国史家苏特尔专著《李提摩太》)

万幸这一“合邦”提案没有付诸实施，否则康有为留在历史上的形象，很可能会是臭名昭著的汉奸，而不是伟大的改革旗手。

性格决定命运，指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有时候也包括国家命运在内。生性善于异想天开，幼稚园级别的政治水准，再辅助以绝对自信、勇于实践这些“优良品质”，共同催生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康圣人”；一个“康圣人”，再辅以一个心理发育极不健全、躁进冒失、见识短浅的光绪皇帝，共同催生出了一场荒诞不经的百日维新。

然而，新政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其他的选择。早在改革正式开始之前，著名的保守派代表徐桐就曾上书慈禧，建议召张之洞入京，主持新政事宜。4月23日，慈禧正式下旨，令张之洞入京。此时此刻，距离光绪召见康有为，还有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

张之洞《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疑是清末最具实践性的革新思想，较之康有为速变、全变、开设孔教、开设制度局等一厢情愿的提案而言，显然更具实际意义。张之洞宦术之精，晚清无人可及，所有与康党有过瓜葛的朝臣之中，他是唯一一个不受牵连，反而官运亨通的人，显而易见，他不可能犯与康有为类似的低级政治错误，不会被李提摩太迷惑，也不会螳臂当车，把武装政变的阴谋搞成阳谋。

可惜的是，因为一些偶然事件(沙市事件)以及朝廷内部的勾心斗角，张之洞刚刚抵达上海，又被迫返回了湖北。

历史有意无意地将舞台留给了康有为，然后，一场荒诞剧就鸣锣开场了。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读懂：戊戌年，它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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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期，谌旭彬先生将奉献其最新力作——“傲慢与偏见”系列，以张骞凿空丝绸之路开始，为您深刻解读东西方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交流史其实是一部照镜子的历史，而两种文明在碰撞中，互相表现出盛气凌人或嗤之以鼻，直到最后，又由鸦片战争开始，逐渐演变成一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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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