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精彩回放

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乾隆一路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自信心也直线增长，对自己的要求也不再峻烈。乾隆十六年，进贡的大门第一次打开。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进贡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全帝国之内最好的收藏品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众大臣贪污腐败越甚，与进贡有关的侵贪大案接二连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皇帝自身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信息，导致官场奢侈之风、送礼之风迅速刮起，难以平息。

一

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要付出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绝不会像那些庸主一样一味仗势豪夺。乾隆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外，主要是银两。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的回赐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意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钱，无处不所需甚巨。而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所以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

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并非直接来源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为了开辟财源，乾隆曾经动过很多脑筋。他曾派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采买俄罗斯皮货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获利无多，部分皮毛无法高价变卖，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除此之外，皇帝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由于缺乏理财高手，虽然拥有权钱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务府的收入还是增加缓慢。

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

二

关于和珅，人们往往过多地渲染他火箭般蹿升中体现出的钻营功夫，但却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事实上，和珅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如果他出现在乾隆中青年时期，绝无机会爬得这么高。

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另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

尽管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摊给朝中重臣。他深知这些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的重臣一旦分享最高决策权，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在朝中形成朋党，导致混乱。为了保证大权独揽，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是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儿，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俯首贴耳，绝对忠于皇帝。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机敏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难人以挑剔闻名的乾隆法眼。

乾隆四十年秋，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便与身边一位骑马随行的新任侍卫聊起天来，先是问他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又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儿当过差。这位风度翩翩的侍卫回答他今年26岁了。钮祜禄氏，叫和珅，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年轻人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一点也没有平常人初见皇帝的紧张和慌乱。皇帝开始对他感兴趣，便问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砷说自己18岁那年曾参加乡试，没能中举。乾隆问道：“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砷说能，于是边走边背，一会儿工夫，居然把8年前的卷子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

皇帝大为惊异，那心情，恰似王熙凤之初见小红。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赏年轻人的干练和活力，皇帝试着派和珅办了几件事，和珅的机敏达练、善解人意表现得淋漓尽致，皇帝大喜过望。

一年之后，乾隆四十一年正月，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从此之后，和珅一直稳稳地高居政治最高层，从男爵到公爵，从户部右侍郎到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其擢拔之快、任事之繁、总揽之巨，有清一代绝无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过甚、恩威不测的乾隆帝，从来没有怀疑过和珅的才干与忠诚。

和珅得罪身死的前三天，回顾平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怀才误此身”并非完全是开脱，他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

和珅年轻时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苛和教育质量出众出名。能考进咸安官学，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天资出众。咸安宫学的课程全面正规，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帝国培养高级政治人才。和珅大部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汉、蒙古、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除了学业出色外，和珅的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别有诗名。清人钱泳产称和珅诗“佳句可寻”，而大诗人袁枚则夸赞和珅兄弟说：“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和珅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长于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其去处理。

乾隆四十五年，和珅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便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的全面政治才华。这是和珅从政生涯第一次重要亮相，其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乾隆五十三年镇压林爽文起义的过程中，和珅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珅：

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族大臣排斥在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族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但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

汉且又有眼光、有见地的，唯有和珅一人。故五十六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评论和珅说，在谈判中，和珅“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仅只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亟需的天赋——理财。

传统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后的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而和珅却深通现金流动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

和珅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备有80辆大马车，专门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

可以说，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他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即使是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2000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儿“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作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两白银，规定每月一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0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啸亭杂录》)。

成为皇帝的私人助理后，和珅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内务府经常入不敷出，“进项不敷用时，缴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和珅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加派和珅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三十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后，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砷一人把持，“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个天才发明。

三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改称“议罪银”，所罚动辄上万。但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人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2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4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这种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3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一万两就可以了。”

被动交纳议罪银的大臣当然就更多了。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则视该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8万两，而同样的原因，特成额交2万两就可以过关。

当然，也有很多官员感激这个制度，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砷帮忙，从中说合，议定西宁交8万两罚款了事。这8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搜刮得精光，事后西宁仍因保住了脑袋而给和珅寄信表示感谢：“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给老皇帝的钱包注入了大量现金。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13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68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3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官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26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3万两上下)，多则十几万两，最高一次达38万两。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儿，还警戒了不法的官员，真是一举多得，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规律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同样，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

万两零花钱，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

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在享受花钱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许多所谓“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不但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地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儿。正如尹壮图所说：“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就像对于非法经营的商户一罚了之只能促使他们扩大非法经营业务，来弥补被罚的损失一样，这一制度让官员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的搜刮。有时候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犯罪”来获取“议罪银”。

对于议罪银制度的弊端，几乎所有官场中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不仅因为直言往往没有好下场，更因为乾隆晚年的官场基本腐烂透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求助于议罪银制度。

四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二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即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清代皇权极端的摧折下，特别是乾隆了人格操守，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奴才。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实利益，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而晚年乾隆从以前的察察为明变成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皇帝本身的物欲炽盛、带头腐败，更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

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亿增长到近3亿，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而每一层官员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人口资源、社会资源都比康熙、雍正时大为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生长良机，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

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形势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数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两者，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暴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两、数十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素质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败亡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腐败层层升级。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连老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而习以为常了。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规定，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不贪污，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不贪污，就没办法建功立业。因此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常常是一人犯案，最后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五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4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后，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喜望任甘肃布政使。他以甘肃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为由，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直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无数灾民，灾民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表示大清王朝好。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因王亶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而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人捐了监生，收银15094750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具体发放数目、领取人名字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直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被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更无人举报揭发。

对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造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大清王朝的反腐机制真可谓形同虚

设。

其次，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

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113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这些读四书五经出身的朝廷命官，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罪行居然无一拒绝，反而趋之若骛，真正是廉耻丧尽。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由于此事需全省官员合力进行，所以王亶望不得不实行利益均摊，但每个人得到好处的多少却由他决定。为了多报些灾情，多得些银子，不少地方官绞尽脑汁讨好王亶望，如皋兰县知县程栋每年给王送银两万两，供其“署中一切用度”之费；王亶望盖造房屋，为赶在上冻前建好，程栋令工匠用热水和泥，仅此一项就费银两万两。

事发之后，王氏供认，仅在甘藩司三年任内，送银、送物给他的人太多了，以至于他根本记不清，所以无法交待。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7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也大抵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最后，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腐烂已经蔓延到政治中枢。

王亶望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亶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派人查粮时被甘肃官员欺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于乾隆四十四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200万两之多(合人民币至少2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么大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才恍然大悟。腐败到首席军机大臣(即总理级别)，这个国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严格按大清律查处，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省政府运作将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56名之多。

六

天下滔滔如此，无数人在心中默默叹息，特别是那些地方官员，但是谁也不想揭穿这皇帝的新衣。反正天下是他们爱新觉罗家的，关大家什么事!只有尹壮图这个书呆子还保留着一点责任感，但不出大家所料，说真话的人果然没有好下场。

按理说，这样严重的案子发生在眼前，应该足以惊醒皇帝的盛世迷梦，但皇帝仍然浑然不觉。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是他老到昏聩了吗?不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

中国的专制者极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专制者就成为“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评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权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洗脑，得出自己无所不能、形势永远一片大好的错误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人在掌握权力之前行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权，马上变得愚蠢颟顸、满脑糨糊。

乾隆早年对臣下的欺骗伎俩十分警惕，对他们的汇报多报以怀疑眼光，一旦发现自己受了蒙骗，作伪者必遭严惩，因此大臣们在一般情况下不敢对他说假话。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来越膨胀，高己卑人的心态越发突出，喜谀恶直之弱点逐渐暴露，大臣们自然也就窥测风向，越来越报喜不报忧。对专制者来说，从精明太过到颟顸糊涂，中间并没有什么鸿沟，只需要心态转变。在大量的“正面报道”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这一激烈的“负面报道”产生怀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大清天下形势如此喜人，而尹壮图却进行如此明目张胆的攻击，把形势描绘得一片漆黑，实是可恨之事。

所以，老皇帝的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公布尹壮图奏折的同时，乾隆连篇累牍，从头加以反驳说：尹壮图说天下吏民多蹙额兴叹，这绝无可能。因为我即位55年来，对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无前例，“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迄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大清天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因此广大人民对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绝不会有蹙额兴叹之事。

至于尹壮图所说的官场腐败、各地亏空，皇帝认为这也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他认为目前大清的形势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还会越来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么，尹壮图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说瞎话呢?

在上谕中，皇帝公开分析说，尹壮图此举出自如下卑鄙动机：他自揣学问才干均属平庸，在朝廷不能升为侍郎，外放派不到学政，至于尚书、督抚的职位更难梦想，所以想借此奏折显示才能，或许能侥幸录用，又可借盘查为名沿途进行恐吓讹诈，希望得到贿赂好处，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岂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赌还没有见出分晓，皇帝先进行一通这样的人身攻击，其气急败坏，表露无疑。

七

皇帝更理直气壮地与尹壮图摆下了擂台，要公开较量一场。然而，游戏规则却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纸糊外衣，办法很简单，那就是采取暗访方式，到各地做几个采样调查，形势立明，尹壮图也是这样想的。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提出了“密往查访”的要求。事已至此，他只有破釜沉舟，不惜撕破皇帝的脸面，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使皇帝幡然醒悟，大加整顿，挽狂澜于既倒，那他尹壮图于大清于天下也功莫大焉。

然而皇帝却不给他这个机会，并明确拒绝了尹氏“密往查访”的要求，理由是“无此政体”。

其实，老皇帝虽然不愿意听到任何批评之声，但他心里也很清楚，当今天下并非没有可议之处。尹壮图所说的吏治废弛、仓库亏空，在某些地方也确实存在。如果真的派尹壮图进行暗访，难保不会查出几处亏空，到时他的面子往哪里放!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点并不在于亏空的有无，而在于皇帝认为，这些现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并不影响大清政治的光荣和伟大。皇帝和尹氏打这个赌，就是为了维护大局稳定，反击那些恶意空唱大清政局的不和谐音，而采取的小小手腕。

所以，皇帝从大局出发，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决策：

第一，拒绝尹氏“密往查访”，非但不允许密查，还规定尹壮图每到一处，朝廷先行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发前发出通谕，给全国官员来一剂预防针，以防大家思维混乱。皇帝在上谕中点明打这个赌的目的，是以尹氏为反面教员，

给全国臣民上一次形势教育课，以为无识之徒戒。皇帝说，令尹氏盘查的结果必然是用事实“服其心”，“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钓誉之举，不但污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尹氏的罪恶，因此会大白于天下。

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如此盘查，当然什么东西也查不出来。在“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绝不会有半点含糊，因此尹壮图还没有出发，这个赌事实上胜负已定。

但形式还不得不走，皇帝谕旨一下，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了。老皇帝因为生气而特别刻薄，在谕旨中特别说明，庆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费用国家报销，而尹壮图是自愿前去盘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给他提供差旅费，一路花费由他自己负责，以示国家大公。

庆成官轿仪仗在前，尹壮图骑着匹骡子孤零零地跟在后面，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检查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一一打开粮仓、银库、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届相符”。检查完毕，地方官领着庆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壮图一个人在旅馆里写汇报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会说谎了。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如何检查以及检查结果，然后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憨愚之至，经过皇帝的玉音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大清天下的认识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自然证明全国处处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误皇帝的宝贵时间，“恳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来办别的大事。

按理说，事情到此，皇帝已经达到了目的，此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皇帝并不满意，尹壮图的奏折读起来并不诚恳。比赛刚刚开始，尹壮图就应声倒地，显然是用假死来逃避打击。不把这个打击进行到底，就仍然会有人被尹壮图蒙蔽，而把他当成敢于直言却受到冤枉的正面人物加以崇拜。因此他一定要把尹壮图拉起来，迫使他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得他真正心服口服，整得他欲生不能求死不得，才算解气。

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皇帝发布上谕说，尹壮图要求事情就此结束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态，造成“抗疏诤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骂尹壮图此举“居心巧诈，殆不可问!”皇帝还说，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让他回来，因为“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赴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一定要让他心服口服后，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诈”这句詈骂一出口，老皇帝积累了多日的邪火喷薄而出，接下来又把尹氏从头到脚细细骂了一顿。皇帝也真有闲心，他把尹氏几次的奏折又读了一遍，挑出了两个用词不当之处，说，尹壮图因为升不了官而怨恨朝廷，其实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为他的才学实在有限。这样白字连篇的人，岂能外放学政担当教育士子的重任?

皇帝还推测说，尹壮图当初提出要密查，主要是想到淮扬一带敲诈盐商们，因为那一带的盐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钦差大臣的声威恫吓，他们必定会大加贿赂，尹氏就能名利双收了。连讽带刺、痛快淋漓地挖苦、讥笑尹氏一通后，皇帝又大骂道，这类伎俩就是庸主也不会受骗，还想拿来骗他?真是没长眼睛，活该倒霉!“若朕烛照所及，情伪周知，小人心术，早已洞见肺肝!”

骂够了的皇帝突然又怕严责之下，尹壮图畏罪寻死，不能完整地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所以，他在上谕中要庆成转告尹氏，不会杀他的头，叫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最后，皇帝还大开宏恩；让庆成在出差费中酌情分一些给尹壮图，让他健健康康地回来，好接受最后的处理。

没有办法，尹壮图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庆成继续这哭笑不得的“全国大检查”。检查中，皇帝还不停地给他写信，问他“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

尹壮图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嘴彻底否定那道惹事的奏折。因此，接下来这一路，他都忙于绞尽脑汁，撰写大量的考察报告汇报给皇上。

在报告中，他一再奏称“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经过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在报告中，他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实”报告沿途见闻，热情歌颂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乐业，说：“目击各省库项丰，他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所过淮、扬、常、镇，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未闻有官吏滋扰之事。”

八

“全国大检查”完成之后，尹壮图再次上书，“自承虚诳，奏请治罪”，说自己“业已倾心帖服，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这些汇报满足了皇帝的期望，皇帝带着大获全胜的满足总结处理此案。

五十六年正月初十，乾隆发表长篇上谕：“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皇帝总结此案，从头道来，说尹壮图为内阁学士已是皇帝破格予以提拔的，以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其希荣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见其肺肝”，因此而污蔑国家政治，其罪甚大。

不知为什么，皇帝总觉得这桩罪过虽然甚大，却还是不足以服众。他百般罗织，力图把尹氏彻底搞臭。

反复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尹壮图当初由北京丁忧回籍云南，只应该经过直隶、河南、湖广、贵州等省，怎么会经过江、浙、广西各省?皇帝自问自答：自然故意绕道各处，与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风。

皇帝也知道这个指责只是推测不十分有力，没有人证、物证，不过他还有更有力的武器。经过调查，皇帝发现尹壮图年过七十的老母仍在故乡云南生活。皇帝说，孝道乃人伦之首，作为孔孟之徒，既然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辞职回乡供养，而尹氏二者都不选择，一个人在京做官，“乃竞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尚得谓之人类乎?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无君无亲，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这么大的罪，应该如何处理呢?大臣们经过多次商议，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即制造假象欺骗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提出应该将尹壮图判处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对此案作了终审判决。出人意料，皇帝采取了打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杀头，也应该充军，但“不妨以谤为规”，无则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意思是说，原本是“敌我矛盾”，不过按“内部矛盾”处理，降级使用，从副部级降为司局级。

因内阁侍读并无缺额，尹壮图被安排为礼部主事。这个安排，一方面是为了体现皇帝的“高风格”，另一方面，皇帝其实也为这场不公平的比赛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他比谁都清楚，尹壮图的许多话并非空穴来风。

说来有趣，皇帝此时忘了他把尹壮图“恋职忘亲”列为定罪的重要理由，处理起来居然让他继续在京任职，与母亲分离。倒是尹壮图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后，他以侍奉老母为由，申请辞职。辞呈一上，皇帝无法拒绝，只好放他回家。

五十七年八月，尹氏领了圣恩，卷了铺盖回老家养母去了。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下期精彩内容。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