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肖楠 施 军

魏微的叙事主要在个人化写作和日常化叙事兴起的初始阶段形成，受到了当时文学观念转换的影响，这使她的叙事注重日常生活经验而忽视想象力。事实上，文学写作在更大程度上还是靠想象力去扩展叙事和生存空间，因为个人生活经验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对生活和经验扩展是无限的。作家们具有的是不同的想象力和想象力观念，但不可能完全抹杀想象力。

魏微作品的想象性在另一方向上发生它不是在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中，而是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它也不是在外部生活的变化中，而是在内心生活形成的叙事改变中。魏微作品来自内心，不来自身外，魏微看到的现实与大多70后作家看到的不一样。她用她的内心改变着外在的现实，通过叙事改变着现实。她的叙事流连徘徊于古朴与时尚、成熟与无知、城市与乡村、贫穷与富裕的交叉地带，使她的叙事呈现出与现实不一样，也与大多70后作家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这是她内心的世界，与大多数人习惯的世界不太一样。

这样的想象性决定了她的叙事风格，如果没有对过去生活的想象性，仅凭她现有的日常经验，便不会有她现在这种风格。另一方面，她的风格也被她相对忽视的想象力所弱化，她无法将她的现有生存经验用想象力更强烈、更独特地发挥出来。当时那种文学意识转换对她的影响，导致了她现有风格的形成，也决定了她的风格基本稳定不变。当然，这种影响包含张爱玲对她的直接影响，因为张爱玲是被个人化写作极为推崇的一个个人叙事楷模。

魏微作品中不断发生着悠远淳朴的想象性生活，试图从中表现一些比表面叙事情景更含蓄、更深沉的东西。忠诚、尊贵、理想这样一些市场化时代缺失的概念和意义，常常在魏微作品中聚集着并且爆裂出火花，在人物的想象中发生。这样一些生活概念是魏微作品的核心意识，而在回忆和乡土中发生的想象是核心叙事方式，那些人物常常以某种想象方式去尝试有限地实现这样一些核心生活意识。人物对现实的想象是受现实限制的，在回忆中的想象是尽量自由的，可以尽量展开在现实中不容易被接纳的意义和价值。

市场化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叙事，都需要尊严、忠诚、理想主义和想象力。在魏微作品中，人的尊严要到乡村，到贫穷中去寻找。那些贫穷的人、贫穷的地方，还保持着淳朴与尊严，这对城市和富裕提出了质疑，进而延伸出的就是理想主义问题。只有理想主义才可能使人们不是只顾眼前，去穿透享乐与欲望的障蔽。但理想主义却与人们的想象性有关，对现实有美好想象才会产生理想主义，人们失去了对现实的想象性创造力后，理想主义就难以生存。魏微作品尝试着把理想与想象融为一体而进入一种生命，以表达对现实的感受，表达缺失的生活内容和生命精神，但现实改变和理想向往常常是人物想象性的结果。

于是，与许多70后作家的作品中轰轰烈烈、欢腾火热的生活不一样，魏微作品中的生活有一种内心的沉重和情感的忧伤，有点像卡夫卡的沉重和杜拉斯的忧伤，当然也更像张爱玲的忧郁。不论城市还是乡村，过去还是现在，人物的生命无法升腾起来，作品让人感受着一种明净的压抑：人物对自己的生命有清晰的意识，却无法让自己挣脱出来。无法逃避，也无处逃避，人物想在过去和乡村中找到精神安慰，却不愿永远停留在那里，于是只好忍受生活对生命的限制。

面对现实的焦虑、紧张、压力和纵欲，魏微作品的人物逃进了想象的乡土单纯和年少天真中。这种逃亡笼罩着生存的压抑，那些回忆中的生活，很少有能保留下来的，过去的欢乐和单纯正在流逝。并且，那种遥远的、流逝的美好，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对一种生活的人格化想象和渴望，是城市立场对乡村、现在立场对过去的审美创造，如果不是在想象中，历史和实际中的过去与乡村会是另一个样。站在一种人格化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中，贫穷和过去是生命之根和生命精灵，土地和淳朴养育了人的忠诚。

魏微作品的一个特点是用内心去改变现实，而她叙事的过程往往是这种内心外化的想象性过程。当魏微作品的人物不能用现实去改变现实时，就试图用内心改变现实，把现实变成更适合他们内心需要的生活。而这种内心的外化实际上很难成功，于是这种内心的外化就变成了一种想象的实现：或者像《化妆》那样改变身份，或者像《去远方》那样在想象中逃离现实身份所限定的生活。

魏微作品中人物的现实生活与她们想象或怀恋的生活相对分离，人物同时生活在现实的和想象的两种生活中。在现实中，这些人物活得琐碎、平庸、享乐，可又觉得欢快灿烂。但对另一种生活向往的情绪会在一瞬间袭扰他们，搅乱他们的日常生活秩序，让他们暂时地释放内心的压抑，片刻地反叛自己的现实生活，这时候，他们试图回到过去的纯真或质朴，逃离现实的烦嚣和平庸。

而这种对自己进行想象的固执个性，与大多数城市人，与大多数和他们身份相当的人是极不一致的，所以《化妆》中的人物想要由一种身份改变为另一种身份是不允许的，身份设定了他们的地位，也设定了他们的情感、思绪甚至人格，而他们不时想要改一改的，就是这样一些精神性的东西，想要不时返回的，也是这样一些精神性东西，而精神气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由人物自己来感受，只能隐藏于人物自己的内心。人物让它们表现一下，是对自己的安慰。

这样的人物沉静而有点怪异，时尚而有点古旧，他们的敏感和想象力让他们有些不安分，但又随波逐流，追赶时代变迁，他们有时会显得有些神经质，会歇斯底里地发作一下，很快又恢复平静，恢复他们在人前挺着的模样，恢复他们被时代塑雕的本性，恢复正常的生活形态，他们依然是一副衣冠楚楚、幸福快乐的样子。但是，这种偶然的突破他们自己，已经遮掩不住他们心底的忧伤，叙事通过他们变化的内心去触摸日常生活形态深处的人性和历史。

这些突然的生命爆发，构成了魏微作品的叙事核心和框架，也构成了叙事主题的深入和人物的迷人处。人物的难以琢磨和突发奇想，是叙事引发关注情绪的主要方式和叙事思路。叙事的迷人处和深藏处就在于人物这种对自己生活进行想象的属性，这产生了他们那些遥远的怀想和现实的偏执，也才有了这些叙事本身。

这种在内心进行想象而改变现实的叙事方式，使魏微作品中没有什么外在的情节和冲突，叙事来自人物的内心生活，不来自外部现实的变化。这些叙事常常由人物内心相互悖离又相互扭结的两种生命气质和人格活动组成，叙事的结局往往是人物内心活动和变化形成了另一种现实，或者是从想象生活平静地归复于现实。这样被叙述的日常现实，有精神化和人格化的痕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魏微作品中的现实都被那些人物想象化、人格化了，现实被人物按照自己的人格方向去想象，人物既把他们的现实人格紧紧捆绑于现实，又情不自禁地把现实按他们的人格进行演化。

人格力量的变化与人格化想象形成了魏微作品叙事中的现实变化，不论这些现实在遥远的过去还是在淳朴的乡土，或者近在咫尺。两种悖离又扭结的人格力量的活动组成了叙事主题和内容，也是基本的叙事动力，并产生人物的性格魅力和性格深度。人物的人

格是一种想象化的、忧伤的人格：他们一方面享受着、依附着、欢呼着现实，一方面抵制着、叛逆着、批判着现实，而这同时也是他们对自我的态度，是他们的人格态度。现实被他们的这种态度人格化了，他们感受的，不过是这种人格化、想象化的现实。

魏微作品中的人物向往淳朴的美好，向往乡土化的古旧生存品质，却难以合弃享乐主义与欲望幸福。这完全是一种人格化虚构的美好，是一种想象性的生命实现。现实对生命是压制的，不允许生命中那些与现实对抗的品质自由展开，尊严、忠诚、理想只能在虚构中实现，在想象中发挥。在魏微作品中，乡村、贫穷、儿童和青春使生命得到最大发挥。这是对城市和现在的怀疑甚至批判。另一方面，想象和虚构的生命实现，就是把理想的生命品质封锁在过去，压制在内心和叙事中，这意味着它们仍然难以在现实中实现，也难以与现实对抗。

那些人物在现实中和在理想中处于不同又交叠的情景，不论在沉重还是轻快中，在沦落和升腾中，在无奈和反叛中，都产生了忧伤，都是一种想象化的实现，使叙事中的现实变成了一种忧伤的现实。所以，另外一些人物，其他70后作家笔下的人物，感受的现实与魏微作品人物感受的现实不尽一致。人物在被自己人格化的现实中，在两种人格力量的扭结中显出性格特征，而对于理想生活的态度也在这种描写中，归根结底，这种人格态度是对理想主义的态度。

对于不可实现的生命品质的向往，就是人物的尊严、人物的本性，是魏微作品的突出之处。魏微作品中人物的理想品质与现实生存悖谬地结合在一起。虽然乡村和贫穷保存着一些美好的人性品质，但乡村和贫穷中的美好仍然不断被破坏着，并且原始和古旧也脱离不了狭小、封闭、单一、守旧等问题。人物的理想品质由乡村、贫穷、过去所激发和保存，但人物并不因此而愿意留在乡村、贫穷和过去中，那是一触即发又瞬间即逝的想象，被想象激发的心灵之火点燃的理想主义，又把理想主义的火种藏于现实的灰烬中。心灵之火燃烧得不够顽强和坚韧，却会不时地闪光，鼓舞和感动人物自己，哪怕这种感动再次暗淡。魏微作品的人物不因心灵之火难以燃起就不追求点燃，这就是魏微作品人物的独特之处。

享乐主义常刺激魏微相反的想象和经验，魏微和她的人物对享乐主义并不完全赞同，却极为敏感。魏微作品中从来没有大量地去写欲望和享乐的情景，这是她与70年代大多数作家不同的地方。魏微作品几乎一开始就对欲望狂欢和享乐主义抱有警觉，魏微不时会涉及到这些内容，但这不是她主要要写的，这些内容是为了牵出和比照她要写的另一内容—那些时光流年中的回忆和沉思。于是她执拗地描写着这个年代被忽视的一些生活，想象性地描写着这个年代一些偏僻地方的生命。

魏微作品的立场对日常生活中的享乐主义和时尚利己持怀疑态度，作品没有很强烈的批判，却含有轻淡的反讽。进人市场化社会的城市人无法想象远离消费和享乐的另一种生活，小城人和乡村人也无法想象外面的世界。完全不同的生活，钝化了他们的生存意识和想象力。两种生活的对比，产生了叙事的忧伤，来源是对现实的失望，因此用叙事想象编织了那些令人依恋和感动的情景。它们似乎永远在作品中凝然不动，在吸引着我们的向往，但实际上它们只能在魏微作品中停留，在实际中一切都被改变了，只能用作品对一些美好去尝试、怀想、依恋，这就产生了挽歌式的忧伤情调。

魏微作品流露了对享乐主义既喜爱又失望的态度。享乐主义是市场化时代最突出的标志，享乐与欲望相互攀附，蔓延生长，遍布于人们的生命中。享乐主义和欲望追求在魏微作品中常常是一个表面的生命标记，借此深入的是另一种生活，享乐和欲望的描写常常是为了引发对更深刻、更持久生命内容的探寻。《一种情感》中栀子和潘先生的关系建立于一种欲望目标，也瓦解于欲望目标的消失。乡村和小城的古朴是另一种生活、另一个时代的标志。《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我”内心偶然被触发的情思，只是一声内心的长叹、一场内心的暴乱。两种不同的生命在“我”内心发生冲突，其来源是对城市生活的反抗和对乡土生活的依恋。就像“我”与表哥的爱情不可能真正发生一样，表哥作为“我”的爱情对象并不真实，他只是代表了一种生长于乡土的、古朴的、逝去的生命品质，只是一个被触发的“我”。对自己的生命想象，引发“我”对市场化时代功利主义生存的内心反叛。

魏微的叙事依靠对日常琐事和平常心理的细密描述而形成，以人物的人格化想象和精神变化来推进叙事。人物情感和人格的想象性变化产生了人物身份的变化，也产生了人物对现实的态度，这种现实态度和身份变化改变着人物关系。变化着的人物关系就是叙事的基本结构，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人物的精神底色被显现，突破了人物表面的精神格调和身份格调，叙事开始发生转折，叙事趣味和叙事意义挺现出来。日常生活随着叙事平缓自然地展开，没有大的事件和冲突，也没有曲折的情节变化，人物几乎在叙事中保持不变，人物关系也并不复杂，叙事沉静、理性、有节制。人物的情绪变化带动着叙事，但人物的情绪却被作者冷静地控制着，不是任情任性的冲动：而是舒张有序的流动，语言的精致简洁和流畅含蓄有效地形成了流动的叙事感。

责任编校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