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伟娇

《资治文摘》:您研究中国城镇中低阶层普通劳动者收入变迁的初衷和背景是什么？

赖平耀教授: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体现在哪里很重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体现在普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的增长上。

农村劳动者和城镇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城镇竞争性行业的普通劳动者,构成了普通劳动者的大部分。近来中央对三农问题关注得比较多,城镇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问题也应该受到决策层的关注。

经济学家关注的主要是公众的福利，不是增长本身。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增长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低阶层民众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才是目的。如果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他们的收入实际是倒退或停滞的话，那增长也没有了意义。

《资治文摘》:2008年4月您在《中国经济周刊》上发表《中国走向“高工资”时代 四阶段看工资变化》一文》，提出“城镇竞争性行业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劳动者与低端白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经历了多年的停滞或缓慢增长后终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里的竞争性行业指的是哪些行业？

赖平耀教授:竞争性行业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服装等行业，这类行业传统上提供制成品出口的大部分，现在这个比重在下降；另一类是竞争性的服务业，比如餐饮业、宾馆服务业等。重工业也有一部分是竞争性行业，但是国有企业长期占居重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当前，国内竞争性行业主要由市场化成分很高的中小私营企业组成。

非熟练劳动者与熟练劳动者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它指的主要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廉价劳动力，而低端白领劳动者主要指的是处于技术低端的收入相对很低的城市白领，他们可以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据调查，南京的普通大学生在企业从事一般工作，转正后的工资也就是1200元到1500元，跟普通非熟练工人的薪水其实没有多大区别。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资治文摘》:在中国整体劳动力大军中竞争性行业的劳动者占了多大比例，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赖平耀教授:这个比例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统计，从收入的角度来说，他们属于中低层和低层。当然这也是由竞争性行业的地位所决定的。

粗略地估计一下，没有争议的可以归为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劳动者应该占到城镇全部普通劳动者的一半以上。

《资治文摘》:改革开放30年来,与国际相比，我们的工资水平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赖平耀教授:应该说，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收入相对较低，消费水平也较低，部门间及部门内工资收入差距较大，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但企业管理层及中高端技术人才工资收入与国际差距在缩小。

《资治文摘》:改革开放30年以来，工资变化最大的劳动者群体集中在哪种行业？哪个阶层？

赖平耀教授:上面已经谈到了收入差距的问题。工资收入变化最大的劳动力群体肯定是高层收入群体。比如说现在工厂内部，特别是1992年企业改革之后，企业内员工收入的差距急剧扩大。就说制造业，管理层最高可以拿到100万，甚至超过100万的薪水，同1992年相比是一个跳跃性的增长，但普通工人的工资的增长则持续地落在GDP增长的后面。

集中的行业肯定是垄断性行业。垄断行业在国外是要有监管的，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公共赋予的，因而属于公共财富，但是在中国由于垄断性行业管制的法律法规没有跟上，垄断企业因为垄断地位获得的垄断租金变成了企业自己的财富，结果是企业内部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所以收入问题的研究要分开看，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不是太低，而是太高。

《资治文摘》:您提出1997年以后城镇竞争性行业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停滞不前的，因为“中国推行了强调内需的增长战略，投资方面则侧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和过分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造成了消费抑制和工资抑制，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赖平耀教授: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城镇中低阶层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但做一个微观调查就会发现，从1998年开始，部分城市普通职工的名义工资实际是停滞的，考虑到物价的上升、福利的下降，如住房分配、公费医疗等福利的消失，实际上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是下降的。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平均工资的增长掩盖了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停滞。

为什么内需增长战略有问题，这是因为该战略强调的是投资，GDP的增长成果过多地投入到固定资产投资中去，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投入必然会减少，特别是对公共福利的投入减少，如医疗投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若要保持竞争力，必须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即降低劳动成本，也就是要抑制工人收入来保持劳动力的廉价。这两个方面都带来了消费的抑制。

另外一个原因是，1998年开始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城镇职工下岗人数增多，工资收入大幅下降，消费自然也跟着下降。

工资抑制自然会导致消费抑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已分化为两个市场：一个是疲软的大众消费市场，比如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导致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另外一个就是繁荣的奢侈品市场。事实上，大众消费的疲软也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消费品产业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依赖大众消费。

《资治文摘》:您认为目前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GDP增长速度相匹配吗？工资增长速度（剔除价格上涨因素）与GDP增长速度保持一个怎样的相关关系？还有没有上升的空间？

赖平耀教授:这两者是非线性的关系，从国际上来看，一开始是工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后来两者持平，这是规律，一般是投资率上升后，然后趋于平缓和下降，但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在上升,却还没有趋于平缓，更不用说下降。工资增长持续地落后于投资、GDP增长,这是不正常的,背后是一个体制问题,如户口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

《资治文摘》:您这里所说的工资增长换个角度，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中国的人工劳动成本上升？近期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中小企业遇到发展瓶颈，是不是与人工劳动成本上升，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已无法有效盈利有关？

赖平耀教授:可以这么看。而且人工劳动成本上升是好事，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从东亚国家、地区，特别是韩国、台湾的发展历史来看，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时代终将过去，企业继续发展必须依靠产业升级，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而是依靠熟练劳动力，依靠提高效率和技术进步。历史上韩国、台湾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持续不超过20年，中国从1979年算起到现在已30年了，从1985年制成品出口超过初级产品算起也有20多年了，这样看来，我们步入工资上升期是比较慢的。

《资治文摘》:虽然工资实现了跳跃式增长,但是不少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甚满意,焦虑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医疗、保险、房子及教育支出上,这是不是说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保障还存在一定缺陷？如何解决？

赖平耀教授:福利的增长，不仅仅是收入的增长，还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这里又回到我们讲的强调内需的增长战略，这一战略的重点是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结果是一方面排挤了对民生、福利的支出，另一方面又加剧了通货膨胀，特别是城市住房价格的大幅上升。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增长战略，回到增长为发展服务、为民生服务的轨道上。

这里我还想说的是，现在有些地方有“GDP恐慌症”，症状就是害怕GDP下降，其实观念要转变一下，调整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方式。要追求分享型增长，更平衡的发展，增加对环境治理、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投入，这样做，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见得会放缓，我们现在的投资率不是太低而是太高了，因此，今后增长应主要是靠提高效率，促进技术进步，而不是再靠增加投资。

其实，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不是GDP，他们关心的是教育、医疗，关心自己的收入是否增加，若GDP增长率降低一两个百分点，但是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收入，更好的医疗服务，我想没有人会抱怨GDP的降低。现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收入已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增长开始下降也是正常的，这些地区应逐渐将增长转到以发展质量为目标的轨道上，将改善民生放到政府工作的首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