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静　王小娥

20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商业大潮汹涌澎湃，“中国的消费文化基本发展成型，大众文化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需求”。时代语境的剧烈变化，使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化探索历史反思已然退潮，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消解了时间、解构了意义、放逐了严肃的理想和人生追问。女性基于自己的性别的生命思考和探问而形成的女性意识隐退又模糊了，黄蜀芹曾慨叹：“商品社会，是一个女导演的困境。80年代，全社会陷入一种文化反省时期，《人·鬼·情》得以产生，这是那个特殊时代才有的产物。到了90年代，中国刚刚进入商品社会，商品经济正是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在这种时候要反对这种男权的东西，反对这种文化根本不可能。现在根本不可能再拍《人·鬼·情》这样的影片。”

然而，事情的发展就这样充满悖论：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女性意识，使其探索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大潮又繁盛了女性题材，借“女性”性别进行各类炒作，成为商品大潮中一个个“卖点”。“美女作家”、“美女画家”“美女主持人”等等，广告、商品、文化传播重又把女性放置在一个更显眼的“被看”的位置，成为商品大潮中最抢眼的消费品，成为种种性别奇观，既赢得众多异性窥视的目光，又让不少年轻女性以为一条捷径近在眼前!这对于严肃深刻的女性意识探索，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而于女性电影，“导演的人格素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文化语境对电影文本制作的影响是支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