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韵

七步莲花与玉树

这个夏天，我只身到青海玉树做了一次旅行。

之前，我来过青海六次，玉树是青海六州一区里找惟一没有到过的州。

玉树位于青南高原腹地。所谓“腹地”，就是从哪里走都不容易到达。如果把整个藏区比做一个人形，西藏无疑是这个人的头脑和躯干，拉萨是他的心脏；青海安多藏区、甘南藏区、川西北藏区和滇西南藏区，分别是这个人的四肢；而玉树呢，就是他肚脐的地方，正儿八经的“腹”地。

然而，腹地并不就是低洼之地。玉树是青海地势最高的地方，平均海拔4500米。州内超过5000米的山峰有2000多座，可谓“群山绵延、终年雪冠”。玉树境内有两座著名的山脉：巴颜喀拉山和唐古拉山。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和父亲河长江，就分别发源自这两座山脉。

中国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也源出玉树，玉树地区因此又被称为“三江源”。

玉树虽然地处高原腹地，历史上却曾是出入西藏的交通要道，著名的唐蕃古道即穿行其中。藏语里，州府结古镇就是“族众兴旺”和“物资集散地”的意思。

公元7世纪初，一代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634年，松赞干布遣使入唐，首开“唐蕃古道”。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唐蓍古道成了连接青藏高原和中原内地的一条“天路”。

盛唐年间，松赞干布渴慕大唐繁荣，向唐朝请求联姻。公元641年，唐皇李世民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率庞大的和亲队伍沿唐蕃古道进藏，一路留下众多美丽传说。藏传佛教历史上，人们通常把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尼泊尔尺尊公主和汉唐文成公主进藏时分别带来的两尊释迦牟尼等身像，作为佛教正式传^藏地的标志，唐蕃古道因而又被藏族人恭敬地称作“迎佛路”。

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玉树是整个藏区佛教最有传统，也最兴盛的地区之一，甚至比西藏的很多地方都保留有更纯正完整的宗教体系。

藏传佛教目前主要有四大教派，分别是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由噶当派衍生而来的格鲁派。不少人以为藏地的藏传佛教就只是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即以达赖和班禅为领袖的“黄教”。这其实是—个误解。青海现有藏传佛教寺院670余座，玉树一个州就占了三分之一，且较多的是更有历史传承的古老的派别。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一个教派，它的创始人是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藏地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即属于宁玛派，它的建立标志着佛教正式植根雪域高原。宁玛派在青海的全部寺院只集中在玉树州和与其毗邻的果洛州境内，且都建在山林深处交通不容易到达的地方。

藏传佛教最为神秘和玄妙的部分，是它独有的“活佛转世”传统。活佛转世最早起源于藏传佛教噶举派，后为其他教派仿效，在藏地普遍实行。噶举派是藏传佛教中分支最多的一个教派，体系庞大，曾经长时间在藏地掌握统治政权。噶举派在青海共有寺院105座，其中103座在玉树。

“政教合一”曾经是藏地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体制，起始于藏传佛教萨迦派。公元13世纪，萨迦派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力，使之前分裂了数百年的青藏高原重新走向统一，并最终归人中国版图。萨迦派在青海现共有28座寺院，全部都在玉树地区。

在玉树，寺院星罗棋布。它们像一部浓缩奇幻的藏传佛教史，让你只在山水之间步换身移，便能将藏传佛教千年的历史重溯，仿佛时光倒流，轮回从前。

这也是我之前一直没有来玉树，和今夏启程去玉树的原因。朝佛和拜谒胜地是需要深厚缘分的，我之前自觉福德不够，一直“不敢”来。这个夏天，心思忽然动了。而这一“动”，竟像一桶打翻的牛乳洒在草地上，满心满意荡漾起热切的向往与冲动。

是时候我上路了。当初，佛陀降生时行走七步，步步莲花；后来，圣者在菩提树下冥想，七日成佛。

如此，我这第七次的青海之旅，应该交给玉树。

清晨遇到拾牛粪的

因为奇妙的缘分，我在玉树的旅行一直走到囊谦。这是我之前没有预想的。玉树是青海最远的一个州，而囊谦又是玉树最远的—个县，那里山高路远，要去倒是要有一些特别的机缘。

结古镇到囊谦县城19l公里，沿214国道(即过去的唐蕃古道)路很好走。离开结古镇往南，路两边的植被越发好起来，山体上也更多了摩崖彩绘佛像和石刻经文，还有一些僧侣闭关修行用的小房子。

行程过了一半，公路开始与澜沧江伴行。澜沧江发源于玉树州杂多县杂青乡的果宗木查雪山，源头海拔5388米，从西北向东南经杂多县城、囊谦县城，在囊谦娘拉乡附近流人西藏，从云南离开中国，进入越南改称“湄公河”。

囊谦县的县城在香达，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来囊谦前，朋友将我托付给县武装部的董政委，请他照顾我的行程。我还在州上时，董政委已经安排好了我的住处，是武装部办公楼上的一间客房。到了香达后，董政委一再抱歉条件简陋，因为武装部一向都只有男官兵，楼里没女厕所，我需要和男生共用。

这一点对我不构成不便，我经常在西部旅行，遇到类似的情况很多。部队有他们接待人的诚意，房间打扫得很干净，被褥都是新洗的，茶几上也摆好了瓜果。

晚饭后，董政委亲自驾车带我感受香达。我们出了镇子往山里走，澜沧江在山路下面的河川里平缓地铺陈开，黄色的沙洲在清澈的江水中凸现，河边、洲上是翠绿成林的树木，远处是藏地的蓝天。因为夕阳，那蓝色中有一层粉红。一些牦牛从山里回来打算过河，它们自觉排成队，一个跟着一个，从容不迫。我被这幅情景吸引，想起藏地的寺院都以“洲”字命名，取意佛法乃不尽轮回茫茫苦海中生命泅渡的绿洲，心里不觉感动。

在青海省，玉树是宗教氛围最浓厚的一个州；而在玉树，囊谦又是藏传佛教最有传统的一个县。囊谦县人口仅6万多，却有着寺院近70座，人均比例是包括西藏在内藏区中最高的，且各个教派并存，很有历史感。我们在山里走着，碰巧遇到藏民在路口搭松柏门。搭松柏门又叫“搭龙门”，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路过玉树，当地山神龙王纷纷现形，亲自搭松柏门欢迎公主，后来成为传统。

我下车问藏民为什么搭龙门，他们说准备迎接一位从印度来的活佛。我问活佛什么时候到，藏民们虔诚地说：“大概就这两天吧，这要看活佛的旨意。”

在出来和回去的路上，我两次注意到远处山坳里耸立的—座寺院。我问了两次，以为它们是不同的寺院。寺院十分宏伟，背对着山体和夕阳，金顶和法轮仍然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我问路边的藏民，得知那是一位去印度朝圣回来的信徒新近刚修建成的寺院，为的是供养他敬奉的高僧活佛。

董政委看我流露向往之情，问我是不是想去看看。我本意是想的，但顾虑董政委一天工作劳顿，晚上还喝了酒，那寺院看着只隔—道川，走起来可能还不近，便迟疑地说：“改天吧，以后还有机会。”

后来我又数次从这条路上走，每每都看到那座寺院，却始终没有机会去。现在想起来，眼前还是第一次见到它时的情景，在夕阳和山梁的背景下十分庄严、壮观，就觉得没有去，可能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

走了那么远的路来，最后却只隔了一道山川。

来玉树前，我就听说过嘎尔寺的名字。

朋友告诉我，在玉树囊谦原始森林深处有一座寺院，那里有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它们和人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相伴为生。我问我可以多近看到它们，朋友说：“你看得到它们的睫毛，你可以摸到它们。”他还神往地说：“到了那里，你就真正能体会什么是‘世外桃源、人间天堂，什么是真正的‘香巴拉国了!”

到了玉树，在州旅游局印制的旅游手册上，我看到一幅奇妙的山景，上面有一群漂亮的岩羚，迷人之极。我问旅游局的人图片是哪里拍的，阿宝局长说出了嘎尔寺的名字。我这时才把嘎尔寺和之前朋友说的那个“世外桃源”联系到一起。

——你知道，刚到藏地，要一下记住这许多寺院的名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囊谦的第三天，董政委带车陪我去了嘎尔寺。永登担任司机，武装部杨科长陪同。永登是一个藏族小伙子，我在结古镇时就认识了他。永登长得乌黑精壮，像极了美国新奥尔良州的非裔，人非常好，细心、周到、善良、忠诚，是我在玉树的“藏地版”保镖。

囊谦近来雨水较多，听说山里路不好走，董政委怕武装部的桑塔纳出问题，特地找到县委朱学义书记换了他的切诺基。朱书记是青海省文联马有义主席的学生，马主席之前听说我要来囊谦，给了我朱书记的电话，要我有事找他。董政委跟朱书记又恰晗是好朋友，几方说起来，大家都很亲切。

一早从武装部出来，天还没怎么亮透。嘎尔寺在香达南边85公里，中间要经过白扎乡和白扎林场。去嘎尔寺先走一段214国道，过了白扎乡之后有一个不起眼的岔路口，214国道往西南上到一个坡上，去白扎林场的路往东南下去，两相分开。

不久，拐向白扎林场的路上又出现了一个岔路。永登没走过这条路，董政委要他打听一下。路边山坡上有一个佛塔和一座经幡塔，晨雾中，有两位老人在转经。永登蛮有把握地说不用，他说他从来没有走错过路。

汽车又开了一会儿，永登挫败地发现：他也许真的走错了。

不得已，永登把车停到路边，下去向一位藏民打听，得到的回答果然是说我们应该在刚才那个岔路口往另一个方向走。重新上车后，永登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奚落。永登只嘿嘿地笑，也没话说。董政委用了一句谚语教育永登，大致是说人嘴上勤快点儿，腿上就会省力，但我忘了他原话是怎么说的，总之挺精彩。

在往回折返的路上，我们遇到两位背背篓拾牛粪的藏族妇女，董政委和杨科长一起叫起来，兴奋地连连说：“啊，拾牛粪的!拾牛粪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高兴，问了才知道，原来在藏地，清晨起来遇到拾牛粪的人是特别吉祥的事，预示着一天都会有好运。

永登这时又得意起来，说他刚才绕了一段弯路，就是为了带我们来看这两个拾牛粪的。大家因为见到吉祥之兆，也就不追究永登的牵强，还帮他附会，一时间汽车里欢声笑语。

永登跟拾牛粪的藏族女人说话时，我给她们拍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特别像米勒的名画《拾穗者》，是我这次玉树之旅中最喜欢的图片之一。但后来我对没有把刚才那两位转经的藏族老人摄进镜头而遗感不已。

很奇怪，我对拍了的照片没有多少细致的影像记忆，反而对没拍下的画面印象深刻，脑海中时常浮现它们的图像，栩栩如生，异常清晰。

白扎林场风景超级美丽，路却极难。从白扎林场到嘎尔寺进深40公里，我们走了4个小时。林中的道路异常崎岖不平，差不多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角度，永登开着切诺基扭来扭去，像一个丰乳肥臀的非洲妇人绑了双脚在做“兔跳”。我在车里像一粒骰子被颠得东倒西歪，就不免感慨，说寺院选址也很重要啊，建在这样的山里面，除非像我这样特别想去的人，一般的香客和游客找不到车，肯定也就不容易去。

——后来，我历经辛苦到了嘎尔寺，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浅薄和愚蠢。

中间，天又下起了大雨，路面变得非常泥泞，我们数度需要下车以卸载。在一条小溪上，一群民工正在抢修一处坍塌的涧桥。永登和董政委下车察看，发现我们的车难以通过。我一下很失望，不知该怎么办，以为会无功而返。

董政委与筑路的民工商量，请他们抓紧给抢修一下。民工很配合，几个人跳到泥泞的涧底，挥动铁锨镐头大干起来。他们搬来两块大石，堵在最狭窄的一个缺口上，用身体抵住石头，要永登将车开过去。我们自然都已经下车，但看到车轮几乎从民工的肩头压过去，还是让人十分揪心。永登的车技确实了得，他不知怎样搞的，经过那最薄弱的地方时，竟能将车倾斜起来，重心偏到一边，而不致对民工造成太大压力。

汽车安全渡过难关，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董政委重重感谢了修路的民工，把车上一瓶还有多半的口子窖酒慷慨送给民工，要他们暖暖身子。民工们没有见过这么高级的酒，自然很高兴。

继续上路后，董政委依然为刚才的情景感慨不已，赞叹民工们的朴实和乐于助人，说得很动情，眼睛都闪闪的。董政委特别叮嘱永登，要他还车时告诉朱书记的司机，就说那酒叫他给喝了，免得朱书记找司机麻烦。董政委开玩笑说：“朱学义这家伙可能会心疼!”

晚上，我们原路回来时，董政委又将车上所带的五香肉、烧鸡、火腿肠都给了栖息在路边窝棚里的民工。

之前过涧桥时，民工说要是我们昨天来肯定过不去，那时路坏得很厉害，他们修了一天都没修好。董政委听民工这样讲，反过来得意地对我说：“你看我说的吧，凡事要随遇而安，不能太性急，欲速则不达。”

我不吭声，只是笑。我到囊谦的第二天就想来嘎尔寺，董政委因为武装部有一些事需要处理，便婉转建议我可以先在香达附近转转，进入一下情况。我是客人，知道不能因为自己影响人家的工作，但心里的愿望没有达成，大约脸上多少带出些失望，现在想来很不应该。

林场越走越深，感觉快到嘎尔寺了。永登除了开车，还充当起导游的角色。永登提醒我们注意，说不久我们将路过一座山峰，山峰顶上有一个圆洞，据说是一个魔鬼为害百姓，当地护法与之较量，将其打败，恶魔企图逃跑，被护法用矛钉在了山峰上。恶魔死后形体消融，就留下了这个矛洞。

永登说完没几分钟，我们便在汽车前行的左侧山上看到了那个洞。

过了一会儿，永登又说，前面路边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有一些小的脚印，传说是仙女在上面跳舞留下的。果然，我们也在路边看到了永登说的巨石，上面有一些浅坑的印记，最底下还比较像脚印，越往上脚印越小，感觉先是整个脚踩在

石头上，后来是半个脚掌，再后来只是脚尖，最后飞升起来飘走了似的。石头上，每个脚印都被藏民抹了酥油，表示敬奉和供养。

我这会儿又疑惑了，问永登说：“你不是说你没来过嘎尔寺吗?”永登说是的。我说那怎么这些东西你都知道?永登羞涩地笑，说“我听别人说的。”我说：“可是，你怎么能把地点说得这么具体呢，好像你亲自走过一趟似的。”永登就又笑，谦虚而含糊地说：“大概就在这附近吧，我也是猜的。”

藏族人有特别的获取信息的途径，你看他们不怎么说话，但这世界上发生的与他们相关的重要事情他们都知道。

前面又是一个岔路口，一条往左一条往右。永登减慢车速，犹豫着往哪边开才是正途。董政委、杨科长和我各有说法，莫衷一是。这时，右边那条道路林子里传来一阵清越的鸟叫，永登当即向右打轮，说：“是这条道!”

董政委谨慎，说还是找个人问问吧，不要又像早晨那样绕弯路。永登却有十足的信心，确切说：“没错的，就是这条路!”

我问永登为什么这么有把握，永登神秘地说：“天上的鸟告诉我的。”

藏族先民和其他民族的祖先一样，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发现积累了一些认识事物的经验和知识。由于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许多现象人们一时无法解释，而这些现象又往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藏地先民于是向神灵求助，企望得到启示，以求遇善则进，遇恶则退，祈福趋吉，禳灾祓祸。这种活动经过发展、演变，就成为藏地行之久远的占卜仪式。

鸟卜是藏地最早的占卜术之一，后来，用于占卜的鸟比较集中于乌鸦身上。藏族习俗中，乌鸦被认为是一种信使鸟，能够传递上天和人间的消息。藏族人相信，出门行路时，乌鸦若在人的背后叫，说明此行一定诸事顺遂、马到成功：乌鸦若在右前方，或堤坎、河岸、树林、峡谷及十字路口呜叫，说明此行能够旅途平安，乌鸦若在正前方阻路大叫，则说明前面将有意外，乌鸦若喙啄出行者的头发，行者会有生命危险。

寺院里的希望小学

嘎尔寺坐落在嘎日念庆山上。上山的路上，最先来“欢迎”我的小动物不是我向往已久的岩羚或者麇鹿，而是一只胖乎乎憨态可掬的旱獭。

我们的车正在山路上慢慢行驶，一只肥硕的旱獭身手矫健地蹦到路边一块岩石上。旱獭见到我们不害怕，也不躲避，而是好奇地打量我们一番，然后转头左顾右盼，继续它原先的嘹望。

尽管我预先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知道会在嘎尔寺遇到许多野生动物，然而在路边岩石和树下看见第一只岩羚时，我还是禁不住惊叫起来。我叫永登停车，永登说还没到地方，前面有许多。永登加大油门又往前开了百十来米，然后熄火停下，冲外面努努嘴，说：

“你下去吧，它们都在那儿呢。”

山路对面是一片开阔的缓坡，坡的上方竖着一杆经幢，经幢下面有大约二三十只岩羚。它们三三两两，或啃食青草，或悠然散步，或卧在地上享受阳光和母子亲情。我环顾四周，远处层林翠绿的山峰云烟缭绕，近旁有苍然屹立的青岩和恣意杂生的松柏，眼前的草地上是这些神圣、美丽的动物，真的有置身天堂的幻觉。

我慢慢朝小动物们走去——我怕太陕了吓着它们；还有，这里是海拔4500米的高山，要快也不行。岩羚们很友好，它们先是尽量允许我的靠近，假设我是善良的和没有危害的。等我走到距它们不足七八米拘地方，小家伙们终于有些绷不住了。但它们还是照顾我的面子，没有一哄而散地逃掉，而是克制着，从容地、若无其事地慢慢走开。我跟过去，它们又慢慢地走开，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基本保持在8—10米之间。永登说，若是嘎尔寺的喇嘛或是当地的藏民，岩羚熟悉他们的衣服和体味，就会允许他们靠得很近，和它们零距离亲密接触；但它们不熟悉来自都市的气味，所以有些紧张。

这样我已经很满足、很感激了，不敢奢求更多。我不再追逐美丽的岩羚，而是坐在草地上，和它们待在一个视野里，和周围的山景自然待着一个视野里。

我觉得很幸福，心像泡在糖水里一样。

永登说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他扳着手指历数：岩羚、黄羊、麋鹿、狍子、梅花鹿、锦鸡、獐子、猞猁等等，此外还有20多种禽鸟。永登说它们现在都进山里去了，晚上就会回来。

傍晚的时候，我们果然见到了大部分种类的动物。它们把嘎尔寺当成了家，而它们是游子。游子白天出去浪迹天涯，晚上回家。

我没想到嘎尔寺还有一所“希望小学”。

永登说他之前跟我说过，我想我那时可能一心惦记着来看动物，没有注意永登的话吧。董政委和我都有些遗憾，说要是事先知道，应该在镇上买一些铅笔本子之类的文具带来。

希望小学位于嘎尔寺最下面的一个院子里。院子正中央竖着一根旗杆，顶端是一面红色国旗。离开北京以后，我还是头一次在户外见到国旗，忽然间有些感动，对着它看了半天。

学校是一座“L”型的两层楼房，有很响亮的读书声从二楼教室里传出来。我想这会儿该是暑假，怎么还有学生上课，后来得知这边的孩子春天要去挖虫草，冬天要躲避雪灾，夏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所以用来上学。

我循着声音上二楼，来到一个开着房门的教室。教室是一间4柱的房子，显得很陈旧。里面有大约二十多名学生，年龄都在七八岁上下，正在—位女老师的带领下朗读课文。课本可能不够，也不像是簇新的，孩子们两两共用，小脑袋凑在一起，非常用力地大声喊着。女老师很年轻，瘦瘦小小的样子，猛一看跟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差不多。

我将相机调到限制闪光档，从取景框中寻找着画面。坐在最靠近门口的男孩子最早注意到我，他看我端起相机，便很努力地冲我做出微笑。男孩同桌的女孩没有他活泼，小小的眼神里有一丝忧郁。她明显营养不良，头发和她年龄不相符地稀疏着，露出大大的额头。

我怕打扰学生们上课，离开教室门口到楼梯旁一间办公室样子的房子里。办公室里有两三个人，其中一个男人像是一级领导，但又不一定太大，我跟他说话时，他一直把手插在裤兜里，一副只视察不工作的“职业习惯”，直到我拿这个揶揄他，他才不好意思地把手从裤兜里拔出来，然后就不知道该放哪儿了。

男子介绍说，希望小学是嘎尔寺出全资修建的，费用包括建房、日常维持和给教师的工资。嘎尔寺山下有一个藏族村庄叫巴麦村，巴麦村有三个自然村，96户人家，980多口人，有的集中居住，有的就很分散，在很远的山里。我问这山里的孩子是否都能上学，男子说起初有的人家穷，或者路远，不愿意送孩子来上学，是活佛一家一家地去劝说。村里人都听活佛的，活佛叫他们让孩子读书，他们就把孩子送到学校来了。学校给家庭困难的孩子减免了学费，实在交不起学费的，学校还管他们吃住。我忽然想起，说：

“啊，这位活佛是不是春天去杂多县制止‘虫草事件的那一位?”

男子很惊奇，说：“是啊，是啊，就是他。你怎么知道?”

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头流域的大山里出产藏地最好的虫草，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各自捞钱，常常不符合规定乱开“准挖证”。我来玉树这一年春天，过多的外来人涌入杂多挖虫草，当地藏民与他们发生冲突，死伤多人。当地党政部门出面无效，动用了武装警察也没有用，眼看局势难以控制。据说政府迫不得已，请来地方最有威望的活佛，才劝服了愤怒的民众，平息掉一场后果严重的骚乱。

我也不知自己怎样将这两者联系到一起的，就是脑海中瞬间出现了这个想法。我立即对这位传说中的活佛心生敬意，转身问永登我们一会儿是否可以见到活佛。永登点头，说：“可以。”

永登说可以我就放心了。藏族人对活佛的行踪总是十分了解，至于他们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丝毫不操心。

这时，课间时间到了，教室里的孩子都跑出来玩。我过去跟刚才那位女教师说话，女教师告诉我她叫代吉桑毛，意思是“幸福美好的女孩”。代吉桑毛21岁，玉树州师范学院毕业，来嘎尔寺希望小学才一年，带着一年级一个班，教他们汉语、藏语、数学、历史、地理等，好像还有英语。我提出给代吉桑毛拍照，她很羞怯，犹豫了一下，小心地说：“我可不可以跟我的学生们一起照?”

我说当然可以，我应该想到的。代吉桑毛很高兴，转身招呼她的学生们到走廊上来。孩子们更是兴奋，叽叽喳喳地围在老师身边，挤作一团。我注意把每一个孩子都包括进来，也要力求捕捉他们每人最好的笑容。

拍照完，我给孩子们回看相机里的图片，用放大键让他们都看清楚自己。我问代吉桑毛要了她的通信地址，许诺将来把照片洗出来寄给他们。嘎尔寺没有直接投递点，代吉桑毛给了我县上农牧局一个朋友的地址。

来的路上，我的相机就提示电力不足，这会儿更是发出了警告。董政委自责事先没有考虑周到，应该在香达准备好。董政委说他这方面一向是细心的，这次居然有这么多纰漏一后来拜见活佛时，我们又发现忘了带哈达，出来看山景时又发现忘了带高倍望远镜。前一天，董政委光顾着吩咐准备野餐的东西了，带了一车吃的，够我们在山里住一个星期。

代吉桑毛说寺院有小卖部，那个坐在第一排有着一双大眼睛的男孩子自告奋勇愿意跑腿，我给了他一些钱，要他把小卖部所有的5号电池都买来。寺院地处偏僻，电池即使不是假的也很可能过期，能不能用还难说。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我在走廊的栏杆前跟代吉桑毛聊天，问她一些个人的事：家在哪里，有没有男朋友，将来的打算怎样。代吉桑毛说她还没有男朋友，我说你们同来的教师里面有合适的吗?之前代吉桑毛说过，他们一共六位教师，只有她一个女生。代吉桑毛脸一红，说其他男老师都已经结婚成家了。我替她着急，说：“那怎么办呐，你在这里不容易找吧?”代吉桑毛说只能等几年再说了。我问：“等几年?”代吉桑毛说：“五年吧。”

代吉桑毛的学生刚刚上完一年级，她想把他们带到小学毕业再离开这里。这大概是当初代吉桑毛和教育部门及希望小学之间的一个约定，也是代吉桑毛来到学校，接触了孩子们以后的愿望。我问代吉桑毛喜不喜欢她教的孩子们，她说她非常喜欢，她希望能够陪伴他们六年，把他们送上中学。

我在心里替代吉桑毛计算：到那时她将27岁了，再找对象会不会有些晚呢?

离开学校时，董政委给代吉桑毛留下了200块钱，请她给她的学生们买一些文具。我把背包里装的预备路上吃的零食点心和多半瓶益达口香糖也留给了代吉桑毛，要她分给孩子们。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缘分再来嘎尔寺，再见到代吉桑毛和她的学生们。我希望以后能去到那里的朋友们，记得给“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带一些小礼物，比如文具或是书什么的。

逆光中的活佛

嘎尔寺又叫“嘎日寺”，藏语全称为“嘎日念庆松却求楞”，意思是“嘎日念庆菩提法洲”。寺院据说有1150多年历史，在吐蕃时代就已存在，明朝时成为一座周巴噶举派寺院。

寺院分上下两寺，最初修建下寺，称为“母寺”，坐落在嘎日念庆山腰下的平地E，原建有称为“文顶颇章”的大经堂，是一座48柱的宏伟建筑物，有上下两层。上寺有一座6柱的经堂，坐落在嘎日念庆山山顶石崖间，称为“僧格囊宗”，意思是“狮子天寨”。

寺院1958年关闭，“文革”中被毁，80年代重建。

嘎尔寺有嘎日念庆、嘎门吉、囊绕三个活佛系统。最大的活佛嘎日念庆仁波切常驻美国，现寺院主持是嘎门吉系统的明久活佛，他出生于1940年。

寺院管家桑丁朋措先陪我们参观了下寺。在大经堂后面的佛堂里，我意外地看到香港影星邱淑贞的照片。桑丁朋措说邱淑贞是寺院的供养人，曾布施修缮了佛堂。朋措管家还介绍了其他一些供养人，他们都有照片或是手迹在佛堂里。这些供养人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地区，都是行业里的知名人物，同时对佛十分虔诚。

在朋措管家的陪同下，我们到大经堂上面活佛的禅房里拜见了令人敬仰的明久活佛。朋措管家为我准备了哈达，使我能够按照藏族人的仪式对活佛表达敬意。

明久活佛非常慈祥、和善，让人感到亲切。明久活佛是我在玉树拜见过的年龄最大的活佛，他苍老、苍白，身材瘦弱，却是春天杂多县的那起“虫草事件”中最起关键作用的角色。明久活佛当时正生着病，池不顾自己的身体，连夜从嘎尔寺出发，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杂多，及时制止了事件的恶化。

我看着活佛现在安详地坐在禅座上的样子，想象着这样一个单薄消瘦的身躯，是怎样抵挡了众多失去理智的藏民的愤怒，将他们像迷失的羊群一样带回家乡的?我跟活佛谈起这件事，活佛并没有多言，只说了一句：

“百姓的日子很苦，政府应该爱护他们。”

明久活佛是解放前认证的活佛，建国后他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1958年后坐了20年的牢。但我在明久活佛的脸上看不到一丝仇恨和怨尤，有的只是慈悲与智慧。

我提出为活佛拍照，活佛同意了。我趁活佛同管家说话的空档拍了一张，等我想跟活佛拍合影时，相机却显示“更换电池!”的字样，拒绝工作。我赶忙从包里取出新买的电池换上，但才一启动，机器又让更换电池。如此反复数次，所有的电池都不能带动相机。偏巧杨科长拿着的武装部的相机又没有带来闪光灯，屋里光线不足，那部相机死活按不下快门。

正在大家手忙脚乱时，我忽然像得到神示，幡然酲晤：这也许是天意，要教导我人生没有完满，愿望也不可能事事实现，我必须学会珍惜，然后接受遗憾。我请董政委他们停止忙碌，说我不拍了。我不想让明久活佛等候太久，那样对他不敬。我已经拜见了活佛，对他表

达了敬意，也接受了他的祝福，这就足够了。

——况且，我还拍了一张活佛的照片。

我们拜别活佛出来，上到二楼房顶突出的阳台上。站在这里，嘎尔寺的山色美景尽收眼底。这些年，我走的藏区算不少了，拜访过的寺院也很多，嘎尔寺却是我所到之处景色最美的一座寺院，让人有身处世外、置身天堂的感觉。来的途中，我还因为道路艰难而认为寺院选址不好，太过闭塞呢，现在倒是体会嘎尔寺所以美妙神幻，恰恰因为它藏在深山，路途遥远啊。

此刻能获得这样的美感，这一路的艰难非但值得，简直是必须的了。

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些动物在行走，因为远，看不清它们的眉目。董政委又遗憾起没带望远镜，并为之前电池的事再次向我道歉。我诚心要他不必介意，完美不一定是圆满，这趟旅行我觉得很完美，这就足够了，能不能留下“物证”不重要。

说着，我习惯性地拿起照相机——它居然又可以工作了。我呵呵地笑起来，更加相信了这一切波折与顺遂都是神明给我的赐予，是神刻意送我的礼物。

这时，明久活佛也从屋里来到平台上，他很客气地要我们去接待室再享用些茶点。董政委见状，示意我再提出跟活佛合影，他指着杨科长胸前的照相机，意思是那家伙也能拍了。

我摇摇头，谢绝了政委的提醒，礼貌地“放走”了明久活佛，请他不必操心我们。活佛离开后，董政委问我为啥不跟活佛合影，我笑着说了一句挺迷信的话，我说：

“这是天意，我必须尊重。”

没有和活佛合影的缺憾，也许正像这一路旅行中我错过的其他许多精彩画面，反而更让我记忆深刻，想起来心里还有种隐隐的疼。佛教讲“合弃即是获得”，以前死活不懂，觉得获得才是获得，攥在手里的才叫做有。此刻，我却悟到：怎么样都是获得，包括合弃和缺憾，它以“空”的形式成为你的所得。

没有“空”，怎么盛得下“有”和“情”呢。

我调出相机里之前给明久活佛拍的照片，发现它非常好。活佛背对窗户坐着，阳光从外面照到活佛的身上，使他像一个发光体。活佛还笑着，整个人发散出仁慈、神性的光芒。

那张照片也是我玉树之行中最喜爱的画面之一。

我们离开下寺，沿山路往上寺方向走。

途中，在一处向外生长的山崖前，依山建有一排非常简朴的房子。说起来，房子只能算“半排”，因为一半的墙壁就用的是山体，只在靠外面的一侧用木石垒砌起一面带窗户的房屋。我好奇，从山根儿底下一个不及一人高的洞口钻进去，却发现这是寺院的一个“养老院”。

藏地寺院大多都建有类似养老院的地方，把从普通信众那里得来的供养和布施进行重新分配，让民众老有所养、有病能医，承担了内地政府救助部门和社会保险业的双重职能。

这个养老院被隔成许多低矮的小间，每一间只有两三张床那么大，也差不多摆了这么多，床很破败，上面堆着肮脏破败的看不出眉目的被褥，里面蜷缩着一些面目极老极丑的人。他们瞪着奇怪的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魔鬼，或是一块羊肉。我心里惊悚，硬着头皮走了两三间房子，还是撑不住，转身“逃”了出来。

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对太残酷的事情缺乏勇气面对。我想叫来永登，陪我再进养老院里一趟，跟住在里面的人聊聊天，问问他们的生活，终究没有足够的冲动，还是放弃了。

从外面看，嘎尔寺的养老院是我见过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沿山崖一溜过去，上下两层，光窗户就有四五十扇。照这样推算，里面差不多容纳了近二百人。尽管我不怎么愿意深入进去，但知道这里是那些年老者或无家可归者可以得到的最好住所，心里还是感到安慰和感动。我坐在天葬台中央

上山的路还远，我们坐了一段车。桑丁朋措管家很胖，有气喘的毛病。他原是在路上走，我们请他上车来，他坐在我旁边，抱歉地说挤到了我。我跟他说没有，我很好。

距离上寺大约600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步行了。这段路是上到山顶的最后阶段，坡度比较陡，有些地方还很险，只是用小截原木搭起的栈道，底下是半空的。但一路的风景超好，的确无限风光。

嘎尔寺上寺里供奉着一对镇寺之宝：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的两只转经筒，据说，1300年来它们一直旋转着没有停息。

转经筒被供在经堂的二楼上。经堂狭小而显高耸，有许多锦缎的经I瞳筒从房顶垂下来，风格与文成公主庙类似。挑空的二楼上面，有一圈玻璃镶成窗户，从下面可以看到一排转经筒在不停转动。

经朋措管家的指点，我们得知靠近左边的两只转经筒是那一对历史悠久的宝物。转经筒已经很老旧了，颜色模糊，上面缠裹着哈达一类的东西。转经筒很奇怪，转得并不是匀速的，一会儿快一下，接着慢慢下来，到几乎就要停滞的时候，又忽地加快转起来。我心里疑惑，想它怎么会这样。

我问朋措管家从哪里可以上到二楼去。永登把我的话翻译过去，朋措管家面露难色，跟永登咕咕哝哝一通，还同时辅以手势。永登转身把朋措管家的话翻译给我，说寺院有规定，不允许女性上楼。

我听了恼火，说：“怎么搞性别歧视!文成公主不是女性吗，要是文成公主的转世来看她自己的转经筒，你们能不让吗?”永登又把我的话翻译给朋措管家，他和朋措管家都对我表示抱歉。

我虽然不悦，也还要尊重寺院的规矩，没有再对朋措管家说什么。

我站在经堂底下，朝上面仔细观察，想搞清楚转经筒为什么一会儿转得快一会儿转得慢。我用数码相机上的镜头把转经筒拉过来，还是没看出名堂，只好就我的问题向朋措管家求教，我说：“请问那转经筒是怎么转的?”

朋措管家被我问糊涂了，回答道：“是人转的呀。”

我说：“是人在上面转的吗?”朋措管家说：“哦呀——!”

我说：“那我怎么看不见他?”朋措管家说：“他坐在后面的。”

“他坐在后面?”我惊讶地说，接着就自己笑起来。董政委和永登问我笑什么，我摇头不肯告诉他们。之前，我听说这两只转经筒，都讲它们自文成公主进藏时起就没有停止过转动，传得神乎其神。我就想当然地把它们神格化了，以为它们是一对自动的装置，像永动仪一样自己能转。因为有之前这个错误的思维定式，我刚才看转经筒转得时快时慢，反而更觉神奇，不可思议。

——所以啊，你看，连我这样受现代教育和有科学思维的人，面对藏地的种种传说都难免迷惑，何况土生土长，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民们呢。我把照相机调好交给永登，要他到二楼去把上面的情形帮我拍下来。我指着相机开玩笑地对朋措管家说：“它是我的‘慧眼，我派我的‘慧眼上去看一下总可以吧。”

朋措管家也笑了。他很和善，待人体贴，我后来知道他是一名天葬师。

我又问朋措管家，“文革”期间这两个转经筒是怎么保持转动的。朋措管家说当时有人将转经筒偷偷运出寺院，藏到了深山里。他们在

一个隐蔽山洞中引来一股溪水，用溪水的流动推动转经筒，使它一直保持转动。

我一听又笑了，这回笑得更开心——我之前的揣想终究没有全错啊，这一对转经筒果然曾经被制成过“永动仪”。藏族人很聪明、智慧，他们为了拜佛想尽了一切办法，动足了脑筋。在藏地一些有水的地方，你会看到他们把转经筒安在河里或是溪流里，让水流替他们转动经筒，永不停息。这就像把经幡挂在风口，让风替人们诵经一样。风不止，诵经不止。

我们从上寺出来往山下走。路上，永登和桑丁朋措管家用藏语在交谈。过了一会儿，永登到我跟前来问我愿不愿意去看天葬台。

“哦!当然愿意!”我欣喜地叫道。我才知道，桑丁朋措原来是一位天葬师。

在藏地，我特别喜欢去天葬台。青藏高原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它同时也离死亡最近。在这块高原冻土上，生命是那样的脆弱，随时可能被死亡置换。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藏族人特有的生命观，那就是“和死亡在一起”，向死而生。正是藏族人这种对死亡的达观态度和对来生的热切期待，造就了他们特有的宗教情结和民族品格。

我最早去天葬台是十几年前，那时藏族人对天葬这种丧俗还很保密，不让外人接近。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外族人看天葬会惹秃鹫不高兴，妨碍死者灵魂升天。我揣想，大概因为秃鹫不熟悉外族人的气味，—开始不敢下到天葬台来，令天葬进行得不顺利，藏族人才有这种附会。

后来，到藏地的旅游者多了，藏族人的观念有所开放，秃鹫怕也习惯了这些不穿藏袍的人身上的味道，天葬台才逐渐不那么森严和神秘。一些地方的天葬台还开放成了景点，普通人都可以去了。

经过—道山梁，我们随朋措管家来到一座山峰的顶上。山顶是一块空旷平整的草地，四周间隔插着一些经杆，经杆上面绑着经幡，经杆之间也扯着经幡绳，将山顶围绕成一个圆圈。经幡有的很旧了，颜色被阳光吸走，纤维也被风撕开；有的还很新鲜，色彩艳丽，迎风飘扬，像过节一样。

嘎尔寺的天葬台是我见过的天葬台中最高拔、奇绝的一座，像天堂里的一座祭台。山顶周围，隔着深渊的是其他的山峰，云雾始终缭绕，亦幻亦仙，让人想起香港83版《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练九阴白骨爪的那座孤绝雪山。

朋措管家带我们到剖尸台前。剖尸台是一处石板铺成的洼地，上面有固定尸体的石头和木桩，散放着用来分解尸体的长刀、斧头和锤子。石板的一些地方，被鲜血洇成暗红的颜色，像玛瑙一样闪着宝石的光芒。董政委和杨科长不习惯这么近距离地接触死亡，他们大概看了一眼就走到远处，留我和朋措管家单独在剖尸台前。

我问朋措管家：“您敢坐在天葬台上吗?”

朋措管家说：“敢啊。”

我指着剖尸台说：“那您坐给我看。”

朋措管家便走去到剖尸台中央，盘腿坐下，合掌念了一段《超度经》。朋措管家起来，说坐在这里念经会得到幸运和祝福。我说：“那我能坐一下吗?”朋措管家说：“可以啊。”

这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拉萨玫瑰岭天葬台时，带我去的藏族朋友加措就坐在天葬台上念了一段经。我当时很想尝试，又有些怕，终于没有。后来很后悔，遗憾失去了一次感受生死，接受亡灵祝福的机会。

再后来，我去到其他地方的天葬台，总觉得多了些烟尘气，没有拉萨天葬台那样的庄严感和仪式感。而此刻站在嘎尔寺的天葬台上，那种感觉又出现了。

我小心地坐到剖尸台的中央，合掌闭上眼睛。剖尸台有一个弧形的洼度，像藏地常见的太阳能接收器，而我恰巧就在这接收装置的焦点上。

意念中，我将自己身体里的血液和精气l曼慢从尾骶触地的地方放掉。几分钟以后，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躯壳。我默默祈祷，请天地神明注入进我的灵识，叫我获得智慧祝愿三界亡灵妥善宁静，众生平安顺遂。

我然后静静地等待。不一会儿，我感觉有许多光像磁针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我心脏的位置，由那里进入到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慢慢变热、膨胀，具有形态。

当身体已经充盈完整，我放开骶尾椎骨处的穴门，之前流走的血液和精髓猛地又回到我的身体里。它们像喷泉一样冲上头顶时，我全身为之一震，身心仿佛被重新归置、重新秩序。

我长长地吸纳了一口气，慢陧吐出，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轻松的、干净的、获得了新生的生命。新生的感觉真好。它又疲倦又清爽，又饱满又透明，安泰、舒适、宁静、空灵，我都有了长眠不醒的冲动。

但我克制了这一欲望，静处了片刻，又做了一次深长的呼吸，将自己唤醒。

我睁开眼睛，眼前一片光明。太阳无分别地将它的光芒普照下来，天空如洗般蔚蓝，不着一丝云彩，群峰也褪去了所有云雾，像莲花瓣一样护立，周围草地上鲜花盛开，而我如在蕊中。

我从剖尸台上站起身，朋措管家满面诧异地看着我。朋措管家告诉我，我在剖尸台上静坐了半个小时，我却感觉只有五分钟而已。朋措管家由此对我十分恭敬，以为我是一位修法有道的高人。我笑说我不是，我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连皈依都还没有呢。

“不过，我的感觉很敏锐。”我诚恳地承认。

离剖尸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石块和石片垒起的祭台，上面居然有三颗人颅骨骷髅。我惊奇地跑过去，切近地观察它们。我问朋措管家这里怎么会有骷髅，它们是敬神的吗?朋措管家说不是，是预备作法器的，密宗修法时需要人颅骨做的碗盛放圣水。我问做法器的人是否需要选择，比如生前没有做过错事什么的?

朋措管家说是的，不同的法器有不同的来源，每一种都有讲究。例如胫骨号的用材一般取自因难产而死亡的妇女的胫骨，它由死者的亲属捐献给寺院。藏地流传的说法：一个妇女之所以难产而死，是因为她前世的罪孽太重。把她遗体上的胫骨献出来做成法号，就能洗清她前世的罪孽，以求得来世转生为善趣。

我又凑到近前去看。骷髅还没有风干太好，有的地方还有残存的骨膜和胶原质。我注意到骷髅前面的供台上放着一块白石，乳酪一样凝纯、圆润。我轻轻用手指触摸了一下，上面果然敷了酥油，想必是献给这几颗骷髅的，感念他们为佛法作出贡献。

我和朋措管家来到天葬台的边缘，背靠经幢面临悬崖席地而坐。藏族人习惯了坐在草地上和卡垫上，身体的柔韧性比内地人好很多，朋措管家身躯很胖，却也盘得了腿。我跟朋措管家讲我一个内地朋友还没有他这么胖，坐在椅子上都不能翘二郎腿。我的话让朋措管家感觉受恭维，惹得他开心地笑。

我问朋措管家的经历：他怎样当上的天葬师和天葬师都是怎样工作的。朋措管家说他的父亲和父亲的上两辈都是天葬师，按照藏地的风俗，朋措也应该是一个“背尸体的”。

但是，朋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一名诵经的喇嘛。

15岁那年，朋措违背父亲的意愿，到寺院出家做了一名喇嘛。朋

措在寺院里待了四年，他很刻苦，已经学了许多经。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寺院被拆毁，僧人一律撵回家里。“文革”时期，天葬在藏地是不被允许的，藏族人为了让亲人的亡灵得到安宁顺利转世，偷偷请朋措来为亲人做超度法事。朋措因为父亲是天葬师，他自己又曾是一名喇嘛，会念《超度经》，所以深得乡亲们的信赖。

命运就是这样，要改变很不容易。

上世纪80年代，藏地恢复宗教政策，朋措正式做起了一名天葬师。因为这时的朋措已经不能再做一名诵经喇嘛了，他已经娶妻生子，破了戒。

我问朋措是不是感到沮丧，原本想做一名诵经喇嘛，最终还是做了一个“背尸体的人”。朋措摇摇头，说没有，他说他现在很愿意做天葬师，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职业。我问他的儿子是否愿意做天葬师，朋措管家摇头，说：“他不愿意。”我问他愿意做什么?朋措说：“他愿意做一名诵经的喇嘛。”

我就笑，说：“那不跟您年轻时一样吗?”

朋措也笑，脸上露出历经世事的温存与忧虑。

我问朋措管家有没有遇到过亡灵。朋措说有，遇到过很多。我说您跟亡灵有交流吗?朋措说有。我说：“您跟他们都说些什么?”朋措说：“很多。生前的事，放心不下的事，转世以后的事，都有。”我很好奇，说您都什么时候遇到，做梦的时候吗?朋措说不是的，他说有时为死者做祈愿回向时会遇到；有时自己在天葬台独坐也会遇到，还有时，隔了很久，亡灵一直没有转世，也会回来找他。

一次，朋措为一名男子做了天葬后，男子的亡灵来找他，告诉他夏天转场时他曾捕猎过一只狍子埋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没有告诉老婆，预备冬天偷偷去挖了换酒喝，亡灵要朋措转告他的老婆，去把那只狍子挖出来卖了，补贴家用。朋措就去告诉了死者的家人，他们果然在亡灵说的那个地方挖出一只风干的狍子。

另一次，一位孕妇难产死了，朋措被请去占吉，推算出殡的时间。朋措怎么算都算不出来，卦象上没有显示哪一天出殡才合适。朋措很奇怪，这样的事以前从没有发生过。朋措于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坛城，入定去与孕妇的亡灵会面。

结果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亡灵说她的肉身虽然死了，但肚子里的孩子还活着，要人们将她的肚子剖开取出婴儿。

亡灵托朋措说这件事时，孕妇已经死了两天了，谁都不相信这事儿会是真的。可是朋措说得很肯定，他说亡灵就是这么说的。人们将信将疑，请朋措将亡妇的肚子剖开，果然从里面抱出一个活着的婴儿。

三年后，这名婴孩被西藏一座寺院认定为他们的活佛转世，迎请去了那里。因为这件事，朋措也被附近乡亲视为神奇，相信他能帮助灵魂有—个好的转世。

和谐社会“样板间”

我们离开天葬台。永登说嘎尔寺有一名老藏医阿旺桑杰，非常有名望。朋措管家说阿旺桑杰是明久活佛的哥哥，就住在嘎尔寺下寺大殿前的一间阁楼里，我听了感兴趣，请朋措管家带路前去拜访。

我们到了下寺阿旺桑杰住的阁楼，门掩着，里面没人。藏族人把医生叫做“冲巴”。朋措管家找到一位伙计询问，他说阿旺冲巴去村子里出诊了。朋措管家引我们到阿旺冲巴的房间等候。

阿旺医生的房间很朴素，接诊室和卧室都在其中。房间的佛龛里供着文殊菩萨和药师佛，墙壁上醒目地悬挂着代表没有疾病与忧愁的宝刹净土药王城唐卡，著作了藏医学典籍《四部医典》的藏医学始祖宇妥·云丹贡布的唐卡，创办了藏地第一所官方藏医学校、编写了藏地第一本《医学史》的五世达赖的摄政王桑结嘉措的唐卡，以及许多幅形象介绍藏医学理论的曼唐。

我自己是学西方医学出身，对藏医学的兴趣和认识源于多年前在拉萨罗布林卡看到的《四部医典》中的一幅曼唐。“曼唐”即藏语“挂图”的意思。公元1704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授权其摄政王桑结嘉措组织人员，将《四部医典》的内容绘制成79幅彩色挂图。这些绘图秉承藏族人一贯的善于提炼和形象思维的特点，将藏医学理论浓缩成图画或图谱，使深奥、晦涩的经典变得通俗易懂，叫人喜闻乐见、印象深刻。

那幅曼唐描绘的是人体胚胎的发育过程。曼唐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人由父精母血结合，从混沌初始，逐步发育，直至38周左右娩出的周期。图谱将女性排卵，男子射精，精子进入卵子，受精卵形成、分裂、着床、分化成桑椹胚，然后胚胎形成，器官分化，系统形成，以及胎儿在母体中的正常体位等等，都——画得准确而详尽。藏医学将这些过程分为鱼期、龟期和猪期，分别画以游嬉交欢的双鱼、乌龟和只猪的样子，表示人体胚胎的发育经过两性交媾、细胞分裂和器官形成三个阶段，然后降生为人。

相传，《四部医典》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赤松德赞时代。当时整个欧洲尚处在黑暗的中世纪，关于人的生成，人们坚信是上帝用了一小撮泥巴捏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千多年前处身高远寒冷的世界之巅的藏族人，在没有任何现代仪器设备，没有任何既往资料的情况下，从哪里获得如此科学、精准的知识呢?

而且，藏族人的提炼和形象化也极为传神。他们将胚胎形成期称为“鱼期”，不只是说男女交欢才可以形成胚胎，还指男人的射精就像鱼释放鱼苗一样。这是我在医学院读书时，我的胚胎学教授特别强调的，人虽然是高级进化的高等动物，生命中还是保留了地球上一切生物形态的痕迹，比如人最初都是由一个单细胞的受精卵开始的，如同宇宙中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再有，男子射精类似于海洋中低等卵生鱼类的生育模式，它们因为基因质量不高、存活率低，必须靠庞大的数量延续种系。

从这个角度讲，我的男性胚胎学老师说：男人跟女人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男人比女人的进化层次落后许多，他们连生殖道和排泄道都还是一个，像鱼一样没有进化、分开。也是从这个角度，老师解释了为什么男人爱对爱情不忠，爱寻花问柳——他们的生命里有一种本能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使他们就是要尽量多地交配，尽量多地保留自己的基因密码才可以。鉴于此，我的男性老师诚恳地请求他的女学生们，要多从生物学的角度理解男性，宽宥男人们的出轨。

这是题外话。我意思是说，古代藏族人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尤其是细胞分化阶段的“龟期”，这个阶段在现代医学中被称为“桑椹期”，其胚胎称为“桑椹胚”。桑椹是一种紧凑多子、类似小葡萄的藤类植物，而乌龟壳上一格一格的格子，与此多么异曲同工啊。古代藏族人是怎么观察并发现这一点的呢?他们那时有高倍显微镜吗?

以我这样受过专门西方现代医学教育的眼光看来，我除了相信“上天神授说”以外，找不出其他任何世间的理由。在藏地，人们传说《四部医典》的作者宇妥·云丹贡布是药师佛的化身，降生人间为的就是在藏地弘传医术、救护众生。宇妥·云丹贡布在其45岁时，福慧双至、机缘足到，依神授完成了这部

后人无法企及和超越的藏医之华典、“五明”之瑰宝。

等待阿旺冲巴时，朋措管家带我们参观阿旺冲巴诊室隔壁的“药房”。朋措管家和阿旺冲巴两人关系很好，他们一个尽力为生人治病，叫他们远离死亡；一个诚心为死者超度，帮他们再行转世。在藏地，天葬师某种程度上担当了半个“法医”的职责。因为解剖尸体多，有经验的天葬师一般可以判断出死者大致的死因，如果死者家属问起，他们会如实相告，以让他们安心。

阿旺冲巴的药房是一间很小的屋子，里面摆放着储藏成药的柜子、药材袋子、医书、杂物等，非常拥挤。朋措管家说阿旺冲巴1952年随明久活佛到巴麦村，几十年来，为乡亲看病从没有收过一分钱的诊疗费。阿旺冲巴用的药材都是他自己进山采来的，后来年纪大了村里人和寺院里的人也会帮忙采一些。一般的常用药，阿旺冲巴自己能够炮制，名贵药品他常常自掏腰包购买。病人来看病取药，家境富裕些的给一点钱物作为酬谢；如果没有钱，什么都不给也行，得到的药都是一样的，品质上没有丝毫差异。对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人，阿旺冲巴还会上门出诊。

朋措管家这样讲时，我脑海里联想到内地大都市大医院里高额的检查费、治疗费、医药费，让许多农民和穷苦人愁苦痛哭、求助无门，以及因为患者交不起钱，医院就断然拒绝施治、见死不救的情形，心里百感交集。

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董政委和我商量，我们决定离开寺院去阿旺冲巴出诊的那个村子，然后从那里返回县城。

朋措管家送我们到寺院门口。我冲他频频施礼告别，朋措管家也不断向我合掌祝福，我们竟有了些依依惜别的意思。永登发动起汽车，我已经坐在车上，又叫他停下，开门下来。我从背包里取出一点钱，跑过去送给朋措管家。

朋措管家坚决不要。他很激烈地拒绝，跟我“扭打”起来。我一定要朋措管家收下我微薄的心意。在内地，一个全陪导游一天的酬劳要不少呢，何况朋措管家还是一名天葬师，他让我的灵魂第一次实现了和上天的沟通，这是怎样的福报啊。我把钱郑重献给朋措管家，说：

“请您千万收下，就算我对您的供养。您有气喘病，阿旺冲巴给您拿药不会要钱，但您可以用这些钱买一些别的营养品，我祝愿您长寿。”

我用朋措管家熟悉的语汇表达了我的真诚，朋措管家就收下了。

下山时，我们在半路上碰到出诊回来的阿旺冲巴。阿旺冲巴看上去很老，询问后我得知他已82岁，却还一个人走路下山去给人看病。时间已是傍晚，我们请阿旺冲巴歇息一下，到林中溪水边一起用晚餐。

阿旺冲巴和明久活佛长得很像，有着一样的脸型和笑容，还有一样雪白的硬茬短发——阿旺冲巴的似乎要更白一些，连眉毛都是雪白的，像高原植物白头翁。朋措管家说阿旺冲巴是一位非常有德行的藏医，不但对患者好，对入药的一草一木都报以诚意。阿旺冲巴进山采草药时很小心，注意不踩踏珍贵植物，挖掘根茎类药物时入口也尽量地小，药材挖出后还在坑里埋下一粒青稞，以示对自然神灵的感激和供养，然后仔细盖上草皮。这是一幅怎样感人的情景呢，是怎样一种美好的文化啊，我听了心有感动，一直难以忘怀。

上世纪50年代，藏地民主改革和合作化时期，阿旺冲巴先是被要求学习汉地中医，后来又要求学习西医，所以阿旺冲巴懂得汉语，能够看汉方和古书，也比较了解西方医学。阿旺冲巴说，以前的汉地医学和藏地医学在思想体系上是一致的，后来内地铲除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科学(但却摒除了西方宗教)，整个人文生态环境就被破坏了。

西方医学和西方科学是一脉相承的，都过分强调满足个体的物质欲望，不顾人在整个自然中应该恪守的角色，一切以“更多、更快、更强”为要义(这怎么听着像“奥运精神”)。但“更”字不一定就better，想一想奥运会发展到今天，许多项目其实早已突破人的生理极限，而沦为比拼药物、比拼金钱和比拼政治的角斗场了。西方科学的“更”字诀导致的结果是资源过度开发、环境破坏、物质浪费和最终的资源匮乏。西方医学的“更”字诀与此相仿，只是导致被破坏的是人的身体这个既微小又复杂的“生态环境”。

在疾病的诊疗思想上，西方医学把人和病菌病毒对立起来，对待它们以“斩尽杀绝、除恶务尽”为原则。问题是，这个“恶”不能仅仅以给人类个体带来疾病与否来判定。病菌和病毒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活了亿万年，而人类只有短短几十万年的历史。从某一种意义上讲，人的身体不过是地球的最早先民病菌病毒们新近发现的一个宿住体而已，是它们的“公寓”罢了。人体全部细胞总数大约是10的13次方，居住在人体内的病菌病毒总数是这个数字的10倍。如果人想把身体里的病菌和病毒都消灭光，结果一定是连自己也毁灭掉拉倒!

批判西方医学观，并不是说人们就不要救治生命。森林里的动物受伤后都知道j己去找草药吃，人类更不会对生命轻言放弃。问题是，要怎样对待生命才是恰当的。西方医学眼睛里只有“病”和“死”，而没有“生”，这是非常不对的。与此相反，东方医学恰恰着眼于“生”。这个“生”不是人类个体的活着，而是世间万物的存在。天地之大德日“生”，“生”是中医和藏医的逻辑起点。

中医和藏医首先承认天地自然之神奇和伟大，赞天地之化育，心存感激和敬畏。在此前提下，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万物并生而不相害，彼此友善，互为依存。然后，注重人自身内部的和谐，此谓“养生之道”，是去病的最好方剂。最后，这是藏地独有文化：他们正确对待死亡。

不幸的是，在建国以后的内地，中医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基本可算完结。50年前，新政府对待中医的政策看上去比对待国学还要仁慈些，没有全盘否定，提出“中西医结合”。但这恰恰是它的悲剧所在。人们粉碎了中医的文化背景，破坏了中医的生存土壤，不信它的哲学理论，只要它的处方成药，这方剂和药丸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还好，在藏地，天高路远，云淡风轻，强大的宗教传统和落后的物质条件，阻挡了西方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暴力入侵，使藏医学得以保留。在藏族传统地区，你永远不会看到因为要挽留一个人没有希望的生命而举家借债，将所有亲人拖入痛苦的深渊。你也不会看到因为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而将还活着的亲人遗弃，甚至直接送到火葬场这样残酷的人间世相。在藏地，你不会看到有谁为了苟延残喘而允许医生切割自己的身体，在自己身上插满管子。这里的人相信，人死前过度救治会干预生命本来的流程，妨碍亡灵转世，是不好的。

在传统藏地，人们生了病主要有三种求治方式：看藏医、请喇嘛念经和去西医医院。在县乡镇的医院里，常常可以见到藏民一边吊水打点滴，一边请喇嘛念经的有趣景象。作为一名历经世事的老藏医，阿旺冲巴思想很开明，他并不一味排斥西医药，而是主张兼收并蓄，但应以藏地文化为根本。阿旺冲巴把他的医学思想精炼为四句话：“没病多念经，有病看医生，慢病吃药丸(指藏药)，急症用药片(指西药)；在世勤修持，弥留无挂碍；生老病痛死，轮回无止息。”

听起来，颇有道理。

现在，中国提倡“和谐社会”，嘎尔寺甚至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一个“样板间”——个寺院和一个村庄，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版”的“和谐社会”。这个小社会远离尘世的喧嚣和污染，像人间仙境一样美丽、宁静，他们有着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学校教育，有信仰体系，有宗教领袖，有浓厚的文化血脉，有不收入钱财的医生，有为孤寡老人开设的庇护所，有临终关怀和死后灵魂的妥善安置……还有，外面世界所没有的、标志着人与自然界应有关系的跑来跑去的野生动物。

如果我们能把这里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以及生死观推广植根到更广泛的地方，那么，人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会像雨后的彩虹一样不请自来的。

责任编校逯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