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怡

黄哲伦(David Henry Huang)是近20年来闪耀在华裔美国文坛和百老汇舞台上的璀璨新星。1988年，他凭借剧本《蝴蝶君》(M Butterfly)夺得了声名卓越的托尼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裔美国人。身为第二代华裔移民，他坦言从记事起，就对美国主流电影和电视中千篇一律的亚裔形象深感厌恶，同时也体会到和他父母一样的第一代移民心中的那份美国“边缘人”的伤痛。第一代移民一方面不愿意遵循中国传统，渴望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融人繁荣发达的美国文化，为此甚至改变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却始终无法从真正意义上甩掉原来的“包袱”，虽然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但内心却依然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黄哲伦很早就发现了这两种文化在融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微妙变化——华裔总是竭力地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身份，竭力表现得像一个美国人，然而，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真正的内心本质却又相差甚远。黄哲伦把自己从事写作的初衷架设在这条裂痕上，努力通过剧本中的人物寻找属于亚裔自己的身份，努力使这些身份看起来更为真实可靠。上个世纪80年代创作完成的描写移民心态的《刚刚下船》(《FOB》)，描写移民家庭的观念冲突的《家庭挚爱》(《Family Devotion>))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金童》(《Golden Child)>)无不深刻反映出他对“身份”、“族裔”以及“文化认同”的思考。《FOB》中展现的“身份危机”

在＜FOB》之前，华裔美国文学的创作以及批评文论中就不乏关于华裔身份的书写，华裔从国籍上来看，是真正的美国人，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他们又不能算是真正的美国人。华人本身的肤色已经在告白他们的身份，会让人联想到他的中国血统，联系到与之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尽管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华裔大多数都接受了正规的美国教育，各自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心态与他们的国籍——美利坚合众国的身份保持一致，却依然无法规避肤色、族裔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所带来的尴尬，他们也由此被挤到了一场“身份危机”的角逐中。

《FOB》是黄哲伦的第一部作品，完成于1980年并且获得了1981年美国百老汇设立的奥比奖。整个剧本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可挖掘的内涵相当丰富，尤其是在对华裔身份问题的阐释上展现出了其独特的视角。“F O B”(fresh off the boat)意为“刚刚下船”，特指那些刚刚移民到美国的人。这个作品中只有三个人物：一个是刚刚下船的Steve，另一个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Dale，此外还有Dale的表妹——1O岁时跟随父母移民来美国的Grace。冲突一开始主要展现在Steve和Dale之间，当Dale看到刚刚下船的Steve，就表现出不屑一顾，同时言语之间不乏嘲笑和讥讽。而Grace可以说是对Steve的遭遇充满着同情的。随着三人对话的深入，逐渐揭开了第一代移民的Grace和第二代移民的Steve内心不同的痛苦。

在《FOB》中，三个人物各自不同的移民背景都被赋予了深刻的身份涵义。首先是Dale，他是一个ABC，从一开始就看不起steve，将他视做一个外来者。并且他还先人为主地认为所有的FOB都是笨拙的、邋里邋遢并且浑身油乎乎的人。因此当他见到Steve的时候，本能地要与之划清界限。他劝自己的妹妹不要和Steve一起跳舞，他说一个刚刚下船的人如果想要跳舞，就应该找刚刚下船的人当自己的舞伴，言下之意就是FOB不配和ABC当朋友。他了解到原来Stove并非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以一穷二白之身来到美国，Steve的父亲是一位在香港从事制造业的商人并且家境富裕。此后，虽然他已经知道了steve的家庭背景，却依然不忘时时提醒Steve，FOB的身份是他不能改变的事实，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富有的FOB罢了，而且他尚未取得绿卡，还有随时被遣送回香港的可能性。无论是从人物的对白，还是从Dale本人的独白中都可以看出，他是将自己放在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维度上来看待FOB的，并且他还认为，自己的美国身份真实可靠。但是事实上如何呢?Dale的美国国籍是真实的，也正是基于这点，他在FOB面前努力地表达他与白人是没有任何分别的。但是，在白人眼中，FOB和ABC并无区别。Dale企图在与Steve的对抗中获得身份的认同，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在剧本第二幕开始的时候，有一段独白表现了Dale从小到大在白人社会中的挣扎过程：“他的父母曾经也是FOB，在初到美国的岁月中历经沧桑，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经受同样的痛苦，因此尝试着将他与外界隔开，但是遭到了Dale的反抗。”证明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移民之间已经产生了鸿沟。

Grace与DMe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拥有真正的美国国籍，都曾经有过被排斥的经历。这些经历使他们陷人深深的迷茫，那就是在他们美国式的行动做派的背后有着一颗无法痊愈的心。所不同的是，Grace从未真正在内心深处认同美国文化。她和Steve交谈的时候讲述了一段初到美国就被周围的ABC孤立的经历，那些ABC们从来不和她说话，也从不与她交朋友，这样孤独的环境差点让她发疯，直到她上了高中以后才逐渐融人这个圈子。但是时间的流逝并不能医治她心中业有的伤痛，在美国逗留时间的长短也不是决定她拥有文化身份的先决条件。Grace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虽然逐渐被主流文化同化，逐步接受了“美国人”这一全新的身份，但根植在她内心的本国文化传统依然还存在，这体现在她借用花木兰与Steve的对话当中。也许很多读者会对《FOB》中反复出现的关公和花木兰感到困惑，其实这两位中国古典人物正代表了第一代移民心中的精神支柱，代表了第一代移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黄哲伦把关公和花木兰这两个人物放在美国托兰斯的一个中餐馆中，除了使两位第一代移民得以因此展开基于相同文化基础上的对话外，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他似乎想向读者声明，他可以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加深对身份真实性的理解。

第三位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是Steve，他经历了五次移民方才成功登陆到了这片黄金之土上。他对美国还抱着幻想，对它的认识也还停留在那些洋鬼子们编造的故事里：这是一个没有暴风，没有大雪，一年四季阳光明媚的国家，一个即便是走在马路上也可以捡到金子和宝石的国家。在他看来，也许一切都像在Grace的餐馆中随意要一份葱油饼那样简单。但是假如没有Steve的出现，就不会引发一场身份危机的思考，也不会勾起Dale的可怕梦魇。

黄哲伦通过塑造ABC、FOB，以及从FOB演变过来的华裔这三个不同的身份，向读者传递着他

对身份的认识，那就是——身份是具有流动性的，它们并非一成不变(peopie become otherpeople)。刚刚下船的人总会逐渐摆脱这个称呼，融入到新的文化中去，而他们的后代，也就是ABC们，也会在一个全新的文化背景下长大。同时他们不能忽视，身为华裔，在漫长而又独特的自我意识觉醒中，这场身份危机是必然的。

在《金童》和《家庭挚爱》中寻找华裔身份的根源

如果说《FOB》只是揭开了华裔身份危机的端倪，那么在《家庭挚爱》和《金童》当中，可以进一步发现黄哲伦希望通过“寻根”的方式，挖掘根种在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内心的文化种子。黄哲伦在《FOB》之后的写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燃起了新的兴趣，更加注重拉近华裔与母体文化之间的距离。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相继写出了《金童》和《花鼓歌》这两部带有浓郁中国风的作品，其中文化互动的成分越来越多。这一方面反映出华裔对本族文化传统的自觉回归状态，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了黄哲伦本人对种族、文化和身份的新认识，即他可以用一种更加平和与自然的方式使作品中华裔的文化人格更加完善。

《金童》(《Golden Child》)这个剧本从构思到写作完成这中间跨越了几十年之久。黄哲伦10岁的时候听他的外婆讲述了他曾祖父一家的故事，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根据这段历史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富不过三代》。他长大成人又重新接触到这些资料时才意识到，当他用华裔第二代移民的角度去观察他的祖先后，自己已不再是一棵没有根的浮萍，同时他也第一次觉察到，原来他的家族历史远比电视上演绎的中国人要真实可靠得多，于是他决定重新改造这个故事，《金童》就是这样出炉的。在此之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他都纠缠在《西贡小姐》是否应当启用白人演员来出演亚裔的问题上。《金童》问世之后，夺得了1997年奥比奖和托尼奖的提名，黄哲伦又一次名声大震。

作品讲述的是1918年旧式中国家庭的纷争，描写了Tieng—Bin(黄哲伦的曾祖父为其原型)和他三个妻子的故事。Tieng—Bin是一位长期在菲律宾经商的商人，他信奉基督教，并且深受西方文化中开明、自由和一夫一妻制的影响。然而他的中国家庭却还在靠旧式的封建机器维持着运作，他的第一位妻子Siu—Yong是父母包办婚姻的产物，第二位妻子Luan是家里为他找的小妾，只有第三位妻子Eling才是他倾心相爱的女子。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又一次发现了三个妻子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西方理念已经完全和这个腐朽的家庭格格不入。大太太长年吸食鸦片，二太太则为了维护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千方百计讨好丈夫的同时挑起三个女人之间的矛盾。最后大太太宁愿吞鸦片自杀也不愿意信奉基督，不愿接受来自西方的一切，她的灵魂也带走了Eling的生命。

文中的Ahn，Tieng—Bin和Siu的女儿，也就是现实中黄哲伦的外祖母，遭遇了这场家庭革命的洗礼并迅速成长起来，她接受并认同父亲的观念，在看到母亲的悲剧之后毅然告诉父亲，有人牺牲是为了铺设将来更美好的生活。她在数年之后来到了美国并一直认为如果不是父亲的英明和觉悟，也许她永远都将生活在旧式生活的影子中，她会是一个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下度过惨淡的一生。因此，黄哲伦给了Ahn一个动听而又意味深长的名字——金童。她是新崛起的一代，没有她便不会有如今在美国生活的子孙们，在这里，“金童”就是脱胎换骨的代名词。

在《金童》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华裔心中的一丝自豪感，这份自豪感是双面的。第一面是每个华裔都有他的“根”，他不是生来就是外乡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血缘关系，这与他们如今生活在哪个国家无关。第二面是通过揭露旧式中国文化中的等级制和父权制，为当初敢于挑战旧式制度，冲破牢笼获得新生的第一代移民喝彩，似乎是为如今华裔与母体文化的脱节寻找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因为曾经的梦魇使他们更憧憬新的生活。仔细看，又可以发现《金童》的故事背景有些像《喜福会》。《喜福会》中的第一代移民或因为战乱，或因为逃婚而离开中国。特别是《喜福会》中许安梅的故事竟与Ahn的遭遇有几分相似，她们都目睹自己的母亲在一夫多妻的家庭中痛苦挣扎并最终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逃离了这个家庭，是美国带给她们新生。尽管《金童》并没有交代Ahn到美国之后的心路历程，但第一代移民的普遍遭遇是相似的，这一代人在主体意识觉醒的经历上有很大的共同点，而对这些共同点的研究是进一步理解他们为何会在美国陷入双重身份的关键。

黄哲伦在《金童》中首次将场景布置在中国，不但出现了裹小脚的女人、鸦片还有祭祖用的祠堂等象征旧中国的景物，而且还将西化的丈夫与封建愚昧的妻子作对比，从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个人对中国的理解。黄哲伦本人生长在美国，不会说一句汉语，《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也是一样，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大多基于外界的描述以及本人的想象。在这两个作品中都出现相似的中国：悲剧、苦难、一夫多妻制和缺乏机会的地方。而美国则是值得主人公憧憬的，充满幸福、希望、性别平等的国家。华裔的身份使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变得更加复杂，使他们在探求认同的时候出现种种限制。他们在寻根的过程中在两种差异的文化中左右摇摆。但是当黄哲伦决定写下《金童》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传承对华裔的重要性，家族的过去并不妨碍他们自我主体的形成，反而是重新构建华裔身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家庭挚爱》(《FamilyDevotion)))里，Di—Gou从中国到美国寻找两个早年移民的姐姐，发现她们已经完全西化。在中国时，家族中出现了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人——See—goh—pho。在姐妹俩看来，假如不是这位长辈的引导，她们决不会在上帝的眷顾下过上如今这安静平和的生活。当全家人为Di—Gou的到来准备了一场family devotion的时候，Di—Gou却不愿意和大家一起作饭前祷告，并出人意料地告诉两位姐姐，他从来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根永远都在中国。这个故事的主要冲突体现在：原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却因为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分歧导致他们相隔多年之后，成为彼此心中的“陌生人”。

Di—Gou到美国来的目的很简单——寻找他33年未见的姐姐，但是姐姐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他是否还和小时候一样虔诚地信奉基督，他的姐姐们想当然地认为在中国度过大半生的弟弟所认同的价值观和她们不会有任何区别。在这个家庭中，不信奉上帝

的人会被排斥，但是Di—Gou却认为血缘和信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对自己的侄孙子Chester说了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在洋鬼子们到中国来之前，中国人的脸就长成那样，而如今看看你们的脸，和千百年前老祖宗的脸没有任何分别，虽然你一直希望可以离开这个家过上独立的生活，但事实上在你离开之前就已经成为这个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确，华裔的脸已经在告白他们不能否认的血缘关联，尽管Di—Gou的姐姐们竭力想抛弃中国人的那套文化传统，将中国看做是一个魔鬼横行的国家，但她们不自觉中却依然还在沿袭祖先们的思维方式。比如她们浓重的家庭观念，总是认为女人的本分就是早日出嫁，相夫教子等等。这些顽固的文化印记决不是靠信仰的转变就可以抹去的，就连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See—goh—ph0在临终之前都念念不忘故土，希望有一天可以葬回中国。

Di—Gou面对姐姐们的规劝，一次又一次赤诚地宣布：他热爱中国，只有中国才是他的根。他的这些宣言似乎是黄哲伦特地安排的，因为他知道这是海外第一代华裔的一个共同梦想，无论他们如今信仰什么，处在什么社会阶层，对故土的眷恋总是不变的。通过这部作品。华裔身份的根源也被揭示得更加清晰了。

从发现身份危机，到思考华裔美国人身份的出路，黄哲伦在他的作品中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与种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不同的是，黄哲伦并没有剑走偏锋，他一直称自己对身份问题持自由态度，更多时候他相信身份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同时，华裔虽为美国人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就；非要抛弃和否认传统的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在西方长大的华裔，他承认很多时候还是用西方的模式在看待自己的身份，由于受东方主义的影响太深。他们已经无法以一个东方人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亚裔作家的作品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这种东方主义的模式。黄哲伦本人有强烈的意识渴望跳出这个圈子，因此他才会批评《西贡小姐》中使用白人来饰演亚洲人，批评这部作品加深了西方人对东方女人柔弱和顺从的固有看法。因为他早已对这样的身份安排不满，方才诞生了《蝴蝶君》的灵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推翻固定的身份模式，让颠倒的身份自己说话。最后，无非都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特定的肤色、种族还有脸形并不等同于特定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