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锦

教材发展的本质是选择文化。在中国百年语文教材发展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语文教材所反映的文化虽然具有很大的不同，但文化选择则是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编制思想评析》一书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幅文化图景。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中西两种文化便进入了直接冲突的历史进程。因而语文教材近代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面临两种文化的抉择。但当时的国人已不可能像祖先那样，仅仅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就可以作出抉择，而必须面对两种文化碰撞所带来的诸多难题。显而易见，作为文化选择的体现物，我国近代语文教材的变革，其本身就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其结果，早年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构想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说；其后则有“中体西用”说。中学西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心理。反映在教材编制上，就出现了新旧杂糅的现象。如清朝编译图书局的编辑们在编写《初小国文教科书》时，就长久地陷入了固守原有教育宗旨与发展新教育的矛盾之中。同样，辛亥革命初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在教材编制中就如何对待新旧道德的问题也面临诸多困惑。不过，从总体看，我国近代以来的语文教材在对中西文化的选择中还是恪守民族文化为主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