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澄清

接到《世纪回眸》的约稿电话，不禁让我回想起1994年时逢花甲从教40周年写的一首《述怀》诗：

人间沧海几横流，历尽沉浮数十秋。

回首方惊师道险，凝眸始觉艺难求；

耕云播雨滋红杏，沥血呕心瘁白头。

且喜蚕衰丝未尽，教坛自哂一黄牛！

韶光飞逝。从1954年秋进入芜湖一中至离岗退休，我在中学语文教坛上耕耘跋涉了近半个世纪。回首征途，“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务实”而“求真”：务语文教学之“实”——踏实学习，扎实教书；求语文教学之“真”——寻真经验，找真规律。遵编者嘱，兹不避思维浅陋，文词笨拙，谨简忆人生经历和教学感悟如下：

自学·自研·求积累

1934年，我出生在安徽一个荒僻农村。少时读过几年私塾，两年小学，一年初中。解放后考入安庆师范，读了三年中师。1954年分配到芜湖一中当了一名语文教师。该校是安徽省历史名校，由前清鸠江书院改制发展而来，初高中齐全，规模大，学生多，老教师云集，教学质量高，享誉江城。它曾培养出蒋光慈、吴组缃、刘湛秋、钟家庆、卢强、顾秉林等作家、院士。我一进入学校，就感到要求高，任务重，压力大。刚开始，教两班初一语文，每周18节课，后来一直跟班教至高三。像我这样学历低、知识浅、底子薄、经验少的青年教师，怎能不感到困难大，问题多，力不从心？面对现实，我该怎么办？思考再三，我觉得：党和人民把教书育人的重任交给了我，让一个中师毕业生当上了中学教师，我怎么也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和重托，知难而退；我只能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下定决心，面对现实，从当前实际需要和个人实际情况出发，迎战困难，求真务实，奋然前行。当时，我着重抓了三条：一是以教学为中心，坚持自学读书，边教边学，积累知识，服务教学。初始几年，我主要是围绕教材，坚持教什么，学什么，以教带学，以学促教，边教边学，补缺补差，互相促进，共同提高。1955年我教初二，实行汉语、文科分科，汉语知识系统化，古典文学作品增多，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不少，于是我就围绕教学需要，自学这两方面的书籍，扩大知识积蓄，以应教学所需。如教《君子于役》，我就读《诗经今译》和《中国诗史》；教《卖炭翁》，我就选学《中国文学史》中有关唐诗的章节和报刊上的评论文章，自己还练习古诗词改写与翻译。教《汉语》课本中的语法、修辞，我就去阅读《语法修辞讲话》和《修辞学发凡》等书。这种自学，我都做点笔记或摘录，日积月累，聚沙成堆，集腋成裘，既丰富知识，也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一举两得。二是在教学同时，参加系统的业务进修。随着教学年级升高和教材难度加大，单是靠前一种零碎的自学还难以满足不断提高的教学要求，上课时总难以高屋建瓴，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于是，从1956年起，我在边教边学的同时，开始有计划的业务进修和系统学习。我报名参加了芜湖市夜大学政治系的学习，每周用一个晚上参加系统听课，回来再抽空阅读教材，经过四年学习，学完了政治系的各门课程，正式毕业。这对我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指导教书育人，保证语文教学的正确方向，起了很好的作用。1958年，华东师大中文系在安徽招函授进修生，我又克服初教文理分科实验班和肺病加重的困难，在上夜大学的同时，报名参加了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函授进修。经过长达五年的系统学习，修完了中文系的全部课程，经过考试，正式毕业。在函授期间，我还自学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以及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系统学习，大大促进了我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的提高。三是在自学进修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践，有重点地搞点教育教学科研。早在50年代教《文学》课本时，我就结合教《作家介绍》课文《杜甫》一课，研究过这种课文如何教，并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体会写成文章，寄给当时北京的《语文学习》杂志发表（见1956年11期，后来停刊）；还就《文学》课本中的课文练习的作用及教学处理写文章在上海的《语文教学》杂志上发表（见1958年5期）。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参加编写《汉语大词典》工作的同时，还把自己教过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全部鲁迅作品，逐篇进行过分析研究，并综合整理出自己教学这些作品的经验与体会，分别写了一些文章，在《安徽教育》等杂志上发表。后来我又集中编写《鲁迅作品教学浅谈》一书（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这些教学研究也让我有所提高。正是在上述自学、自研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从书本上学习理论，是一种学习；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也是一种学习；把理论用于实践，让实践上升为理论，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这是语文教师自我提高的一条必由之路，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改革·实验·创新路

教师之路，是一条艰苦之路。艰苦在于：教育要改革，改革要实验，实验要创新。

改革，实验，是为了开创新路。开创新路，则是艰难而又曲折的。唯其艰难，就需要勇敢，需要拼搏，需要奋战不已；唯其曲折，就要不畏险阻，开拓进取，百折不回。

从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我走过的近半个世纪的路，就是一条改革、实验、创新之路。

1954年我刚走上语文教坛，第二年就遇上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改革。1957年我刚教完初中，第二年又接受了学校安排的高中二年制文理分科的改革实验任务。这次实验，第一年我教文科班语文课并兼任班主任，第二年因病改教理科班的语文兼副班主任。这次改革实验，要求用两年时间完成普通班三年的教学任务。语文课用的仍是三年制高中统编课本，怎么教，都由实验教师自行探索决定。为了缩短时间，提高质量，我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调整教材，一方面改革教法，力争提高教学效率，多快好省地完成改革创新的实验任务。经过两年的改革实验，两个实验班的学生和三年制高中毕业班学生一道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取得了同等水平的优异成绩，大部分学生都考取了重点高校，实验取得了成功。完成这轮实验后，我教了一轮三年制高中，于1962年接任了学校语文教研组长职务。为了带头搞教改，1963年秋我主动请缨，从高三下到初一，执教这一年刚招进的中学五年一贯制教改实验班（共三个班），还带领两位刚分配来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跟我一起教语文实验课，他们和我一起备课，并长期听我教的超前课，先学后教。这次实验用的仍是六年制初高中语文统编课本，要求五年教完，不能降低质量。学生不分初高中，五年毕业考大学。至于具体的改革实验方案，也由我们自行研究决定。可惜这轮实验只搞了三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中途夭折了。但从以上几轮教改实验中，我却摸索积累了一些提高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的实践经验与教学方法，为我后来创立和倡导运用语文点拨教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后，我从编《汉语大词典》回到教学岗位，一边教语文，一边担任分管文科教学的副教导主任。1979年冬，全国中语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年会，我作为安徽代表参加会议并当选为理事会理事。1980年安徽省中语会成立，我担任副理事长，在会上作了《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主题报告，传达全国中语会吕叔湘会长提出的改革中学语文教学的号召，我们真正迎来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春天。也是在这一年，我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和省首批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为了响应全国中语会的号召并推动安徽省的语文教改，我于1980年秋，在执教高三语文课的同时，亲自主持，自行设计，自选教材，亲自执教“初中语文年段分科教学实验”的年段分科课程。经过三年实验，学生毕业，经市统一中考和运用同年全国高考统一试题测试，均取得良好成绩。这轮较有特色的“初中语文年段分科”教学实验的经验总结报告先后在《中学语文教学》等杂志上摘要发表，全文则先后收入了我主编的《全国语文特级教师教学经验选》（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和《新中国中学语文教学大典》第四卷（语文出版社，2001.2）。1984年，我开始担任芜湖一中主管教学业务的副校长。为了推进学校素质教育，开展各科教学改革，我设计实施“开设选修课，实行学分制”的教改实验，单是围绕语文必修课就陆续开设过《观察与作文》《文学创作与欣赏》《古典文学作品选读》《语言与逻辑》等选修课，让学生自由选学，受到学生欢迎。到1994年，我在芜湖一中已整整工作40周年，年已花甲，理应退休。党和政府鉴于我是80年代评出的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又长期担任省政协委员和省人大代表，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就正式发文让我延长五年退休，继续在校长室工作，着重分管教改实验、教育科研、培养青年教师三项工作。为了报答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关爱，不负组织重托，我在努力做好校内上述工作的同时，从1996年秋至1999年秋，我又以芜湖一中和芜湖市一市三县部分中学为实验基地，主持和组织了新一轮群体教改实验：《语文点拨教学实验研究》。这项实验，由市教科所领导主管，并纳入安徽省“九五”教育科研重点课题。实验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杂志上设立专栏达一年之久，发表点拨教学论文20余篇，约15万多字，在省、市教委的组织主持下，先后召开过两次全国性点拨教学研讨会，编辑出版了《点拨教学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三本。这项实验，历时三年，1999年7月由省、市教委教研室邀请全国中语会领导和省内外专家来芜湖进行了检查、评估、验收，正式结题。有关论文和会议报道曾在《中学语文教学》杂志2000年第2期辟专栏发表，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实践出真知，改革结硕果。50余年来，我走过了一条漫漫长路。我出版的几本点拨教学文集，就是以上改革实验研究的成果。特别是收入《中国特级教师文库》的《中学语文点拨教学法》一书，于2004年教师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更是我在古稀之年的一个人生学术小结，也是一个纪念。因此，我深深感悟到：改革、实验、创新之路，是一条务实求真之路。这条路，山重水复，荆棘丛生，需要我们披荆斩棘，挥洒汗水，奋勇攀登；这条路上，也洒满阳光，铺满新绿，开满鲜花；只要我们一路走去，就会喜获硕果，享有丰收。因此，这又是一条愉悦、快乐之路，是一条光荣、幸福之路。我愿与同志们共勉。

交友·切磋·盼提高

作为一名教师，要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就得善教、善学。要想善教，先得善学。教到老，就要学到老。我这一生，走的就是学习之路：一是向书本学，二是向实践学，三是向前辈专家和同道朋友们学。向前辈专家们学，如叶圣陶、吕叔湘、王力、张志公、吴伯箫、刘国正等语文教育专家，我既认真读他们的书，在教育部召开的语文教材改革座谈会和全国中语会年会上，也认真聆听他们的讲话和报告，这让我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受益良多。向同道朋友们学习，分为两类：一是兄长或同辈的朋友，二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前者多是我在全国中语会年会或其学术研讨会上结识的，后者多是我在教学实验过程中或语文教学研讨会上结识的。我结交这些新老朋友，都是为了向他们学习，帮助自己提高；对一些青年朋友，在学习的同时，也尽可能给予他们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扶持，盼望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和提高。属于前一类的，如章熊老师，80年代，他曾代语文出版社和李行健先生向我约稿，约我写一本作文指导的书，我就此多次向他求教，并把写成的书稿寄给他审阅、修改，他曾多次写信给我以详尽指教，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还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使其于1990年在语文出版社顺利出版。这本书就是我约陈军与我合作写成的《积累·思考·表达》一书。章老师还寄赠给我他的著作和书写的条屏。对他的这些辛劳赐教，我都十分感谢。我们在历次全国中语会年会期间曾多次面晤交谈，更是记忆犹新，我们早已是老朋友了。于漪老师，我是1999年全国中语会在上海成立时认识的，我对她的师德和教学艺术十分敬仰，后来我带领我校老师专程前往上海杨浦中学参观学习，听了她上的作文评讲课，学到了不少东西。80年代，钱梦龙和魏书生已是全国闻名的特级教师，有所谓“南钱北魏”之盛誉。为了引导芜湖市青年语文教师讲习所（我是所长）的全体学员向他们学习，1988年我亲自出面邀请他们二位先后来芜湖市给全体学员和市内其他语文老师上示范课，作教学专题报告。我和大家都学到了他们许多宝贵经验和独特见解，也对我们研究语文点拨教学法深有启示。他们二位在我主编《全国语文特级教师教学经验选》时都曾热情寄稿，给予支持。钱先生还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并寄赠我他自己书写的诗作条屏，我都十分感激。此外，四川的黎见明、河北的张孝纯、江苏的洪宗礼、湖北的洪镇涛诸位名师，我们也曾多有晤谈、交流、切磋，并互赠编著，我亦深获教益。还有顾黄初、张鸿苓、张定远、陈金明诸位教授专家，我们都认识较早，交往甚多，我都邀请过他们专程来芜湖给中学语文老师讲学，作报告，让我和大家都受益匪浅，我都十分感谢。属于后一类的比较年轻的朋友，大部分是在研究和实验点拨法教学过程中陆续结识的，如陈军、孔立新、肖家芸、汤国来、邓彤、胡寅初、郭惠宇、罗光奖、胡家曙、赵克明、唐俊、沈小媛、黎在珣等老师，他（她）们当年都是安徽的青年教师，我们在点拨教学实验研究中，交往甚多，在交流切磋中，相互受益，各有提高。现在，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已成为特级教师、著名教研员、学科带头人。这些青年朋友，都较有才气，教学教研成绩卓著，在语文点拨法的建立与推广中都有一定的贡献。这些青年教师都十分客气，尊我为师，我则把他们都视为朋友。在教学与研究上，在改革与实验中，我总是用16个字勉励他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坚持努力，必有所成！”现在在他们身上也得到了验证：“后来者居上。”外地也有一些青年名师，如程翔、程红兵、高万祥、李镇西等，我们之间也有过一些联系与交往，他们都曾与我交流过著作，我把他们也视为自己的朋友和老师，乐于学习他们的刻苦勤奋、勇于开拓的精神。我热忱期盼，我们这些新老朋友，在切磋交流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学语文教学的新理论新经验，努力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岁月如梭，人生易老，今年我已七十有五，退休亦近十年。人老了，喜欢回忆、怀旧。以上拉杂陈词，言不尽意，就算是我写的《世纪回眸》吧。这犹如朝花夕拾，虽不美丽，却颇深沉。最后，我还是引述我1999年正式退休离岗时戏撰的一幅“自述人生”的联语来收束本文，博读者一哂：

学海无涯，教海亦无涯。为莘莘学子，守黄卷青灯，练白纸黑字，默默钻研，孜孜求索，奋斗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屡遭磨难，真吃遍此中酸苦；

空间有限，时间更有限。育辈辈英才，忙春播夏种，披秋雨冬霜，月月浇灌，岁岁耕耘，拼搏一万多天，终见成果，喜获丰收，方尝到这里甘甜！

2008年5月于芜湖市香樟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