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敏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实现军事占领、建立傀儡政权后，为配合侵华战争形势的需要，彻底铲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和民族精神，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情愫和亲日分子，日伪当局在其统治区的中小学及民众中大力普及日语教育。南京特别市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其扶持的傀儡政权所在地，是日伪控制最严密和推行各项殖民统治政策最典型的中心地区，也是推行日语教育的重心所在。自日军侵占南京后，先后出现过三个日伪傀儡政权——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伪维新政府以及伪国民政府，这三个政权均以日本马首是瞻，大力推行日语教育。

普通教育中的日语教育

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并未给予教育太多的注意，至1938年4月底该伪政权结束时，南京市内仅恢复了6所小学。伪维新政府成立之后，强化对南京市民的奴化教育，加强了对普通教育的重视程度，并逐步恢复、增设了一些中小学。1938年12月26日伪维新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小学暂行规程》，规定高级小学全部开设日语课程，每周教学时间达180分钟，与算术、体育两课相同，仅次于国语（420分钟），远高于历史、地理、修身、美术、音乐、劳作等课，并特别说明：“初级小学以不设外国语（英语或日语）为原则，但参酌地方情形，认为需要者，得增设之。”次年8月，伪维新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中学暂行规程》，将日语列为各中等学校必修科，课时等同甚至超过国语课程，其中五年制男女普通中学的日语课时安排为一至三年级每周五个学时，四、五年级每周四个学时，仅比国文少一个学时。

在日伪当局的强大压力下，南京市各级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了日语课，以“代替其他外国语”。1938年5月在大香炉设立南京市立初级中学，仅有学生149人，教员9人。后该校改称市立第一中学，仍仅有初中，有学生255人。虽然该校学生人数较少，所设课程也不多，仅有国文、数学、日文、英文等课目，但学校一直安排日文课，强迫学生学习。1939年秋，伪内政部长陈群将其原设于上海浦东的私立正始中学搬至南京续办，学校设有国文、数学、英语、日文、史地、体育、音乐、图画、修身等课程，日文与国文、数学每周均有三四节课，居于与本国语言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普遍设置日语课之外，学校还采取专门措施以加强学生对日语课的重视。学校规定，学年考试中，日语不及格的不能升级；毕业考试中，日语不及格的不能毕业；入学考试中，日语不及格的不能录取。日语的使用还体现在其他更多方面，比如当时的音乐课多教日本歌曲，体育课喊口令也改用日语等等。

南京市中小学校所用的日语教材一律使用东亚同文院编纂的四卷日语教科书，重新在中国出版发行。课本主要宣传“大东亚新秩序”、“爱护皇军”、“东亚共荣”，使一般学生养成依赖伪政府、坚定亲日的心理。

伪维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在日伪当局要求下规定自1939年年初开始，各中小学校必须一律开设日语课。南京众多中小学均无法在短期内招募教授日语的老师，所以不得不千方百计请来一些日本浪人或日本特务，以及社会上懂得一些日语的中国人来学校任教职或兼课，向学生开设日语课。

这种权宜之计无法保证学校所上日语课的教学质量，也与日方奴化教育宗旨相悖，因此日方加强了对师资培训的力度。不久，伪政权出台文件以规范中小学日语老师的任用。1939年5月7日，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抄送给伪行政院长梁鸿志一份《中小学日语教师任用规则》。《规则》规定除模范小学及主要都市特定学校等可任用日本人外，其他小学以任用中国人为原则；中学及其同等以上学校日语教师，中日两国人一体任用。此外，日语教员还要接受日本特务机关及“教育部”首席日本顾问的监督。这份文件规范了南京市日语教师队伍。由于缺乏中国籍的日语教员，《规则》最后备注道：“临时教员养成所应设日语专修班，以养成小学中国人日语教员。”

1938年，伪教育部在南京市竺桥路竺桥小学旧址设立临时教职员养成所。1938年秋，伪维新政府在阴阳营金陵大学农场内又开设“简易师范学校”，从社会上招募一些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人，集中训练几个月之后就分配到中、小学任教。1940年9月，汪伪国民政府在教员养成所基础上成立国立师范学校。这些师范院校以培养中小学师资为目的，日语更被定为必修课，在课程分配上也居于首位，日伪政权对这些未来老师的思想控制程度可见一斑。

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中的日语教育

日伪政府在注意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日语教育的同时，也注重职业教育学生的奴化训练，以期养成供其任意驱使而又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的驯顺的劳动力。

日伪政府曾在南京开办三所职业学校：国立第一职业学校，校址在珠江路，设工、商两科；国立第二职业学校，在三牌楼，设农科；市立第一职业中学，在洪武路，设商业会计科，后增设农科。南京续办和新办的职业学校，都强迫学生接受日伪推行的“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亲日奴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为规范职业学校的日语教学，伪政府还于1939年8月公布了《中学暂行规程》。该规程规定农业中学和工业中学中一、二、三年级的日语课程为每周四个学时，四、五年级为三个学时，与国文相同；而商业中学的日语课程为一、二、三年级每周五个学时，四、五年级四个学时，均比国文多一个学时。可见，伪维新政府将日语以大课时量写入规程中，对日语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国语，尤其是商业学校中对学生的日语要求更为严格，目的就是要在今后的商业活动中形成以日语为主的状况，从而使日语逐渐渗入到广大沦陷区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伪当局对恢复与发展南京的高等教育表现出很大的热情。1940年4月9日伪行政院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作出了恢复中央大学的决定。该年7月9日，汪伪政府正式任命樊仲云为伪中央大学校长，钱慰宗为副校长，并随即开始招生工作。8月，伪中大正式开学。日伪当局恢复伪中大不久，江亢虎即办起一所私立南方大学，此外南京还有私立中国公学和建村农学院等高等院校。在南京各高等院校内，日语均为必修课程。现以伪中大为例以探当时高等学校中的日语教育情况。

伪中央大学的课程编制基本沿袭了原中央大学课程编制。根据学校总则规定，各院系学生所学课程分为校共同必修课、院共同必修课、系主修课和选修课。新生入学第一年，部分系别以学院为教学单位开设校、院必修课。除军训和体育外，基本国文、基本英文、基本日文、中国通史、每周星期一第一时间（早晨六点）进行精神讲话等，都属必修课程。较之于战前的中大，最大的变化就是日语取代了党义，列为校共同必修课，每周三学时，并规定中日语文互译每周一小时，或两周作文一次，由教授自定。为让学生更为了解日本，沟通中日文化，伪中大于1942年10月起增设日本文化一科，由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中村担任教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只有西方教会系统的学校没有开设日语课，但日方仍设法让这些学校的中国学生接受日语教育。1940年1月24日，两个在伪维新政府任职的日本官员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向该院临时负责人、美籍教授魏特琳交涉，询问学校“教不教日语”，并声称如果邀请他们其中任一位来教日语的话，他们将通过宪兵为该校解决所有困难。

社会教育中的日语教育

日伪不仅重视学校教育中的日语教学，还注意对社会民众进行日语熏陶，企图建立殖民化的社会教育体系，驱使我国人民“协力大东亚战争”。

社会日语教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上各种日语学校的普遍设立。1938年底，伪维新政府曾对日语教育设施状况作过一次调查，发现南京市共有6所民众日语教学机构，其中日语专修班3所、中学附设班1所、小学附设班2所，共有8名教员，445名学生。到1942年，南京市增至3所民众教育馆、22所民众学校、1所图书馆，合计64名教职员工、1739名学生，平均每月受教人数高达193444名。

在众多日语专修学校中，有一所由“中华留日同学会”开设。该校于1940年秋在建康路会所开办，以“中华留日同学会”监事王修（原伪维新政府教育部次长）为校长，伪教育部司长赵汝衍为教务长，分高、中、低三级，共收学生160余人。为吸引学生前来学习，学校允诺给学生优厚待遇：学费、书费全免，并且将毕业前三名报送日本留学。除日常日语学习外，日语专修学校还鼓励学生参加日语演讲比赛等各类活动。

社会日语教育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各类日语活动的开办。日伪时期，“中华留日同学会俱乐部”每季举办日语比赛，比赛参加者除该会主办的日语专修学校学生外，还有南京各中小学校的学生。比赛前三名可获得奖金与奖品。

总而言之，日伪当局千方百计在沦陷区各级学校及社会上广泛、长期地实施日语教育，就是基于“日语的普及乃是日本精神和文化发扬以及日本国策实施的根基”这样的目的，企图让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逐步淡化甚至消融中华民族的语言与思维习惯，接受日本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在心理上逐渐日本化，成为日本的“皇民”与“顺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也宣告了包括日语教育在内的日伪奴化教育的崩溃与终结。国民政府随即收回日本帝国主义战时在华攫取的教育权及其设施，并逐步清除了收复区内残存的奴教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