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文

1978年9月8日，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党委毅然决定，在当时中央文件还不许可的情况下，在全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率领3.6万农民破体制、分田地、搞改革，开了当代中国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先河，比现在公认的中国“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改革还早将近90天，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更是早了101天。

一

1978年暑假，我回农村担任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会计，9月8日，在参加的第一个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听了上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作的“联产承包”动员报告。

那次会议规模空前。除了每个生产队留一名非主要干部在队里组织全体社员收听大会有线广播外，其余从公社到生产队的所有干部全部集中到公社参加会议。公社原先那个低矮狭窄的会议室根本容纳不下，会场临时设在公社院内。

会议主题很集中，就四个字——“联产承包”。

作为公社党委书记的张世明在动员讲话中不时冒出惊人之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你别看那红旗招展，黑压压一片人，那不是干社会主义的，而是骗社会主义的！出勤不出心，出人不出工。你看我，我看你，实际是在哄自己！到了年底，大家都往粮管所里挤——排队购买救济粮啊……”

张世明还说：“从人民公社成立开始，已经骗了20年。我们不能再这样骗下去啦！只有实行‘联产承包，才能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

张世明讲到激动时，那张作为主席台的大桌子被他拍得噼噼啪啪响。参会人员对会议内容感到震惊，但大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过瘾。

日过中天，张世明的报告终于结束。

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会场外面，没等灰尘散尽，便有两人下车，朝会场走来。等能看到主席台时，其中一人冲已经站起身的张世明打“快过来”手势。三人相向走近后，同来的另外一个人不停地用右手食指做往地上点的动作，明显是在责备张世明。见会场有人起身准备离去，那个人急匆匆走上大会主席台，用很高的声音招呼：“大家慢走一步！刚才公社党委的动员报告不符合当前中央政策；‘联产承包的事，上面没有文件，不能干；任何人都不要犯这种政治路线错误……”

发话者是当时中共泗洪县委的主要负责人。

由于当天会议通过“户户通”有线广播全程“实况转播”，会场外的人也知道会场内情况。有人议论：“这才真叫‘对台戏：一个说要干，一个说不能干。还真没见过共产党的会这么开的。”因为针锋相对，会场内大家手捂胸口，等待“收场”。

“这样吧，天也不早了，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其他同志回去吧，大队书记留下来，下午开个小会。”

当天下午大队书记小会的内容很快就被好事者“探听”出来——张世明对大队书记们说：“搞‘联产承包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好日子，我认为政治方向没问题……要下定决心搞下去！”张世明最后摊牌：“作为公社党委书记，我叫你们干，你们就得干。如果干错了，坐牢由我张世明去坐，与你们不相干。如果哪个不干，我们党委就拿哪个问责……回去就干！明天就干！今晚能开会向老百姓作动员，更好！”

县里知道后，马上责令张世明在与9月8日“联产承包”动员会同等规模的大会上作公开检讨。但检讨之后，张世明仍然把大队书记都留下来开小会。

在小会上，张世明手拧络腮，浓眉扬起，神情凝重，语气坚定地对大队书记们说：“我检讨归我检讨，‘联产承包还要继续搞。不能因为怕丢乌纱帽，就放弃我们的正确选择；不能因为怕坐牢，就不管老百姓死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啊！”

县里责令张世明作第二次公开检讨，并派人监督张世明检讨。

第二次检讨会不在上塘公社院内举行，而在离上塘公社所在地最近的向阳大队小学露天篮球场上举行。上塘公社三级干部都在现场听张世明检讨，还有向阳大队包括与向阳大队接壤的安徽泗县许多社员也都特地跑来，围在会场外面看热闹。

第二次公开检讨会结束前，张世明依然要求大队书记留下来开小会。在当天下午的大队书记会议上，张世明拍着桌子说：“我们不就是为了让上塘老百姓能有吃有穿有钱花嘛？！究竟能错到哪里去？现在怎么办？还是要继续干。哪个不干，我就要撤你的职！”

“联产承包”的烈火在泗洪海拔最高的的西南岗，在西南岗最高的上塘，以前所未有的“燎原”之势熊熊燃烧。

上塘已经成为周边观望的热点、议论的焦点、“偷看”的亮点。很多人到上塘“看热闹”、“看门道”、“看技巧”。整个泗洪地区被上塘“联产承包”影响着，触动着，激荡着。

对张世明和上塘公社到底怎么办？县里专门开会研究。但出乎意料，长期在上塘公社所在泗洪县西南片工作的一位领导把在上塘看到、听到、想到的如实道来：“上塘的做法，确实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拼命干活，就连走路，腿上都有劲了……”县委主要领导打住他的话题，责怪说：“你是不是被上塘人同化了？”

次日，县委几位领导全部到上塘私访。

不访则矣，一访，大家都不同程度被上塘人“同化”。他们感慨：看来“联产承包”真管用！

二

县委有所松劲，但当时还管着泗洪县的淮阴地委不让。

日前在接受我专访时，张世明回忆说：“地委主要领导和各个系统、各个部门三天两头派人到上塘，走大队，进小队，串农户。其中地委主要领导多次亲临上塘公社，把搞不搞‘联产承包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和‘坚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对上塘公社党委班子成员，特别是我本人，批评来指责去。”

张世明被批评急了，“回应”说：“让老百姓穿裤露屁股，干活饿肚子，住房不遮风，那就叫走社会主义道路？”

《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突然给了上塘人当头一棒。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长篇来信。《人民日报》在为这封来信所加的按语中说：“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篇报道坚定了淮阴地委工作队在上塘纠偏的信心和决心。

而上塘农民用他们最传统、最朴实的方式反抗淮阴地委工作队。走路遇到淮阴地委工作队成员，他们就远远地躲着走，绕道走。偶尔从身边走过，上塘人会回头冲淮阴地委工作队成员吐唾沫，擤鼻涕。

改革路途很艰难，天变只在一时间。

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文章批评3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张浩的长篇来信和编者按的看法，尖锐指出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还指出：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人民日报》在为这封信所加的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后来得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一文是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亲自安排组织完成的，万里还用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说：“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安徽人敢干，上塘人也不甘落后。对工作队的“指示”，上塘人“左耳听右耳扔”；对工作队的批评，上塘人“拒不接受”。可令上塘人着急的是，又痛苦地等了半年，直到1979年秋天才盼来的结果仍对上塘人不利。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虽然指出在农村夸大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承认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但仍不允许“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由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在1980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质是倒退。

而此时的上塘公社，像1978年秋天一样，还是超前走在了中央文件精神的前面，绝大部分生产队早已经推行“包产到户”，甚至有不少生产队或劳作组已经“包干到户”。上塘人欲哭无泪：难道真的要我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再回到“大集体”，再去过吃不饱、穿不暖的穷日子？

三

“水来，山挡不住。”得民心的事，谁都挡不住。

县委工作队被上塘人“同化”了，地委工作队也很快被“同化”，他们不得不承认：“联产承包”确实调动了上塘公社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不久戏剧性一幕在上塘出现，淮阴地委驻上塘工作队突然消失。

据荀德麟著《淮安史略》记述：“泗洪县上塘公社党委在群众的要求下，从1978年起在全省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的计酬责任制……上塘为淮阴专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经验。1980年1月，中共淮阴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决定》，介绍上塘经验，布置县、公社进行联产责任制试点工作。同年10月，地委根据中央75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颁布《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到1981年8月，已落实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9.4%。11月，新华社报道：淮阴地区推行联产责任制，农业获得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达40亿公斤。本区人民从此解决了温饱问题。”

“树欲静而风不止”，上塘以公社改革刚刚得到泗洪县委和淮阴地委默许，又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1980年3月中旬，淮阴行署经营管理组几个人到上塘作了所谓调研后，向省里打了《泗洪县部分社队出现包产到户、分队、分田单干》的报告，给上塘“大包干”编出四条“严重”后果：一是造成思想混乱；二是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三是削弱了集体经济；四是影响了春耕备种，希望引起高度重视。结果引起了江苏省委的注意。

当时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许家屯——作者注）发狠说：“我就不相信那个上塘‘张大胡子的‘胡子真的拔不尽！你们先拔。拔不尽的话，我亲自去拔！”

淮阴地委和泗洪县委只好“响应”，把已经撤退的工作组、纠偏队重新组合起来，再度派驻上塘，配合省委工作队开展工作。

事实上，从1978年秋开始，工作组、纠偏队反复进出上塘已经多次。张世明说：“1980年秋天，‘联产承包在上塘大见成效。但省委向地委、地委向县委几乎一天一次电令，核心内容就八个字——紧急收回，立刻纠偏。县委常委一班人带领56位县有关部门的领导，抽调近百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浩浩荡荡开进上塘。上塘20个大队中最小的大队，进驻的‘纠偏队员也不少于3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塘也没来过这么大阵容的工作队。

张世明回忆说：“江苏省农委一位领导，到泗洪一下车就说：‘我这次到泗洪，是要把你们县搞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现在议论纷纷的一些问题从界限上搞清楚。像上塘这样大面积搞包产，性质就变了，这关系到所有制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你们讨论讨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不要连马列主义老祖宗都忘了。他还说：‘我看你们这里出现‘包产到户，地委是有责任的。经济作物全面联产计酬，不就是地委农先会（指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后同——作者注）上提出来的吗？！”

上塘人心中疑惑不解：为了让咱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钱花，究竟能错到哪里去？一位女社员在“高干”们面前毫无畏惧地说：“你们不要瞎摆弄！让我们这样搞上几年，有了饱饭吃，有了衣裳穿，再听你们的。”

当时作为生产队会计和劳作组长的我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纠偏会，整改会，经常有会”；下联是“大批评，小批评，到处乱评”；横批“枉费心机”。

就在省委调查组准备以更严厉的措施整治上塘时，上塘的做法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

然而，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还是弄不明白：上塘到底有没有问题？究竟会不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他亲自带领一帮人马，直接到上塘谷墩大队召开干群座谈会。

座谈会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没人顺着省领导思路发言。一位老农被憋火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大官，说话值钱。把土地分到户下耕种，我们老少有了饭吃，有了衣穿，盖上了新瓦房，还买了‘三转一响。你们千万不能让俺们不干！俺们已经坐到粮囤上了，不能再叫俺们下来了。求你们发句话还不成吗？”

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不甘罢休，决定回到上塘公社党委所在地，重新召开更大范围的座谈会，看到底能不能暴露出问题来。情急之下，他直接向农民发难：“你们这样干，就不怕资本主义复辟吗？！”立新大队副大队长李绍正猛地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怕资本主义复辟！有共产党领导，权把子攥在共产党手里，难道共产党还能让资本主义复辟吗？！”

四

上塘“联产承包”遭受阻挠，不仅表现在工作队、纠偏队接连出现，座谈会、训话会喋喋不休，更表现在省、地两级对上塘改革的舆论封锁上。从1978到1981年春3年多时间里，在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上没有一篇关于上塘“联产承包”的专门报道。

日前接受我采访时，《新华日报》一位资深老记者感慨万千：“那里是江苏‘第一包。为解决千百万农民的生存问题，解决农村改革的路线问题，为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发展提供物力和人力资源开了好头。上塘人民和乡村干部为之奋斗所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大大超过了华西村。”

1979年农历的最后一天，一名男子悄悄来到上塘。当晚家家户户都在吃年夜饭，这名男子却到处转悠，走东家，串西家。

上塘人警觉起来：这人是不是准备年也不让我们过安稳？当时市场没有放开，上塘仅有的一家饭店已经放年假，供销社也关门过年。本来非常好客的上塘老百姓以为他是纠偏队员，不请他吃饭，这位不速之客整整饿了一晚上。后来人们才晓得，这位客人是《新华日报》驻淮阴记者站记者刘峥。

之前，刘峥向上报“上塘改革”的选题都被枪毙了，他到上塘采访的请求也未获许可，因此他选择年假机会采访上塘。这次采访收获很大，刘峥写了几篇报道，但所有这些报道都没让发表。其中一篇“供领导同志参阅”的内参已经打出小样，报社具体负责人已签字发排，但终审还是被领导撤换下来。刘峥想出了“曲线报道”的策略。他报道上塘，只字不提“包产到户”，只说“包产到户”的效果。他拐着弯报道上塘“包产到户”效果的《九个新郎话新春》、《泗洪县扩大花生种植面积》、《“摇钱树”与“聚宝盆”》等文，分别在1980年2月10日、5月1日和10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

28年后，刘峥非常动情地说，虽然那些报道都未提到“包产到户”，但能在遭到干扰和压制最紧张的时候给予上塘人民一点支持，自己对此感到无比欣慰。

省里如此，地区更是如此，连内部交流上塘先进经验都被禁止。1980年1月，淮阴地区召开农先会，上塘公社立新大队作为一年巨变的典型受到表彰。但会前泗洪县委办把立新大队先进经验材料送到淮阴农先会筹备组时，有人表态：上塘收的粮食再多，都不宣传，已经打印好的立新大队先进经验材料不给装进材料袋。对立新这个先进典型，绝大多数与会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新华社江苏分社的记者采访上塘时，也遭遇了当时对上塘“大包干”舆论封锁的“警告”。日前，我专访了当年在新华社江苏分社工作的周昭先。周老说他清楚地记得，1981年一开春，听说在分社采编室工作的他和农村新闻采访组的王孔诚要去上塘采访，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就打来电话“警告”：“你们不要去采访那个上塘。那里的做法有方向性问题……”

事实上，周昭先和王孔诚早已关注上塘“联产承包”，1980年就到当地作过秘密采访，并且完成了近7000字揭示上塘改革遇阻内幕的长篇报道。此稿发到北京后，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眼睛一亮，心头一热，拍案定夺：发《内参》！

这是一份题为《江苏泗洪县访“穷”见闻》的机密文件，发中共中央、国务院，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在全国各地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传阅。

周昭先和王孔诚根本没拿“警告”当回事，照样到上塘作了将近半个月的深入采访。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以少有的通栏标题形式，发表周昭先和王孔诚采写的《春到上塘》长篇通讯，充分肯定上塘的改革决策与成就，也毫不客气地公开批评：“上塘公社农民在按照三中全会路线前进的路途上，曾经遇到了很大阻力，从省到县的各级领导中不支持者有之，横加指责者有之。”

五

上塘以公社为单位推行“联产承包”制改革，步步都比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提前，不仅调动了上塘3.6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提前给当地农民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

在“联产承包”促动下，上塘公社原先101905亩耕地得到了高效利用，原先几十年无人耕种的抛荒地也被农民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1979年度上塘公社农业生产汇报表显示，粮田扩大到119045亩，收粮1200万公斤，比1978年800万公斤增长50％，增长幅度居全县第一。

“联产承包”后的第一年，这里的农民告别了解放以来一直要国家发放救济粮、救济棉、救济布、救济衣、救济煤、救济款的历史。经济生活上翻了身，上塘的男女老少欣喜若狂，有人编了顺口溜：“家家户户粮满仓，社员个个换新装；腰里票子哗哗响，明年就盖大瓦房。”“联产如联心，谁联谁操心，谁联谁出勤，早联早翻身。”

1980年，由于从1979年开始由“包产到组”发展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社员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尽管遇到了历史罕见的百日连绵阴雨恶劣天气，但上塘粮食仍然夺得大丰收。最早搞“联产承包”的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1979年产粮76500公斤，1980年产粮超5000公斤的有3户，一般农户都在1500－2500公斤。

我老家所在的响桥大队第六生产队第二劳作组人均口粮突破800公斤大关，是“联产承包”前1978年的18倍，出现了受到县政府表彰的刘凤龙等轰动全县的“种粮大户”。刘凤龙家现在还用着当年县里奖售的蜜蜂牌缝纫机和永久牌自行车。

上塘农民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家里能有“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当时泗洪县给种粮大户的奖励，就是发给自行车和缝纫机等紧俏商品销售计划票，被奖励者凭票到商店购买实物，能买到的人都感到非常光荣。

从1980年春节开始，上塘农民自己创作出许多不拘泥于对仗的春联，有“包产到户富了困难户，联产计酬发了老实头”，也有“联产责任好，粮食吃不了”。这是上塘农民在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丰收后的喜悦之情。

丰收喜人，丰收也“恼人”。

到1981年，上塘公社在粮食总产跃过1437.98万公斤大关的同时，花生总产更是高达538.845万公斤，比1949年到1978年29年当地花生产量总和还多。实行“联产承包”之前，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完成不了；实行“联产承包”之后，上塘各个生产队卖粮指标都远远不够用。上塘农民普遍为卖粮难和卖花生难发愁。

1981年11月1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由于篇幅太长，从头版“下转”至第二版——作者注）刊登了记者刘峥、王柏森采写的超长篇新闻特写《喜人的烦恼——花生丰收时节访上塘》。特写描述：“我们到来的时候，正是花生收购的高潮。只见清晨薄雾之中，装满花生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宛如一道欢跳的激流向上塘粮管所汇去。随着这车流人流，我们分享着上塘人民由丰收带来的喜悦和烦恼……好不容易挤进粮管所大门，扑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小山般的露天囤子，一数有三十六七个，全是装的花生。囤子间的空地上分散着设了六个收购点，每个点一杆磅秤，负责收购一个大队的花生。八点多钟辰光，六杆磅秤都已被大车围住，少的也有百十辆，大门外面还在不断往里涌，整个粮管所顿时显得拥挤不堪了……‘仓库怎么造得这么小呢？我们不由得埋怨当初建造仓库的人缺乏远见了。‘小？它的库容在全县占第二位呢！公社分管财贸工作的副书记老胡和粮管所的夏德兴同志告诉我们：上塘粮库是1977年建造的。当时很多人都嫌太大了……确实，按当时水平，把全公社的粮食都收上来一两不吃，也不够仓库存的。可是今年，就是一两粮食不收，全部用来装花生也不够装的……”

1982年初再次到县里参加1981年度总结表彰大会的刘凤龙回忆说：“刚到会场就接到通知，说是县粮食部门找我们商量事情。”

原来是新华社等传媒记者就上塘农民为卖花生难、卖粮难发愁的事写了内参，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亲自就此作了重要批示。泗洪县把这事当作特事办，决定给上塘农民增加粮食和花生出售指标。

上塘“联产承包”的口号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

可以这样说，1978年以前，国家用救济粮、救济棉、救济布、救济煤、救济款养活上塘老百姓；实行“联产承包”后，上塘老百姓极大地支援了国家。1980年，在遭受严重涝灾情况下，上塘还向国家出售余粮140万公斤、花生160万公斤，另外还获得国家奖励售粮指标80万公斤。别说在苏北，就是在整个江苏省都很冒尖。

可以说，“联产承包”不是削弱了集体而是壮大了集体实力。老百姓富起来，意味着集体也富起来；农民户下收入总和，等于集体收入。“联产承包”后农户收入成倍递增，等于是集体经济成倍递增。

更为关键的是，富裕起来的上塘人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1981年后，上塘“联产承包”后的喜人景象被记者们以文字和图片等形式通过省和中央媒体报道出来，广播里也不断传来关于上塘改革后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录音、特写、连续报道。上塘由被压制的“苦孩子”突变为省内外参观学习的“好样板”。

现已退休的张世明说：“那时候接待任务太重了，一天都会有10多个参观学习团到上塘来。我当时感觉接待参观比我搞‘联产承包还累人。”

上塘改革步步领先，成为当代中国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公开、全面推行“联产承包”的好样板。这是上塘对党和国家的最大贡献，也是上塘最值得称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