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军

伞兵是以伞降、机降方式投入敌后作战的兵种，又称空降兵，是20世纪30年代随着现代航空工业高度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新型兵种。伞兵在作战中被独立使用始于二战初期，当时德军在欧洲战场上首次成功使用伞兵，震动了世界。各大国纷纷开始组建自己的伞兵部队，到二战结束时，只有不到10个国家建成并形成战力，中国即是其中之一。

中国伞兵第一团的诞生

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在腊戍撤退中，遭到日军一支伞兵小分队的袭击，使时任军长的杜聿明对伞兵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切体验，决心建立一支中国的伞兵部队。

杜聿明回国后，升任第五集团军司令，受命重新组建第五军。杜利用这一机会，经报军委会批准，于1944年1月在云南昆明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伞兵部队——伞兵第一团，为保密起见对外一律以代号“鸿翔部队”称之。伞兵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但人事、补给、训练均由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督导，杜聿明因此被称为“中国伞兵之父”。

伞兵第一团的军官和骨干主要从第五集团军所属各部队抽调，士兵则从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知识青年中招募。团长为原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谋处主任李汉萍。伞兵团下设3个营，共计1000余人。由于刚刚组建，缺乏必要的装备与训练器材，因此伞兵除接受一般步兵的基本战斗训练之外，只能着重于加强体能。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马约翰教授，就曾受聘担任该团体育训练的指导。

1945年初，杜聿明向当时驻昆明的美军参谋长麦克鲁少将提出建议，要求美军帮助训练现有的中国伞兵部队，作为交换条件，伞兵部队可以由美军指挥。不久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批准了杜聿明和麦克鲁的报告。同年3月，美军派出以柯克斯中校为首的300余人的伞兵训练顾问团进驻伞兵第一团，随后，用于伞兵训练和作战的大批保障器材和武器装备也经由印度运至昆明伞兵团驻地。

扩编为陆军突击总队

美军顾问团进驻后，伞兵团即进行了整编。根据美军驻华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建议，伞兵团于1945年4月8日更名为“陆军突击总队”，隶属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初由李汉萍担任司令，1945年8月李离任后由马师恭少将继任。总队的各项日常工作均由美军顾问团负责，从总队部到战斗组各级均有美军顾问负责训练和管理，因此总队没有设立专门的司令部机关，但有独立的通信、供给、保障系统。组建后的“陆军突击总队”共编有20个能够独立担负空降作战任务的伞兵队，每个伞兵队160人；另辖3个步兵分队、1个重机枪分队、1个迫击炮分队和1个工兵分队。

鉴于刚成立的“陆军突击总队”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跳伞训练，从1945年6月起美军顾问团即着手组建伞兵学校，学员为总队全体官兵，由柯克斯中校任校长，负责组织伞兵进行跳伞训练。伞兵学校在昆明东南郊的宜良设立跳伞动作地面训练场，在位于昆明北郊的四马村设立跳伞场。总队的飞机保障则由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负责，提供C-46、C-47型军用飞机用于跳伞训练，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总队共进行了4000余次跳伞训练。到1945年7月，第一至第四伞兵队及总队部的1000余人先后完成了跳伞训练课目，使得这支年轻的伞兵部队初步具有了参加实战的能力。

抗战中的三次战斗

抗战末期，中国伞兵部队曾奉命对日军发起过三次空降作战。

第一次是在广东开平地区。担任此次作战的是伞兵第一队近200人，主要作战任务是袭扰日军交通运输线，破坏其从海南岛北撤广州的作战行动。1945年7月12日凌晨3时许，伞兵第一队队员由驻地乘车至昆明呈贡机场登机，上午8时运载队员的19架C-46型军用运输机飞抵广东省开平县西北30公里的苍城镇上空，在先前潜入的谍报人员引导下实施空降，随后伞兵队迅速进驻苍南镇隐蔽，待机歼敌。驻扎在开平县城的日军在获悉中国伞兵空降后，立即出动千余人对其进行围剿，伞兵队被迫于当晚21时转移。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伞兵队转战数百公里，由开平到新兴而后转移到罗定进行休整。8月初，伞兵队主动出击，对日军位于西江上的重要渡口——南江口进行了偷袭，破坏了渡口设备。这次偷袭干扰了日军在西江的水上运输，在日占区内造成了混乱。后日军派兵增援，伞兵队遂撤出战斗，于当天返回罗定。伞兵队在战斗中共歼敌数十人，自己也伤亡十余人。日军对中国伞兵队的行动大为光火，随后增派大批部队对其实施围剿，伞兵队则采取游击战术隐蔽歼敌，不时袭扰日军，有效牵制了日军兵力，打乱了日军在开平地区的兵力部署。这支伞兵队在日军投降后奉命开赴广州，成为中国军队接收广州的先头部队。

第二次是在广西丹竹地区。担任此次作战任务的是伞兵第八、九、十队，共计500余人。1945年7月18日，伞兵队首先由昆明空运到柳州，再由柳州飞抵丹竹机场。使用美第十四航空队的C－47型运输机，由昆明出发后分别投入桂平、平南方向参与作战行动，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夺取了日军位于广西的重要物资转运地——丹竹机场，并袭击了日军其他物资补给基地，对日军的西江水运造成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军队控制下的丹竹机场成为中国空军重要的前进基地，保障了后续部队的使用。此后日军曾调动大批兵力组织反扑，一度重新占领了丹竹机场。8月4日伞兵部队在友军配合下，经过长时间激战最终夺回了丹竹机场。日本投降后该伞兵部队奉命迅速进驻广州，与先期到达的伞兵第一队共同担负起对广州地区各重要军事目标的保卫工作。

第三次是在湖南衡阳地区。承担此次作战任务的是伞兵第二、三、四队各一部，共计180余人。1945年7月27日凌晨1时许，参战队员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上午9时抵达湖南衡阳西北30余公里的洪罗庙上空并实施空降，着陆后在当地武装的接应下迅速隐蔽，伺机歼敌。8月初，由伞兵队派出的一个分队在衡阳至邵阳的公路上伏击了日军车队，共击毁日军军车3辆，毙敌6人。8月中旬，日军台元寺据点出现大批日军频繁活动，有歼灭伞兵部队的企图。在察觉日军作战意图后，伞兵队在当地武装支持下主动出击，进行偷袭。台元寺为衡阳以北2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伞兵队深夜出发，经4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抵达台元寺外围，于5时30分发起攻击，同时参加作战的还有地方武装数百人。伞兵攻入据点后，部分日军收缩在一个小高地上，相持数小时。经过近4个小时的激战后，伞兵队以亡6人、伤10人的微小代价，全歼台元寺日本守军一个中队及骑兵一部。战斗结束后，位于昆明的总队部又向伞兵队空投了装备、弹药等补给物资。伞兵队经短暂休整即奉命开赴长沙接受日军投降。

中国伞兵的三次空降作战虽然规模不是很大，参战时间也仅仅一个多月，但是伞兵机动灵活的作战特点在战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伞兵部队的作战行动破坏了日军的作战部署，配合了地面部队的战略反攻。伞兵的三次实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作战目的，完善了适合中国军队的空降作战理论，在实战中检验了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