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良

鲁迅的文字直接指向现实社会，直接涉及政治利害，直接对准统治集团和权威人物，他的这种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硬骨头精神，这种为战胜黑暗而奋不顾身的精神，集中体现着社会的良知，代表着社会的正义，这是鲁迅先生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最显在的体现。

一九二六年段祺瑞政府疯狂的镇压爱国群众，制造了举世惊问得“三·一八”惨案，当时鲁迅正在写一组小杂感，消息传来，鲁迅怒不可遏，笔锋陡转，写下了无论在内容还是格调上与写成的三节文字完全不同的六节文字，他痛斥反动派，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这是鲁迅对残杀学生当局的愤怒声讨，并明确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来偿还，拖欠的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这是鲁迅，也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对暴虐统治着的正义的宣判和英勇的宣战！在文章的结尾，还特意加上一笔“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两个星期以后，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两次愤怒的斥责了北洋军阀及其走狗，他这样写道“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未料，也不相信竟会恶劣凶残到这地步。”“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个尽头！”这些文字，是鲁迅直面淋漓的鲜血的记录，，是鲁迅笔下历史的记录，也是鲁迅心灵史的纪录，而我们不要忘记，鲁迅严厉抨击的当局仍是随意动刀动枪的军阀政府。

虽然目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批判者，这一点是学术界普遍承认的，而且他的批判对象仍是社会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可称得上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总是发出与当时体制相反的声音，鲁迅以猫头鹰自比，时刻擦亮眼睛，洞穿黑夜，揭露黑夜，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鲁迅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一九二五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你的反抗，是为希望光明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是。”鲁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但敢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政府，而且敢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

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不仅采用了不抵抗政策，而且还另枪杀请愿的群众，还发表通电大肆诬蔑并叫嚷着什么“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鲁迅立即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在文中发出“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而连用三个“我们不惊诧”和三个“国民党倒愈像一个国”，不仅将“友邦人士”和国民党政府的罪恶一一揭示出来，而且将二者放在一起衡量：国民党看友邦的脸色，秉承友邦的旨意。“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用来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不仅绰绰有余而且可以做到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蒋介石却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文章为卖国反共政策辩护，鲁迅立即写下了《文章与题目》一文言辞尖锐而激烈：“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做出新花样，那就是人觉得不是人话。”像“不是人话”这样的评语在文中就有两次，矛头直指蒋介石，鲁迅当然知道，在屠刀下发表这样的文章，自己当然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却不能不站出来说话，正像他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正是鲁迅勇者的气魄，人格的力量，同时也昭示着后起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思想和人格精神与社会保持息息相关的联系，勇敢地完成应该肩负的社会使命。

（作者单位：河北唐海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