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谁是我们的主人？谁是我们的仆人？作为社会个体、作为职务中人，该如何进行身份认同？这都是问题。

这是一个很让人感慨的故事——其实不算故事，只能算“细节”，它发生在美国，对求解上述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埃米莉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管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作为林登·约翰逊政府经济顾问的加尔布雷斯，那天因为很疲倦要睡会儿，他吩咐埃米莉挡回所有电话。

不久，电话铃响了，是林登·约翰逊总统自己从白宫打来找加尔布雷斯的。

电话被埃米莉挡了回去：“他正在睡觉，总统先生。他说过不要打扰他。”

林登·约翰逊说：“那就请你把他叫醒。我有事要和他谈。”

埃米莉没有通融：“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不是为您干事的。”

后来加尔布雷斯给总统回电话，林登·约翰逊还挺高兴：“告诉那位女管家，我想让她来白宫工作。”

加尔布雷斯回忆这一幕时，心境必定是温暖的。温暖让生活绚丽，让人生美好。在这里，加尔布雷斯是埃米莉的主人，而埃米莉则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主人；换言之，埃米莉是加尔布雷斯的仆人，而总统是埃米莉这些公民的仆人。当然，这里所谓“主人”、“仆人”，都是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表述，不存在褒义贬义之别；也就是说，无论是埃米莉，还是加尔布雷斯，还是林登·约翰逊，大家都是平等的。正因为这种骨子里的平等意识或无意识，使埃米莉脱口而出：“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不是为您干事的。”

向普通美国公民埃米莉致敬。是公民环境的长期熏陶，使普普通通的女管家埃米莉以自然的、平等的眼光看待众人，包括总统。总统对她来说无非是“仆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仆”，因为总统是老百姓雇佣来为大众服务的，百姓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钞票和投出的选票。美国总统权力够大的了，但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地位”。对于埃米莉来说，她决不会将自己的行为纳入权力的逻辑结构当中，因为总统的权力无论多大，无非都是“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的。

向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致谢。这位在1963年接替遇刺身亡的肯尼迪而任职的美国第36任总统，尽管内政外交多有褒贬，但他能高兴地说出“我想让女管家来白宫工作”，而不是用鼻孔看人，这为一个平等的公民社会增添了一丝绚丽的色彩，应该感谢他。

我的文章说到这里，其实对“忠于主人还是忠于权力”的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下面回到“现实生活”：辽宁西丰“进京抓记者”的事，已经甚嚣尘上；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鼓捣重大的政绩工程——号称全国最大“土特产航母”的“大市场”，“无偿”拆迁了女商人赵俊萍的加油站；女商人未获拆迁补偿，于是叫板“县太爷”，从而发生了所谓“西丰诗案”，结果身陷囹圄；京城《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为此采写了《一场官商较量》，西丰“一把手”就让手下若干人马进京拘传女记者，罪名是“涉嫌诽谤”。1月17日《南方周末》刊发了对西丰“大市场案”进行再调查的报道，那“西丰拆迁”大抵是“嘉禾拆迁”的翻版。嘉禾拆迁的名言是“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原来西丰拆迁也是如此这般。在整个事件中，县委书记始终是权力无边的“主人”，商人赵俊萍也好，记者朱文娜也罢，在他眼里都是“仆人”，而且是可“奴役”的仆人，想让你入狱就巴望着让你入狱。

权力仆人要忠于授权主人，这本来不是个问题，现实却让它变成了一个问题。对于公务人员来说，百姓是主人，别忘了公务就是为公众服务的，你是服务者；对于百姓来说，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公务人员是我们的公共仆人，这些公仆是我们花钱请来为我们服务的。这是大逻辑大前提。如果这样的逻辑前提被颠倒了，包括商人、记者在内的百姓，恐怕是不会有平安、安全的日子好过的，所以，公民社会必须坚定地将其矫正过来、颠倒回来。

在现有的“权力矫正”系统中，只追问权力中人“抓人”是没有多大效果的，人家来个“道歉”就完事了；如今追问“政绩开发”中的荒诞行为，是深入了一步，但这也无法扳倒“权力冲动”，因为人家的理由是“拆迁是为了造福一方”；所以，就得追问“一把手”们隐藏得很深的腐败问题，这才可能让其滚下台来。“不查出腐败就不会下台”，这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大问题，进入真正的公民社会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选自《中国保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