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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失利、遍谒权贵也屡遭碰壁之后，对朝局一知半解的康有为孤注一掷，直接上书皇帝，结果并未引起统治高层的注意。在京师屡遭挫折的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不想受到众弟子的追捧。在培植党徒的同时，从圣人到教父的康有为的学术方向也发生着巨大的转折，谁知却又卷进学术剽窃的风波之中，其康门教义也成为拾人余唾的伪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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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伪造公车上书到夺权《时务报》

1、伪公车上书

1895年三月，正值甲午战败，康有为偕弟子再度入京参加会试。此次入京后，康有为人生中的两件极重大之事发生了：一是他终于科举得中；二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车(即举人)上书”。尤其是后者，被后来许多严肃的近代史著作乃至教科书贴上了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等煌煌标签。

对于公车上书的这一统一性描述，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己撰写的《我史》。其记述如下：

“……朝廷命大学士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知道了消息，马上令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粤、楚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有80余人，湖南则全省参与。我和卓如又分托朝士进行鼓动，各省举人都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了都察院……我当时认为士气可用，于是召集18个省的举人在松筠庵开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的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和变法三大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