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整理/本刊记者王旭晨图／乔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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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澎，原名龚维航，安徽合肥人。1914年出生于日本横滨；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

她是一个身材高挑，美貌绝伦的女人，人们形容她就像是“从画中走出来一样”；

她聪明、博学、坚韧、勇敢，在大学读书期间，被同学们誉为“花木兰”；

她真诚、正直、敏锐、幽默，在曾经的国统区，她是言论自由的象征；

她是新中国外交部的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恩来曾称赞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她就是龚澎，一代杰出外交家,一个共和国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女人。

提起龚澎，或许没有几个人知道。可说到乔冠华，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清华才子，新中国第四任外交部部长。而龚澎正是他的夫人，是和他共同工作、生活长达28年之久的亲密爱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记述乔外长叱咤中国外交风云的纷繁文字中，关注和记录龚澎的文章显得颇为单薄。

前不久，一本新书《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问世了。这本书的作者正是龚澎的女儿乔松都。“妈妈在天上看着，我就是卖出一本书，也尽了孝心。”为了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乔松都花费了八年的心血将书写成。在书中她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回顾了自己的母亲，将一个美丽、智慧、才华横溢的龚澎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父亲是人生一辈子的桅杆

父亲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和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操对龚澎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龚澎是安徽合肥人，她的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出身于安徽的名门望族。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兴旺的家族已衰落。年轻时的龚镇洲，为了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带着身上仅有的一元钱，不远千里，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定。在学校里他主修炮兵，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龚镇洲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后来他被任命为陆军第35旅旅长，统率江淮5000子弟，转战在长江流域。一时间，“铁血大将军”的美名传遍江淮大地。1913年“二次革命”，安徽都督柏文蔚武力讨袁，出任讨袁军部司令。龚镇洲闻讯响应，发布《讨袁檄文》痛陈袁世凯十大罪状，“愿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龚镇洲遭到了袁世凯的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

1914年10月10日，在日本最大的海港横滨，龚澎出生了。因为出生的当天就是中国的国庆节，父母给她取名“庆生”，后来名字被改为“维航”，而这个名字一直陪伴她走完大学旅程。

当时，在母亲的怀抱里，襁褓里的龚澎度过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的龚镇洲常常在日本与南洋诸岛之间奔波。为了给蔡锷的护国军筹款，他多次到南洋一带的华侨中募捐。后来袁世凯倒台，在外漂泊的龚镇洲才得以返回祖国，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全家便在广州住了下来。

龚澎是龚镇洲的二女儿，聪明伶俐的她深得父亲的喜爱。在广州这个美丽迷人的城市，龚镇洲时刻想着要对自己的女儿进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他常常把自己20多年来的革命经历讲给女儿听。年幼的龚澎对那些似乎永远都说不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十分痴迷。父亲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和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操对龚澎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后来，龚镇洲退出军界，寓居上海，一家人过着和睦而清贫的日子。即使在困苦的日子里，龚镇洲也始终不忘子女的学业，1928年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杰出外交家章汉夫夫人）同时到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

学生时代的“花木兰”

“谁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是一所圣会公办的教会中学，坐落在旧上海梵皇都杰司斐尔路底。学生时代的龚澎脾气性格像个男孩子一样，她衣着朴素，从不打扮，读书是她唯一的爱好。龚澎读起书来简直如痴如醉，往往错过吃饭时间，怜惜女儿的父亲每周都送给她一桶马宝山饼干。她常常是一边看书，一边吃饼干。为此，同学们还送了她“饼干桶”这个雅号。

在圣玛利亚女中毕业后，1933年夏，龚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翻开了她人生中崭新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页。大学期间，龚澎阅读了许多代表各种思潮的书刊。从史沫特莱所写的介绍中国红军的书中，她知道在中国活跃着一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治力量，决意要成为革命洪流中的一员。

1935年“一二·九”游行的那一天，燕京大学出动了六个大队，在学生中拥有极高威望的龚澎是大队长之一。当行进到高粱桥时，学生游行队伍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阻拦，龚澎带头大喝一声“冲啊”，一下子突破了军警的防线，真可谓女中豪杰，她在游行中表现的坚强性格和飒爽英姿给同学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二·九”游行后，龚澎担任了学生自治会新成立的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组织开展了很多学生活动。除此之外，她和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支持他们的外籍教师斯诺家中，探讨救国图存之道。正是在斯诺老师的家中，向往真理、敢于为民族献身的龚澎第一次看到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延安：精神奕奕的革命领导人、英勇威武的红军战士，这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让龚澎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后来，龚澎还向斯诺夫妇借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她把其中的精彩段落翻译打印了下来，供燕大同学传阅，这让很多学生都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他卓越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思想政治宣传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据当时与龚澎共事的资深外交家柯华先生回忆“谁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荡气回肠的革命生涯

“她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而单调乏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

1937年的夏天，龚澎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圣玛利亚女中教书，并兼任赈济工作。同年11月，上海沦陷；一个月后，南京失守，30万军民在大屠杀中丧命，祖国的命运危在旦夕。 龚澎考虑了很久：一面是年迈体弱，需要照顾的双亲；另一面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国家，哪一边都让人难舍难分。最终，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使她毅然舍弃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了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奔赴延安。临走的时候，龚澎没有告诉父母要去哪里，但是，了解女儿的老父亲早猜到了八九分，对于女儿的选择，他默许了。

1938年初，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龚澎和几个燕大的同学一起从香港转道到达了延安。很快，龚澎就适应了延安艰苦的环境和生活。

她成了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当年九月，她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非常巧的是，在从延安出发前往太行山的路途中，龚澎巧遇彭德怀，一路上两人边走边谈，爱才惜才的彭德怀把龚澎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工作。在这时期的工作中，龚澎接触了很多高层领导人，他们高尚的品质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让年轻的龚澎受益匪浅。在华北工作的两年中，她和游击队员、农村基层干部一起工作生活，她把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反对男子欺压妇女的暴行，和他们同甘共苦，身上也长满了虱子。

在华北工作的日子里，龚澎遇到了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爱人——刘文华。刘文华是彭德怀的秘书，他曾在德国留学八年，才华横溢，绝顶聪明。1940年8月，在彭德怀的促成下，两人在太行山抗日前线的一个小山村里结了婚。没有婚礼、没有喜宴，龚澎和刘文华找到一棵小杨树，在树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和结婚的日子，期望他们坚贞的爱情能像那棵小杨树一样茁壮成长。然而，蜜月未满，这对新婚燕尔的恩爱夫妻就面临了分别。因为工作需要，龚澎将从太行山前往重庆南方局。

分别之后，刘文华按照事先的约定，每十天给龚澎写封信。魂牵梦绕，相思密密寄，想到自己远在巴山蜀水的妻子，刘文华鼓励她“只要是祖国需要的地方，就毫无牵挂地去”。在丈夫的支持下，龚澎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重庆，龚澎曾担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同时，她还是周恩来的秘书和英语译员，也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站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

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对龚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娓娓叙述道：她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而单调乏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摆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暴行——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公民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显得纯粹地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在这样的气氛中，龚澎在重庆很快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那个时期，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都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有加。

1942年春天，因为注射针头感染造成的并发症，龚澎住院治疗半年。正是在这个时期，她新婚不久就匆匆分别的丈夫和敬爱的老父亲先后去世，这个消息让龚澎肝肠寸断、痛不欲生。1942年12月6日她在《新华日报》副刊以《记念文华》为题，祭奠亡者。很快，龚澎靠自己的坚韧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站了起来，她把全部的热情和心血投入到了更紧张的工作之中。

才子佳人的一世情缘

“相对来说，妈妈更理性,政治上比较成熟，她善于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为人处事质朴耿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因此，有同行把他们称为‘绝配。”

1942年末，乔冠华来到重庆，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周恩来，也认识了风度优雅姿态文静的龚澎。两个人一见如故，都被对方的才华和学识深深地吸引了。1943年11月，乔冠华和龚澎这对革命的“才子”“佳人”，真正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近30年的夫妻恩爱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龚澎和乔冠华成为外交部的第一批工作人员。龚澎先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乔冠华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等职。在他们共同生活的20多年里，共同携手，相互扶持，十分恩爱。他们的女儿在《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一书中回忆到：“相对来说，妈妈更理性,政治上比较成熟，她善于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为人处事质朴耿直，他们俩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因此，有同行把他们称为‘绝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龚澎也没有幸免于难。她被抄家后，室内墙壁上被涂满了“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大字标语，很长时间，她都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留下它们作纪念。抄家的人要她“划清界限”，她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的。”后来，乔冠华被带走，有一天他秘密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他写材料怎么办？龚澎答复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龚澎默默地承担着她所遭受的一切。同时，还想尽办法去帮助其他同志。当批斗一位同志是“假党员”时，有人逼龚澎表态，她默不作声；在批斗一些老同志“里通外国”时，她坚持真理，从不随声附和。

1969年，龚澎因过度劳累，精神上不断受刺激，高血压日渐严重。1970年3月初，她因脑溢血住进了北京医院。由于一个小小的护理环节的意外，她的脑部再次出血而陷入昏迷状态。在龚澎住治疗的四个多月里，乔冠华日夜守侯在她身边，悉心照料。医院尽了最大努力，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龚澎于1970年9月20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两天后，《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登了一条新华社电讯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探望她。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时期，这则不足100字的消息是难能可贵的。她不是部长，可她的骨灰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一起放在八宝山公墓正一室，对龚澎来说，这是一个至高无上、无人可以匹敌的荣誉。

失去了志同道合、温柔体贴的妻子，乔冠华悲痛欲绝。在龚澎去世后一年多的日子里，乔冠华情依依，泪涟涟，无尽的悲痛化作了绵绵的情思。

（本文得到了乔松都女士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