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钟

谈到晚清，人们向来刻意强调的是“弱”、是“落后就要挨打”等等方面。在这样的背景里，像《弱国的外交》这样一个名字，倒是颇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我在书店里，就是先被这个书名给迷住了。

可是晚清七十年，又岂是一个“弱”字所能概括得了?

王尔敏是台湾的史学名家。我不知道他这本文集的原名是不是就是《弱国的外交》。我猜测，用这个书名，更像是出版者的主意，反而觉得副题“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更为贴切。

比如，在谈到丧失关税自主权，以及陷入十年修约压力而为强权操纵时，王尔敏就说，“起初之时全是种因于中国主政者、交涉者之误解而造成”，他感慨英国佬“真是欺中国人之愚昧”。可见，作者哪里只是在谈晚清中国之“弱”?!

“欺”固然是实，“愚昧”也不假。一奸一愚，一强一弱，演出令后人扼腕叹惜的大悲剧。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晚清时的中国却是悲剧一幕接一幕。中国似乎陷入无解困局，有“看不尽的周折”。王尔敏就说，“我看我们做了呆子外交已百余年，备受列强欺愚，实是通常现象，随地随事可见”。

固然，欧洲帝国主义者的野心、贪欲和扩张是近代史的一根基线，可是当年同是弱国的日本，无论人力幅员，都远远不及大清帝国，获得日俄战争胜利之前的几十年，相对于欧洲列强，它不也是一个“弱国”?可人家的“弱国外交”跟满清帝国的弱国外交，却大不相同。为什么日本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能咸鱼翻身呢?

1872年5月，李鸿章在一封信里曾这样评估日本——“唯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可那又怎样?在当时，朝中清流还在建议停造轮船，把福州、上海两个造船厂给撤了呢!国情就像王尔敏说的那样，“清廷上下安固习常，未能有所觉悟”。

更早者，如魏源，道光二十二年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可大清文武百官，社会贤达，有几人听了，有几人做了?就那个魏源，王尔敏感慨他“有张良之才，可惜沉沦下位”。这事跟国家“强弱”何干，跟列强阴毒何干?

国家之间的角逐，武力和外交对于一个国家，就如心肺之于人，各有其功能。不能说，心比肺重要，或肺比心重要，哪一个出了问题，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想想当年拿破仑的战败和塔列朗的战后外交，因果关系何曾是弱者就会任人宰割那么简单?

在《弱国的外交》里，作者字里行间，显露着对中国命运的关切之情，而且这种情感并没有妨碍作者的理性思考。就总体而言，该书是部能启人深思的佳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可商榷之处。比如说到香港收回之不易时，作者写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无力收回，英国也绝不放手”。这是事实。可作者接着说，“一切道理全是鬼话，只是完全系于双方军力国力”。这话就说得满了点。香港回归，因果关系并非中国比1945年或别的什么时候更强大那么简单。学者立论，应当左右盼顾，切忌感情用事，顾此失彼。如果依照简单的军力国力论，英国当年放弃对马六甲的控制，让新加坡独立，难道也是新加坡军力国力已经强大的缘故?!

(作者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