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永

过去的百年，是什么力量推动了雪域高原的变迁？

“我们对于西藏的理解，就像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主任廉湘民，对西藏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误解非常感慨。

这种误解，在廉湘民看来，主要源于视角上的偏差，“要么俯视，要么仰视，惟独缺乏平视。”

两次未竟的改革

当改革进入1920年代以后，逐渐演化为达赖为加强个人权力而采取的排除异己行动，政治争斗此起彼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积弱难返的清政府危机四伏，列强竞相寻觅蚕食目标，正值鼎盛的英帝国屡屡侵犯与其属国印度接壤的西藏，并于1904年在武力征服后，逼其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英藏条约》。

条约最终被1906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修改而变相废止，却大大刺激了清政府。1906年10月，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张荫棠，以副都统的身份“查办藏事”。

张荫棠“新政”主要做了三件事，严抓吏治、改革机构、发展经济。

此举由于意在加强中央对西藏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西藏上层社会的对抗，英印政府也强烈抗议。害怕酿成大祸的清政府于1907年5月将张荫棠调离西藏。接棒“查办藏事”的清朝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推行新政，创办藏、汉文报纸，设立译书局，开办汉、藏文传习所，同时兴办蒙养院(启蒙小学)等。

这场改革在西藏民间赢得了如潮好评。张荫棠赴藏时带去的一种花，如今神奇地开遍了这片高寒之地，藏人为这种花取名“张大人”花，老少妇孺都能流利地说出“张大人”这三个汉字。

此后，又有一场改革自1912年开始，在西藏绵延了近20年。这场改革由十三世达赖喇嘛发起。这位西藏的行政长官和宗教领袖从1895年上台亲政后，饱受英军侵扰之苦，并于1904年在英军进占拉萨时逃往蒙古，1910年逃往印度。流亡生涯让他对西藏的富强有着切肤的期待。

在这场被称为西藏“洋务运动”的改革中，军队的扩充与整编首当其冲。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日本和俄国分别招聘了一名教官，对西藏军队进行现代化训练。

他还大力筹办电力、矿产、邮政等新兴产业。选送4名贵族子弟到英国学习技术，学成归来后即成立了拉萨电报局和杂朵底发电厂。此后，这一模式在西藏被长期复制。

财政改革也被强力推进。1920年成立“财源调查办事处”，贵族大量的地下财产被曝光，政府的收入因此大幅增加。第一家银行在西藏成立，改革币制也同时进行。

但是，西藏上层在改革问题上一直矛盾重重。政府高层分化严重，直到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与达赖喇嘛意见相左的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父子被枪杀。第二大活佛九世班禅因不满达赖借英俄之力图谋分裂，对改革一直积极性不高，而1912年出台的对班禅主政的后藏征税政策，对双方的关系无异于双上加霜，并最终导致班禅1923年出走内地。

于是，当改革进入1920年代以后，逐渐演化为达赖为加强个人权力而采取的排除异己行动，政治争斗此起彼伏，并在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演变成激烈的夺权运动。

“民主改革”的拉锯

摆脱了人身依附桎梏的新的生产方式在经过了短暂的磨合后，逐渐释放出巨大能量

有学者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带来了一个积极后果，即带动了藏族中的有识之士，展开对藏民族未来命运的反思，并最终形成20世纪中期西藏历史上的“民族自省运动”。这场运动为1959年的民主改革提前“吹了风”。

虽然1959年的中国内地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但在雪域高原上进行的这场改革还是重新书写了历史，其最大的功绩在于解除了农奴对农奴主1000多年的人身依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西藏社会长期以来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的核心症结。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旦增伦珠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材料中显示：1951年，西藏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80公斤。

这场改革围绕着废除劳役、均分田地和斗争“三大领主”展开。第一步是“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和减租减息。在农区，对于参加1959年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对那些未参与叛乱领主的土地，则实行“二八减租”(领主得二，佃户得八)。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的牧主，其牲畜归原来放牧的牧民使用，收入也归牧民所有，对于未参加叛乱的牧主，牲畜的所有权仍归牧主，但要求其减少分成，以增加牧民收入。

第二步，对参加1959年叛乱的领主，将其生产资料统统没收，分配给贫苦农、牧民，而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则由国家出钱把其生产资料赎买过来，然后再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这一过程的完成并非轻而易举，中间充满了对当地群众争取的拉锯战。一位当年进藏参与这一进程的人，在1959年8月28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述：“雇工依加是一位35岁的中年妇女，从来没有嫁过人，但是生有一个儿子。她母子俩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打算把她培养成积极分子。听说她病了，就找了个卫生员一块去给她看病……但是，敌人也在做她的工作。当我们给依加看了病以后，富农那勒的母亲把她叫去，给她糌粑、奶茶和牛肉吃……果然，‘糖衣炮弹起了作用。下午，我们去向依加了解情况时，她就不大搭理，谈着谈着，她就跑了。制止两次，她跑了两次……”

“命中注定”的人生观念成为民主改革进程的一道坎。这使得他们对制度的不合理视而不见，却将安守今生的痛苦视作换取来世幸福的修行——这或许能解释一个奇怪的现实：虽然西藏贫富差距悬殊，这种悬殊又建立在剥削之上，却很少有学者在对西藏的研究中提及“阶级斗争”这个字眼。而1959年所开展的民主改革的成败，却又全然维系在“阶级斗争”的充分开展上。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扎洛博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很多分到土地的农民，“突然间不知道明天该干些什么了。因为之前他们是不动脑筋的，主人让干啥就干啥，现在突然由自己来安排生活，竟有些不知所措。”

但这种“不知所措”必竟会过去，摆脱了人身依附桎梏的新的生产方式在经过了短暂的磨合后，逐渐释放出巨大能量。西藏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1959年相比，都翻了近一番。

“文革”的信仰错乱

藏人砸烂旧神的巨大勇气，来源于对“新神”能为自己提供更为有力和长久保护的笃信。

经济上的“改造”结束后，西藏与内地其他省份一样，紧接着开始了文化上的“革命”。同内地的情况类似，作为宗教场所的寺庙，被确立为“破四旧”的首要对象。

“革命”首先从“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大昭寺开始。1966年8月24日，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千余名师生，浩浩荡荡地开往拉萨城东。事情过去很多年后，知情者公布了一些当时的现场照片，大体上可以还原这座寺庙所遭受的对待：被砸烂的佛像、法器、供具堆满了大昭寺的前院，大量装有经文的嘛尼轮被推入火堆，寺内建筑物上垂悬的经幡也被高窜的火苗点燃。

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该寺讲经场照了一张合影。在该张合影的文字说明中，对这部分人的组成有个特别说明：这些人中，除了老师和学生，还有附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或者居民，以及驻大昭寺的工作组成员。

《西藏兵志》和《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宗教》两本书上的资料显示，西藏的寺庙，在经过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岁月后，从1965年的360多座，锐减至“文革”结束时的80多座。

而藏人在这些活动中充当了主力军。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对于自己曾经信仰的宗教，为何态度上会有如此的转变？有学者研究认为，在1950年的昌都战役和1959年的平定叛乱中轻易击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毛泽东，当时在藏人的心目中俨然已是“新神”。

这个逻辑也能够解释毛泽东的去世给藏人带来的失落与恐惧。“很多人完全不知所措，”从青海藏区长大的扎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父母当时的异常表现：他们坐在炕上，整夜都在喃喃：“毛主席怎么会死呢？毛主席万万岁啊？毛主席死了，谁来保护我们？”

改革风吹云散

1959年西藏人均GDP只有142元，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2109元。经济的巨大发展是西藏看得见的变化。

但经济的发展正在提供一个解决的路径。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这为西藏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一个业已取得的共识是：西藏的落后，一方面在于自然的条件非常恶劣，自生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于因自然条件造成的与世隔绝，“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成本都很高。因而，发展的要义一方面在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打通获取外部支援的渠道，而这两者的首要之选，都是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旦增伦珠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资料显示：在过去的30年，西藏固定资产的投资增加了140多倍，从1978年的1.8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71.18亿元。而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的1994年到2007年，全藏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1490.42亿元(不含青藏铁路西藏段投资的187.7亿元)，年均增幅达到21.3%。

西藏公路的通车里程，则从1978年的1.59万公里，扩展到2007年的4.86万公里。

于是，西藏最重要的资源——旅游，被打通了经脉。旦增伦珠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区共接待游客402.94万人，接近西藏人口的1.5倍，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0.35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27.5%。旅游总收入达到48.52亿元，与1980年相比，年均增长了34%。旅游总收入占全区GDP的比重，1980年仅为0.002%，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14.2%。

更为重要的是，旅游业的发展为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他们从为旅客提供手工艺品、民族表演和其他的各种特色服务中获益颇多，很多农牧民的家庭生产也开始遵循市场导向。

“走出去”的成本也大为降低。西藏的很多特色产业，如藏医药、民族手工业、特色农产品、优势矿产业等开始走向内地，并因其稀缺性正日益成为内地的消费宠儿。藏民世代沿袭的虫草采集业，近些年价格飞涨。据扎洛介绍，在有些地区，虫草的价格已经飙升到每斤七八万块钱，“而我小的时候只有几十块钱。”由此带来的一个现象是，一到农历五月虫草的采集季节，西藏就会涌进很多觊觎虫草的外地生意人。

有人因此抱怨西藏人的机会被内地人抢走。但扎洛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了这样一个事实：外地人虽然看上去收入不错，但收入的一部分是要作为租金付给当地人的。外地人与本地人其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了外地人，本地人利用这些机会的效率可能会大打折扣，这其实是一个如何看待竞争以及如何适应竞争的问题。

“好在，藏人并不缺乏经济意识，”扎洛用一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羊年转纳木错湖，是藏北民众的盛大节日，但你会发现，去转的多是一些老人和孩子，而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中青年人，则忙着挖虫草或者做买卖。”

人均GDP的增长或许能为此提供部分注解。1959年西藏人均GDP只有142元，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210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而从1994年到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4%。

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巨大改善是西藏看得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