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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内发展现代农业研究

2008-05-27张建华洪银兴

中州学刊 2008年3期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张建华 洪银兴

摘要:现代农业是创新农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能力内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基础是城乡一体化。中原城市群的农业属于维持型农业,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带动能力弱。中原城市群不仅要建立先进的制造业基地,也要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地,在农业生产率、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走在全省的前列,成为全国的示范。

关键词:都市圈;创新农业;城乡一体化;中原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3—0042—05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中,相对于工业如何发展农业、城乡二元结构中怎样建设农村,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就发展农业而言,舒尔茨(1964)提出引进技术、教育培训等外部的现代要素改造传统农业[1],速水和拉坦(1985)构建了一个在农业内部以技术创新诱致制度创新、进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型[2],费景汉和拉尼斯(1999)以动态二元结构模型揭示,工业部门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动力[3]。这些研究主要强调了农业技术进步,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城乡之间是一体化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只是技术性的而非制度性的,要素在城乡之间能够自由流动。但是这个假设不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正是发展现代农业需要解决的。

就城乡关系而言,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严格的假设条件中,竞争的经济能够使城乡实现平衡发展。但是,谬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落后的农村的要素、特别是高质量要素流向城市,也因此降低了农村的创新能力和吸收城市创新成果的能力,结果强化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然而,增长极理论更看重极化过程中的有利方面,认为从农村向城市的要素流动能够增强城市的聚集力量、创新能力和区域主导地位,当城市达到足够的经济力量时,扩散效应会大于回流效应。速水(2007)提出通过建立连接农村的商业网络能够消除城市化造成的城乡不平衡,速水观点的实质是发挥以城镇为据点的对农村和农业的带动功能[4]。

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业领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当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后,在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农业比较收益持续下降,农村日益落后,城乡差距扩大。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提出,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机遇,但是由于区域发展水平不同,消除二元结构、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式和途径会有不同。

中原城市群是由以郑州为中心的9个城市构成的都市圈,建设这个城市群是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措施。2005年,该城市群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省的35.5%和41%,区域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6.1%和62.5%,人均GDP为1822美元,城镇化率39.5%。根据规划,到2020年,区域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全省的比重分别超过70%和75%,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二、三产业的产值和从业人员比重分别超过95%和70%。

中原城市群定位于制造业基地,对于在城市群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工农互促、城乡互动的平衡发展机制,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相应的对策。如果仍然把农业发展看作这个过程的外生变量,忽视或者给予所谓另外的重视,结果仍将是农业和农村的衰落。相比于长三角都市圈和珠三角都市圈,中原城市群在“三农”落后的同时,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水平也不高。在这样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需要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现代农业之路。

二、现代农业是创新农业

波金斯等(2001)认为,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区别,在于变化的节奏及变化的来源。现代农业以比传统农业更快的速度而变化,所运用的大部分新技术都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有两种方式:技术的方式和动员技术的方式[5]。后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制度方式。

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生产有许多重要影响。第一,生产者为获得超额利润必须快速地更新技术,当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时,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产品供给,降低了产品价格。第二,当机械技术创新不断替代人工时,可变成本降低而固定成本增加。如果最终平均总成本降低,必然要有较大规模的产出以分摊成本。第三,生物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率,但也增加了对水、化肥和杀虫剂等互补要素的使用。这又会引起水资源过度消耗、土壤变质和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第四,在新技术不断得到应用的同时,没有技术的劳动力也被逐渐排斥出来。

技术变革只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相对于技术和投入要素,制度是更基本的因素。由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结构和经济社会关系的失衡诱致制度创新。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与人口结构、法律和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是确实需要的[6]。技术变革既诱致农业领域内的制度变革,又引发农业与非农领域、城乡之间的制度变革,而后一种制度变革制约着前一种制度变革。农业领域内的制度变革有生产经营方式、土地制度变革等,农业外部制度变革如农业与非农业关系、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关系、工业与农业的投入关系、城镇农业服务体系等。在农业技术进步引发了各种经济变量及其边际投入和边际收益的变化时,如果制度变革跟不上,不能及时地把富余要素疏导出去,或者不能把需要的要素引进来,将妨碍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农业部门效率,阻碍技术进步。对于我国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发展现代农业,制度创新尤为重要。如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的产品供给要由足够的消费者消费掉,因技术进步而增加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要由城市吸纳,分散的农户经营需要有效率的公共服务。这就内生地要求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为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得到最优配置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动力。

制度与技术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作用因区域不同而异。单从技术角度看,农业资源禀赋相似的地区可能会选择相同的发展路径。如果考虑制度变量的不同,那么,相似的资源禀赋又可能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因为制度影响改进和研发新技术的动力,影响生产再组织和要素配置,影响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动力。当农业技术进步进入一个相对均衡的时期(即常规创新时期),短期内难以有重大创新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要素和生产经营的再配置,能够激励技术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发展现代农业不单纯是一个科学问题或者工程问题,还取决于制度创新。持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使农业生产经营获得先进要素、专业化和规模经济,获得超额利润和提高积累能力。

三、中原城市群农业的核心问题

(一)维持型农业

中原城市群的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0%以上,占全省的36.1%,耕地面积占全省的34.3%。农村人均耕地面积0.10公顷,略少于全省水平的0.11公顷。粮食产量、肉类产量和农业增加值分别占全省的34.7%、36.5%和31.4%。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增加值133.4元,是全省水平的87%。中原城市群的农业产出与资源禀赋占全省的份额一致,表明中原城市群的农业与全省是同质的。

中原城市群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略高于全省,每千公顷耕地的机械动力为1.31万千瓦,高于全省的1.10万千瓦,机耕和机播的面积分别占81.7%和87.0%,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机收面积比较低。农业中的生物技术进步速度与全省一致,如农民每4到5年就能把小麦种子彻底更换一遍,每千公顷耕地面积施用的化肥量为730.7吨,高出全省1.6%。不论按产值还是按产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均低于全省水平。在农业技术水平相对于全省拥有一定比较优势的条件下,生产率却没有显著的优势。

中原城市群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全省一样,以分散的农户和低素质劳动力为主,农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留守农村的劳动力年龄大、整体素质低。据调查,农村73.8%的流出劳动力年龄在35岁以下,其中男性占七成左右。40岁以上的中老年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50.2%上升到2005年的53.8%,而30岁到40岁的青壮年的比重由27.8%下降到24%[7]。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农业新技术推广受限制,土地资源浪费和土地流转困难,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受到影响。

在农业比较收益不断降低的条件下,理性的农民充分认识到投入农业的机会成本,于是有能力的农民就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留下来继续耕作农业的农民,为保证稳产就依赖新种子、化肥和农机投入等。这样的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可称之为“维持型农业”。其特征是:自给自足、靠天吃饭,农民对来自农业的收入停留在以往的预期上,采用农业新技术只是为了稳定既有的产量。

(二)城镇带动能力弱

截至2005年,中原城市群内城乡从业人员之比为1∶3.62,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2.7%,低于全省的17.4%;农业从业人员占农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为64.2%,略低于65.8%的全省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0.2%和39.0%,高于46.2%和30.7%的全省水平。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2.7%、小于全省的3.0%,用于农业的贷款占贷款余额的9.7%、小于全省的15.8%。从中原城市群城镇体系从业人员分布看(见图1),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的从业人员占整个城市群的39%,平均每个小城镇的从业人员占整个城市群的1.3%,平均每个小城镇的农村从业人员占整个城市群的8.7%。中原城市群内农业比较收益低,农村工业不发达,财政和工业反哺农业不足,造成大量农民到东部发达地区务工。城镇体系中的就业和人口结构分布不合理,从业人员和人口的重心仍然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三农”的带动能力不强。

中原城市群拥有发展现代农业的优势。在农用工业品的生产中,中原城市群占有较大的份额,如2005年,小型拖拉机生产量占全省的93.4%,化肥生产量占51.0%,畜肉制品加工占84.8%。中原城市群拥有河南最强的农业科教力量和创新潜力,农业科技人员1.32万人、占全省的34.5%,河南农科院、国家粮食工程研究中心等全省主要的农业科研机构,以及全省5所农业高校中的4所都集中在该地区。2006年,中原城市群的R&D;人员、R&D;经费、发明专利数分别占全省的72.6%、80.8%和810%。反观中原城市群的农业现状,表明这些优势并没有得到积极发挥。原因在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发挥带动优势的机制。表现在:农业低素质劳动力和农民维持既定产出的思想而产生的对农业新技术的弱需求;依附于政府体制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名存实亡、空壳运转,不能提供新技术的推广和服务[8];担负农业新技术研发和供给的公共研发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偏离了公益性质,加上政府对其支出减少,削弱了基础研发和重大技术创新的能力,使之陷入过度追求市场盈利的常规性技术创新状态[9]。

综上所述,虽然相比于全省,中原城市群有较高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但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与全省一样比较突出,农业与全省同质。在这样的条件下,突破维持型农业、增强城镇带动能力,就要在城市群的建设中,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构建一个工农互促、城乡互动的一体化平衡发展机制,使农业现代化内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四、都市圈内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型

都市圈的建设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和载体。本文提出一个都市圈内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型(图2)。

(一)发展现代农业模型能够解决的问题

按照该模型,发展现代农业可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培育农业竞争优势。在城乡和工农业之间存在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排斥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低下、生产自给自足。当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使城乡趋向于一体化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吸纳过剩农业人口;同时,城市的资本、知识技术、服务和高素质劳动力也会投入到农业和农村。这样既实现舒尔茨式的传统农业改造,也实现城市向农村的扩散效应不小于农村向城市的回流效应,从而消除缪尔达尔式的城乡差距,使之得以平衡发展。基于先进要素投入的农业,成为不断获得资本和知识积累、不断培育竞争优势的现代经济增长部门。全球化条件下,依托都市圈的现代农业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发达产业。

(二)都市圈内发展现代农业的机制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城乡一体化都市圈内,要素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自主流动,加上政府对“三农”的积极建设,能够在中心城市、次中心和农村分别形成不同的产业和功能聚集,它们之间的互动、互促构成城乡之间和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平衡发展的机制。

第一,城乡一体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以一体化为基础的劳动力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能够发展出一个竞争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为发展现代农业不断提供新型的和高素质的经营者;来自城镇的先进要素(如资本、新技术、生产服务、教育培训)供给和消费需求变化是农业创新的动力;政府及其制度创新决定着上述各方面的实现程度。

第二,中心城市聚散创新和服务能力。在一体化的都市圈内,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村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入中心城市,使中心城市获得极化效应和规模经济性,增强创新能力,成为创新中心;产业结构快速调整,先进服务业得到发展,城市功能得到转型和提升,为辐射农村和改造传统农业创造了条件。都市圈中心城市是全球经济网络的节点,从而把发展现代农业与全球经济联结起来。

第三,次中心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联结点。中心城市转向服务功能使制造业外迁到次中心,同时从农村移向城市的企业受到级差地租的限制也集中到次中心,使得次中心成为制造业、人口和服务的极化地区。都市圈次中心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功能是:承接和放大中心城市服务农业的效能,为农业提供价低质高的工业投入品,也是农业经营者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构建农业服务网络的据点。

第四,实现农业的积聚效应。当农业剩余劳动力彻底进入城镇后,结合土地制度和相关农村产权制度的创新,能够增加土地总供给和提高每户农民的耕地规模。土地集中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促进农业的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因高素质要素流出使农业发展能力减弱而向城镇提出支持和服务要求,城镇人口增加对农产品需求扩大导致的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上升,会吸引资金和城镇劳动力投入农业,也会吸引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继续留在农业领域。农业生产者经营规模扩大、农产品价格上升和生产率提高,有助于促进农业资本和知识积累、进而增强对技术创新的要求。

第五,低成本高效率建设新农村。在农村要素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中,未能对农村教育、劳动力培训以及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增加投资,限制了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增长潜力作出反应的能力。农村建设资金投入的数量和效率受到村落聚散程度的影响。分散的村落占用较多的土地、修建较多的道路,这会增加建设资金、降低投资效率;分散的村落也造成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当城镇化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减少后,建设整合后的农村较之现在分散的村落更能节约投入和提高效率。村落和人口集中后,相应的教育、培训、医疗和农业技术服务等也都得以集中实施,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了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另一方面,集中后的村落因距离耕地较远,增加了对诸如公共交通、通讯、便利农具等现代化设施的要求,从而提升了农村和农业的装备水平。

五、中原城市群发展现代农业的途径

中原城市群不仅要建立先进制造业基地,也要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基地,在农业生产率、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走在全省的前列,成为全国的示范。根据都市圈内发展现代农业模型,本文认为,中原城市群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现代农业的途径是:

1.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限制,实现城乡一体化,使要素在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得到合理配置。长三角地区的都市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是,快速发展工业,从而积累了雄厚的反哺农业的物质和资本基础,而后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使农民愿意把手中的土地流转出来,为农业实现规模和专业化经济创造了条件。中原城市群工业化水平落后,反哺农业的物质和资本基础较差,不具有长三角都市圈那样的反哺条件,需要走出另外一条路来,即先通过制度创新,消除城乡一体化的壁垒,达到要素在城乡、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进而使各种要素实现最大化的收益。

2.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便捷性。中原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时空距离缩短,城乡之间互动日益强化,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更加有利。

3.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特别是次中心和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强化中心城市的创新聚集和扩散能力,积极发展先进生产服务业;积极建设城市群的次中心,使之成为工业中心和农业服务中心,以这些中心为依托,积极发展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农业聚集,形成不同特色的、专业化的县域经济。同时,积极建设小城镇,使之成为农民生活的聚集点。

4.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村的现代化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物质基础和制度创新的支持。当城镇化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减少后,通过村落的整合,提高农村人口居住的集中度和农业的组织化程度,重点建设集中度高的农村,提高其现代化水平;同时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和专业化经营。

5.打造一流的农业研发基地,建立城乡一体的农业先进服务体系。强化农业科技研发的公共品属性,支持科研机构进行战略性的农业研究开发,努力打造全国一流的农业研发基地;建立以都市圈中心城市为核心、次中心和小城镇为支撑,覆盖农村的农业先进服务体系。依托发达的城乡基础设施,组建生产、管理、信息等多种多样的服务机构,指导农户及其合作组织的生产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品质,开发农业价值链,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6.提高政府服务农业的能力。政府部门要注重与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农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合作和协调,避免市场失灵和坑农害农事件发生。政府要保证基础服务和公共品的供给,改善传统的公共农业服务体系,提高私营企业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技术门槛和制度标准,规范和扶持农业中介服务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经营行为。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速水佑次郎,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费景汉,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7.

[4]速水佑次郎.从大城市中心制到城乡平衡发展[J].比较,第28辑.

[5]波金斯,拉德勒,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82.

[6]库兹涅茨.各国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河南调查总队.农村留守劳动力年龄老化素质走低[N].河南日报,2006—08—10.

[8]河南调查总队.河南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现状、问题与对策[DB/OL].http://www.stats.gov.cn/tjfx/dfxx/t20071123_402447392.htm.

[9]全国政协委员(农业界)视察团.加强农业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赴河南、广东视察报告)[C].2007.

责任编辑: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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