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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的性别分析

2008-05-26段成利

关键词:社会性别伦理困境

段成利

〔摘要〕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考察,政治妥协伦理困境根源于父权制下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人/女人、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二元划分及对立。在当代,则源于民主体制下政治妥协之工具价值向本体价值的回归与统一,凸显为民主制度内生的民主、平等性与父权制的专制、等级观念的对立。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下自由个体的充分全面发展,及公共政治的多性别参与是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终结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政治妥协;社会性别;伦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 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4-0154-05

一、问题之提出: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纵深发展,现代社会个体之间、各种组织、集团及国家之间联系的宽泛程度、密切程度空前提高,非传统安全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人类在“一损俱损”的现实威胁面前不得不寻求克制、妥协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而且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更是把它确立为一种普遍原则和机制。在价值追求不断多元化、各种矛盾不断凸现的社会转型期,妥协也日渐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英国的阿克顿伯爵感慨“妥协是政治的灵魂”,认为妥协是政治家最大的美德。万斌教授认为政治妥协是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是大智慧,它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着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的统一,只有当政治妥协成为人类普世价值选择之时,人类的终极梦想才能实现。[1]然而,人类在把政治妥协作为一种至高的“善”、一种美德进行追求的同时,也要警醒它所背负的道德污名。英语世界,妥协曾经是一个贬义词,以至于美国学者多比尔(J.Patrick Dobel)感慨它“在伦理上成为一个尴尬的与前妻生的孩子”。[2](1)史密斯(T.V.Smith)认为妥协是“善行中最低级的,但却是恶行中最好的”,要警惕妥协象火一样的危险性。[3](45)汉语语境下,妥协常常是一种低下的道德品质,甚至把它与屈服、投降等同;现实世界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也时有发生。[4](251)所以,妥协最初虽然源于一种经济上的功利盘算,但它背后还有道德或伦理上的考虑。要把妥协当成一种主导性的冲突解决模式,甚至是一种精神气质或价值原则,我们须要赋予妥协价值正当性,解决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问题。

龙太江把“妥协与拒斥妥协”的认识论分歧归结为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相对理性主义者与绝对理性主义者、渐进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的对立,把政治妥协在伦理上的负面评价归因于“思维定式”,强调结合具体场景对其价值进行评判,呼吁现代民主社会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认为把妥协看作美德或看作可耻行径都是不合适的。[5]针对“在既必要又可能的条件下,不妥协的事件还是屡屡发生”的现象,李永刚先生归结为道德绝对主义者的立场,在道德绝对主义者看来,“妥协在伦理上和结果上皆不完美的事实”,使其在价值上是不允许的。中国本土文化资源里的“志士精神”和“戡世精神”正是道德绝对主义的典

型。[4](261-264)吕元礼、魏军妹认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艰难曲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将坚持原则和作出妥协完全对立乃至于对抗起来,缺乏包容与和解的文化,讴歌苦战到底的勇士,不推崇互相让步以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人生哲学,妥协、让步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概念。[6]

笔者认为,志士精神、道德绝对主义立场并不是政治妥协伦理困境产生的最终原因,培养它们的父权制文化才是根本原因。

二、父权制:政治妥协伦理困境之根源

政治妥协内蕴着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统一。政治妥协的工具价值,是就纯功利角度而言,完全根据博弈关系计算大小得失,是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指妥协本身的价值正当性,是就妥协的品性而言,是一种视对方为有尊严的独立体的宽容精神和博爱情怀,是平等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实现,是保障世界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源泉。二者经历了一个从天然统一到逐渐分裂、背离直至再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们的分裂起因于父权制下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人/女人、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二元划分及对立,它们的再统一则源于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下对妥协本体价值正当性的确认以及自由发展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宽容的德性诉求。政治妥协伦理困境正是在其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分裂、背离到再统一的过程中凸显,甚至成为无解的伦理学悖论。

1、从欧洲史前史来看,公元前4000年前,人类既不是男权社会,也不是女权社会,那时的人类存在着男女合作的伙伴关系。[7](13、39)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相互依赖和彼此之间的守望相助,而非争夺、竞争与厮杀。妥协作为主体间交往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的重要品性,斗争只是解决问题的补充手段。妥协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是天然统一的。依女方居,依女方姓,但女性对男性并不是一种统治、支配关系,性别间存在分工,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存在性别间的压迫。

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父权制的建立,妥协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逐渐分裂,甚至相背离。政治妥协工具价值的实现要以否定其本体价值为前提,这与性别等级制度的逐步确立紧密相关。

在父权制发展的初级阶段,父权文化将生理上的男强女弱扩展到性格、智力和能力等各个方面,认为男性是理性的、果断的、竞争的、武断的、支配的、精明的、刚强的,而女性则是感性的、犹豫的、消极的、合作的、顺从的、被动的、直觉的、柔弱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而且男性特质优于女性特质。[8](295)在这种父权制思想的压迫下,女人被限制在家庭领域,成了男人的私有财产,自由活动的空间缩小,逐渐脱离原来熟悉的政治生活。男人在家庭领域具有绝对的权威,成为家庭的中心,在外,则成为公共领域的一员。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划分渐渐明确,男人属于公共领域,女人属于私人领域。政治理所当然的划入公共领域。

随着父权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人/女人、男性特质/女性特质日益呈现二元对立的态势下,性别等级制度确立。男子与妇女、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被建构成一种权力关系,男子和男性特质居于统治、支配地位,妇女和女性特质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位置。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被建构为相互排他的,勇猛、刚强、不妥协成为典型的男性特质,温柔、谦顺、柔弱、妥协等成了典型的女性特质。男性的活动天地被设定在工作场所、法律、经济、文化等拥有权力和享有威望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妇女的活动场所被设定为家庭、炉灶边和孩子身旁等“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男性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感情、“软弱”和被动等,容易被认为是非男性化的,即女性化的。而政治作为典型的公共领域,由于被附上了明显的男性性别色彩,非常排斥女性特质。所以政治人物都担心“女人化”的污名,因为政治人物的“女人化”,可能意味着他将失去在政治领域活动的资格。因此,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男人,要成为所谓的“真正的”男性,必须具备社会所推崇的男性特质——做英雄、做斗士,敢于硬碰硬,而且对那些明显的女性特质如妥协等要表示出不屑和愤恨。女性特质在刻板模式中被认为不适合领导职位和运用权力,妇女只能在使自己变得像“男子”的情况下参与政治。[9](147)所以妥协等原来常用的解决冲突的方法由于被附上女性色彩,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明显的价值劣势,不再是首选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虽然在日常生活领域,妥协继续发挥作用,如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对它的肯定和发扬。但在政治领域,作为一种品性,妥协遭遇到绝对的放逐。不妥协的政治文化受到推崇。

而在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被主流政治文化弃置的同时,妥协的工具价值在实践中却不断发扬。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在父权制社会的前资本主义阶段,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人的依赖关系”导致个体独立性的丧失,个体缺乏明确的利益边界和可交换的利益,不是能独立决定和处置自己利益的行为主体。社会等级观念森严,特权盛行,人对人的专制是它的最主要特征,不同等级间解决冲突与潜在争夺的惯常方式是压制和欺骗,对在政治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团体来讲,与被统治阶层的妥协,只是一种暂时的谋略,基于相互尊重与包容意义上的妥协和让步很难有存身之处,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根本无法彰显。政治人物更看重的是以压制和欺骗为前提的妥协的工具价值。此时,妥协的底线在于生存权,是基于暂时自我保全基础上的退让。从弱势阶层的消极性妥协,到强势阶层的利益让渡型妥协,无不出于此。由于政治妥协的工具价值基于纯粹大小得失的功利计算,根本与价值选择无涉,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完全实用主义的角度,所以妥协蜕化为一种政治权术。这种政治权术越有效用,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越遭到否定。政治妥协也因此招致背信弃义、背叛投降等伦理诟病。

专制社会缺乏对政治妥协本体价值的普遍认同,不是在互相尊重为念、宽容为怀基础上做出妥协决定,不是以妥协为荣,而是把妥协作为暂时的谋略,以积蓄力量。它没有有效的制度做保障,只能依靠道德约束、向天起誓等来维持承诺。待到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往往单方撕毁约定,背叛誓言,开启下一轮的暴力争斗。期间,为了赢得喘息的机会,政治妥协往往伴随着政治欺骗,因此,在道德评价上,政治妥协便与狡诈、背信弃义等负面价值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妥协缺乏对对方生命的尊重与行为上的宽容,它的直接后果是妥协双方尤其是处于相对劣势一方的利益根本无法保障,暂时的局部利益的让渡往往带来更大的损失,甚至生存权的彻底剥夺。因为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新一轮的暴力争斗往往规模更大,牺牲更多。所以代表本政治团体的个体在做妥协决定时往往受到本团体内成员的反对,其妥协行为往往被看作是对团体利益的背叛。尤其是当团体上层的部分人无视根本原则,跨越妥协的底线,牺牲本团体大部分人的利益,以换取自己的暂时苟安时,妥协几乎被当作背叛投降的同义词。正是由于屡次政治妥协的前途暗淡,妥协之后命运的未知性,在专制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妥协背负上更大的道德污名,与背叛、投降为伍,与诚信原则对立。

此外,即使是双方在尊重与宽容的基础上进行的政治妥协,由于利益让渡,必定会损害本团体的局部利益,尤其是部分人的直接利益,妥协行为也必定遭致人们的反感和部分人的坚决反对,这也影响了政治妥协本体价值——作为一种品性的彰显。更何况,父权制文化下,专制制度的排异本质与这种品性根本不兼容。处于统治地位的集团由于对妥协之命运未知性的恐惧,坚决禁止其属下与其他集团的妥协行为,在意识形态上也会无视妥协本体价值所内蕴的人文关怀精神,故意贬低妥协,提倡不妥协的文化传统,使得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成为极端对立的两极——政治妥协作为政治权术越有效用,它对生命、自由、尊严、诚信、关怀、爱等人类最高阶位上的价值之破坏就越严重,它的本体价值越遭到忽视。

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持久统治下,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强化贬低女性、女性特质的同时,战争、暴力是解决冲突与争端的条件反射方式,妥协成为附属品,作为一种狡诈的政治权术,妥协负面评价越来越多,在伦理判断上被贬为“善”的最低阶层,甚至被打入“恶”的领域,与背叛等同。于是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政治现象:虽然妥协在政治领域每天都在大量的发生,人类文明成果大多是妥协的产物,可妥协的政治名声一直不好。很少有人把妥协当作一种可贵的价值资源去挖掘其丰富的内涵。历史上歌颂的英雄、斗士也大多与妥协无缘。即便晚近以来,随着协商民主和契约文明观念的广泛传播,“妥协”不仅越来越具有手段合理性,还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价值正当性,但仍无法摆脱在伦理上的尴尬处境,以至于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成了解不开的谜。

3、在父权制文化中,妥协作为政治人物避之唯恐不及的“女性特质”,以及背负的道德污名,使得无论其工具价值有多大,都不会成为政治家的美好品德,本体价值的确认更是无从谈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产生了具有独立人格、能独立决定和处置自己利益的行为主体,个体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公共领域对妥协的需求愈来愈大,而且人们也发现,妥协带来的利益很多。这时,传统的二元对立开始松动,妥协在公共政治领域的名声越来越好,最后演变成一种社会调节机制,以宪政制度为保障。社会也从重视妥协的工具价值,转向发掘妥协的本体价值。为了给政治妥协正名,为了给具备政治妥协素质的政治家正名,西方人士从各个方面去寻求资源,甚至给反对政治妥协的人附上了负面价值。妥协德性渐渐成了政治家自觉的道德追求。政治妥协成为政治家的显性必备素质,基本达到去污名化。

但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几千年父权制文化对妥协负面评价的传统已根深蒂固,作为文化基因影响着政治妥协本体价值的确认,影响着政治妥协工具价值向本体价值的回归。政治妥协伦理困境凸显。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妥协伦理困境根源于民主政治制度内生的民主、平等性与父权制文化的压迫、等级特性的根本冲突。这种二元对立不解决,这个伦理困境就仍然会存在。

三、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的终结

父权制是政治妥协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分裂的根源,以父权制为载体的专制制度是政治妥协工具价值向本体价值回归的最大障碍,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的终结也要落脚到妥协价值的强大和对专制父权制的解构上。

其一,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下自由个体的充分全面发展。

作为一种普适社会调节机制,政治妥协最基本的前提是具有自决能力的独立个体的存在。而具有平等、独立、自由、权利意识的现代个体人格的产生只有在商品经济下才成为可能。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一方面冲破了专制父权等级制度下人际的封闭性,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自由化、普遍化,另一方面,激发了个体作为主体的平等意识,使利益双赢的可能性作为常态得以实现。作为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市场经济,则进一步提升了独立个体的自决能力。市场不止是妥协经常发生的交易场所,还是妥协技巧和妥协观念不断养成的大学堂。市场关系中,竞争是核心,然而,一体两翼,任何的竞争都是以妥协为终点,同时妥协也是新竞争的起点。双方根据法律调节冲突,以缔结契约的形式保障妥协收益,都使得市场经济成为妥协的养成机制。可以说,政治妥协本体价值凸显的最根本动因在于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政治领域,父权制的专制特性需要民主制度不断的解构与抗衡,以民主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的安排能够保障妥协作为社会冲突调节机制的普适性。专制政治是一种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政治形式,作为对它的否定,民主的政治形式应该是一种使人得到解放的形式。在专制体制中,力量对比失衡,弱者的选择空间有限,妥协常是被逼的无奈、暂时的隐忍,妥协不稳定、不持久,更不安全。民主社会,对冲突持宽容的态度并表现为制度化的克制——不是简单、强制性的压抑和禁止,而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表达、争论、让步、妥协,达成和解和合作。[4](261、264)妥协是民主程序的核心作用,妥协与民主是人的自由实践之两翼,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只有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中,政治妥协才是安全的和有尊严的。妥协,归根结底是独立个体的选择,反映的是主体间关系状态,社会个体的发展程度最终决定了政治妥协的水平,决定了其工具价值向本体价值的回归程度。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下自由个体的充分全面发展是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终结的根本途径。

其二,公共政治的多性别参与。

经由市场经济的洗礼和民主制度的解构,父权制的专利,等级特性作为实体在后资本主义阶段已经烟消云散。然而,无论是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多么发达的社会,始终都驱不散专制、等级的阴霾。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独立个体是有性别属性的。市场经济解放的个体首先是男性,民主制度中具有谈判、妥协资格的个体首先也是男性,更确切地说,是具有男性特质的个体。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并没有完全消弥男人与女人、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二元对立,它们仍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相对应。“男性特征渗透了政治。……‘历史上,政治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产生更多明确的男性认同,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加排他性地限制在男子的范围中,而且比其他任何社会实践都具有更加激烈的、自我意识的男性特征。”[9](194)甚至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还在辩论女性作为公民的合法性。公共政治的性别属性潜意识中阻碍了政治妥协作为一种品性的提升,甚至在国际关系中留下深刻烙印,影响了不同的国家、民族交往模式。只有打破政治领域的性别界限,赋予女性在公共政治领域作为人类的一般群体应有的地位,为被传统所贬抑的女性特质正名,才能充分发挥女性特质的价值,打破性别/特质的二元对立模式,彻底终结父权制,也才能把妥协看作人类——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共享的美好品质,运用于政治领域,促进政治生态的发展。公共政治的多性别参与,是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终结的必经途径。

〔参考文献〕

[1]参见万斌、罗维.论政治妥协[J].浙江学刊.2005(1).

[2]J.Patrick Dobel. Compromise and Political Action: Political Morality in Liberal and Democratic Life. Savage, MD:Rowman & Littlefield, 1990.

[3]T.V.Smith. The Ethics of Compromise and the Art of Containment. Boston: Starr King Press. 1956.

[4]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参见龙太江.妥协:一种政治哲学的解读[J].哲学动态,2004(1).龙太江.政治妥协与西方民主政治[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2).

[6]参见吕元礼、魏军妹.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1).

[7]参见[美]安·艾斯勒.圣杯与圣剑[M].程志民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8]李英桃、胡传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9]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李晓光)

Analyzing Ethic Puzzlement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in Gender View

DUAN Cheng-l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Zhejiang Communication College, Hangzhou 310028,China)

Abstract: In the gender view, the ethic puzzlement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originates from the partition and opposability of the categories such as the public sphere / the private sphere, male / female, the masculine characters / the feminie characters in the patriarchy. At present, its roots lie in the unity ofthe tool value and the reality valu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in democracy. It strongly displays the opposability of the democracy, equality of democracy society and the autarchy, rank of patriarchy society. To ultimately end the ethic puzzlement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one way is that free individuals develop full and at all-round i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cy system; the other way is that citizen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should all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ffairs.

Key words: political compromise; gender; ethic puzz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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