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后再现的不应只是地震前的景象和社会情境，不应是改革之初或是改革之前的，更不应是全新的、物是人非的建筑群和只表现“发展”的数据，而应是增大了的人的权利保障和自主选择空间，及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

汶川大地震之后，政府和民间都在考虑灾后重建的问题，但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去重建和怎样规划、重建，对中华民族的今后影响甚大。

“逝者安息，生者前行”——体现了人类的坚韧品性。不管是在多大的灾难打击之下，都要“前行”。而需要激励自己“前行”，或被劝勉“前行”的，首先是在灾难中丧失亲人，在灾难中受到损害的人。因此，“重建”也首先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意愿；其次，才是帮助他们“重建”的人的想法。

“重建”实际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按照在明确的发展目标之下整体规划的生存设施与山河动植物等生态分布和历史文化遗存、传承的人文布局的关系设定，去进行建筑的物质“重建”。

汶川大地震涉及的地域广大，处于十多年来人们一直呼吁要“开发”，而“开发”现状并不令人满意的中国“中西部”中的一个重要地带。民族众多，山川峻险，地质结构复杂，地震之后，一些城镇村落、建筑、公路有可能难以在原址重建，一些农田也可能因地形改变而无法耕种，一些河流水域和周边的关系也可能有所改变。原来的水电、化工、矿业等设施，错落杂陈在地震、山体崩塌、泥石流等灾害损毁的公路、水库和壅成的堰塞湖之间——这些，都使我们应该考虑到“重建”的规划布局须有审慎地整体考虑；这种考虑首先是要布局合理而有利于在今后降低灾害(不只是地震)所带来的损害，进一步则要求更方便和更适于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的生存、发展。也就是说，物质的“重建”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部门经济利益…‘政府形象”为本，做到整体上的统筹、协调。

第二是社会的“重建”。受汶川大地震之害的相当地域——在那里分布着数量众多的自然的村落和在历史沉积中形成的集镇——是一种熟人社会，它与属生人社会的城市不同。“重建”中所需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个因人逝去而残破的家庭及残破的村落。更何况由于地质的变动，一些人可能还会成为“重建”中的移民。人不是可以像棋子一样被任意摆在什么地方的，人与人之间存在包括家人、亲属、同乡、同学等相互重叠的复杂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不同的文明质态。因此，灾后“重建”，也必须考虑到一种人际关系的尽可能修复和重构，以及文化传承的接续。失去了这第二种“重建”，“重建”后的社会就会显现出各种病态，缺乏自组织的能力，缺乏良性运行的基础动力。

第三是精神家园的“重建”。汶川大地震的救灾中彰显了基于人类之爱和社会良知的人道主义于救援中可将利益、主张、信仰、生存方式各不相同的人群联接起来的精神力量，但不要忘记，此前由于文化断裂而致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对我们的社会的影响。当灾后紧急的救助时段过后，短暂的“齐心合力”可能过去，不同的声音、意见争执甚至是利益争夺可能出现，如何在现已形成但又有可能很快消失的多方合作的基础上“重建”可以温暖人心、凝聚人心的精神家园，以促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和公民意识的养成，是灾后“重建”中更具深远意义的命题。针对当今社会的原子化和人际关系的疏离，我们需要促成人们在家人、亲属、同乡、族群、国人、华人、人类不同层面的认同，这种凝聚力应是基于普世的价值和人类之爱。

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不但在本质上应不同于50余年前唐山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也应不同于今年初雪灾的灾后重建。注意到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段，在“重建”中应接续一种多元的文化传承，安排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重建”后再现的不应只是地震前的景象和社会情境，不应是改革之初或是改革之前的，更不应是全新的、物是人非的建筑群和只表现“发展”的数据，而应是增大了的人的权利保障和自主选择空间，及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

“重建”的规划和实施，都应有基于善治理念的多方合作——使政府和民间力量同舟共济，各得其所；着力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做实规划环评，推进战略环评；真正“以人为本”——用规划、重建和建后三阶段的社会评估去检验我们是否真的面对每一个人，更多地将日常关怀留给了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