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涌

历史证明：任何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必须积极寻求沟通而不是设置壁垒才能发展。

最近，抵制欧洲产品的呼声排山倒海，乃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出面澄清：将认真维护与欧洲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追求一个目标：政治是政治，贸易是贸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国作为全球化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结交了西方国家的一些盟友。比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在最近几年内，虽然政治上不断批评中国，但在贸易上一直为中国进行辩护。

但是，目前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对中国的海外市场构成严重挑战。美国今年的大选，民主党胜面甚大。从希拉里到奥巴马，都在竞选中不断挑战自由贸易体制，并不停地点中国的名字。

欧洲在对华贸易上，虽然叫得没有美国响，但内部不满情绪也很严重。欧盟没有行动，主要还是因为各国之间利益不同、意见不统一。但随着对华贸易赤字的加大，共同行动的立场正在形成。

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中国民众成功地抵制了欧洲货，那么就更加严重地加大了欧盟对华的贸易赤字。以现在中欧贸易的规模，像家乐福这类的企业受到些抵制，对中欧贸易的平衡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抵制欧货一旦成气候，欧盟就会面临日益强大的民众压力，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采取实质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四分五裂的欧盟，就可能团结起来。

这样的贸易战一旦打起来，谁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呢?当然是中国。

我们不妨从双方的贸易和工业结构上进行一番分析。中国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廉价消费品，我不妨称之为“初级产品”。即使是这些产品，也许多是顶着人家的牌子，是接受西方企业的外包。所以，中国人抵制的许多产品，实际上是中国劳动力的产品。更何况，欧美消费者要报复中国的抵制，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不管什么牌子的产品，只要看到商标上有个“中国制造”，就算锁定了目标。在几年前中关外交危机之时，美国消费者就进行了这样的动员。幸好危机及时化解，才没有对中美贸易构成实质性危害。

西方出口中国的产品，则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产品有两类：一类是如计算机之类的高档消费品，一类则是生产性的设备、部件，我称之为“二级产品”。固然，前者可能受到抵制，但是那些进口的先进设备和部件，则是在消费市场上看不见的，很难抵制。比如，一个国产汽车中，可能就有大量法国的部件，甚至是用法国进口的设备生产的。你可以抵制法国车，但怎么抵制用法国设备生产的、带有法国零件的国产车?更有些先进设备，你不抵制人家也不卖，你还不得不进行游说要求对方政府进行技术出口解禁，何来抵制?

以上的分析，不过说明了一个现实：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要依赖国际合作才能发展。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靠的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这种产品要保证质量、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必须依赖进口的“二级产品”(即设备和关键部件)来生产。

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替代“二级产品”的能力之时，抵制了“二级产品”的进口，只能降低我们产生“初级产品”的能力、打压“初级产品”的海外市场。如果“初级产品”不能在足够规模的海外市场上竞争、缺乏足够的利润，就将削弱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内厂家设备投资、更新的动力，最终导致“二级产品”的研究开发不足，使中国在“二级产品”上永远有求于人。

可见，抵制外国货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在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激化欧美和中国的贸易矛盾。一旦引发了贸易战，就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损害。

最后我还想提醒读者一个历史教训：美国建国之初，年轻气盛，和英国一有矛盾就对之采取禁运，以为这样人家才知道尊重自己。没有想到，禁运了半天，大英帝国的日子照样过；反而是美国，经济凋敝，弗吉尼亚的烟草离开英国市场后变得一钱不值。历史证明：任何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必须积极寻求沟通而不是设置壁垒才能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国际贸易体系而保持长期的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抵制外国货，实际上就是抵制自由贸易，进而抵制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