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生于1940年那个遥远的年代。1965年8 月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被分配到北京一所大学当汉语教师直到退休。“树挪窝死，人挪窝活”，我没有挪窝倒也没有死，但也谈不到活得精彩就是了。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舞文弄墨。但一则自己在文学方面即便不说是个平庸人，也是一个平常人；二则那时讲究高举、紧跟、遵命，而我和诸葛亮所说的魏延一样，脑后好像有“反骨”，总是举不起、跟不上、难遵命。所以既“舞弄”不出什么名堂，也不敢放肆“舞弄”。就这样默默了二十多年。

熬到了改革开放，社会解放，思想解放，我也解放，开始了杂文创作。我也觉得自己相对说最适合写杂文。不是高攀人家改革开放，而是我的杂文写作确实同改革开放同步。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我的杂文写作。但开始所写相当浅薄，这是因为思想被禁锢得久了，一下子还放不开，而且也心有余悸。随着思想禁区的渐次突破，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扩大，我的杂文才渐入“佳境”，当然也只是自己和自己比的“佳境”，不敢同人家大方之家相比。

三十年来，零散发表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的杂文大约也有上千篇吧，其中获奖的有几十篇，而我自我感觉良好和孤芳自赏的则有二百来篇。有位杂文大家说过这样的话：最好的杂文是没有公开发表出去的杂文。我的没有发表出去的杂文至少是发表出去的三倍。当然不都是最好的，但确有一些是我自认为精彩的。也可能正是这“精彩”，才造成了它们的“寂寞开无主”。我曾无奈地对我女儿说，这些杂文留给她，看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后能否“见世面”。不过那时候，恐怕已经狗屁不值了。

鲁迅先生称杂文是投枪，是匕首，是响箭，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讽刺。这既是鲁迅杂文的个性，也是杂文的共性。杂文也由此而定位。失掉了这个“性”，就无所谓杂文，不过是狗尾巴草。当然杂文同样也要百花齐放。但讽刺乃是杂文的品格和标记，也可以说是杂文的骨。要说花，杂文则是带刺的花，杂文也为刺而生。杂文不带刺，就没有骨。削掉杂文的刺，也就没有了杂文。

杂文的刺当然是刺向生活中的假丑恶。这需要慧眼，更需要思想，还需要勇气。所以杂文作家应该是思想者，至少要力争做思想者。他应该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政治，也包括思考思想——被认为是思想家的思想。然后把自己的思考所得展示给人们，展示给读者。但不是说教，不是当教师爷，也不一定要他人认同，要他人共鸣，更不求被人赞誉，被人喝彩。只要能引起读者思考，即便思考后持不同见解，也是杂文作者的成功。所以杂文作家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鹦鹉学舌，不能看谁的眼色说话，不能照谁的指示作文，不能“奉天承运”，不能媚俗媚众，更不能媚官媚权，不能哗众取宠。更不能哗官哗权取宠，不能拾人牙慧，不能嚼人家嚼过的馒头，也不能陶醉于那种实际是“死学死用”的“活学活用”。不一定像鲁迅先生那样：你要这样，我偏那样，偏不买账，偏不从命，偏要在那威严的、道貌岸然的脸上拨一拨，让他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但至少应当这样：你要这样，我未必就这样，你要从命，我未必就从命，不赞颂披着麒麟皮的马就是麒麟。杂文作家应该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己想说的话，说自己心里的话，即便不能说真话，也宁可保持冷峻的沉默，再不宁可“王顾左右而言他”，也绝不说假话，不说违心话。这既是杂文作者的尊严，也是杂文本身的尊严。艺术大师罗丹有一尊雕塑，题名“思想者”。有志于杂文者，心目中都应该有罗丹这一尊“思想者”的雕像。

什么都需要创新，杂文也需要创新。当然有语言创新，有形式创新，但最重要的是思想创新。而只有思想解放才能思想创新。要敢言人所不言，人所不敢言。要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学庄子“骑日月游于天地之外”，学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学宗悫“乘长风破万里浪”，学李白“欲上青天揽明月”。思想藩篱，踏倒它；清规戒律，踩在脚下。永远以思想自由作自己的导向，“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某一个杂文家、杂文作者或许成不了鲁迅，但千万个杂文家、杂文作者合起来，则会成为十个鲁迅、百个鲁迅。这样的杂文和杂文家会给时代赢得荣誉，时代也会骄傲地说：是在我的大地上生长出这样兴盛繁荣的杂文，出现这么多的鲁迅。历史也会把荣誉的花环挂在这样的时代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