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作为一种文体，书信有它的特殊性；正如日记一样，带有一种隐私性质，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作者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就拿鲁迅的书信来说，其中有部分内容，在别的文体中便很难见到，例如对人际关系的态度，对于左联的态度，等等。因此，这些书信不但富于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文献价值；透过它们，可以进一步窥探历史幕后的文化运动的秘密。

鲁迅有一部公开的书信集，就是《两地书》。这是他同学生和爱人许广平的通信，出版时，并没有作什么改动，事实上，情书中的公共空间明显地大于私人空间。如果仅就私人空间观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开始时，他出于师道，因应学生的提问给出诚实而又“世故”的答案，却拒绝以“导师”自居；当爱情关系确定之后。又不免瞻前顾后，不愿相爱的人为自己做牺牲；及至爱人表示牺牲的决心而给他“一条光”时，终于欣喜地表示“我可以爱”。又说是“置首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沪上同居不久即北上省母，小别期间的那种眷顾体贴之情，真可谓极尽人间的温柔，展现了一个战士丰饶的精神生活和美好的人性内容。

对于兄弟。他是关怀备至的。周作人同他决裂之后。他仍然注意收集有关周作人的信息，尤其在日本侵华之后。他不满于周作人在政治上的退守，但是当左翼青年群起批判周作人的自寿诗时，却有辩护之意，先后在信中指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还藏一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并且反对趋同当局“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的做法。至于交友之道，他自己概括起来是“取其大而舍其小”，即注重大节。他是十分珍重友情的，在信中颇以一生能有几个朋友自慰；即便有朋友分道扬镳，也仍能以朋友的事业为念，如对林语堂，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如此念旧之情，感人实深。

由于鲁迅时时虑及中国的前途，所以，也便有了他同青年的广泛交往。他的书信大部分是写给青年的；而毕生的命运，可以说都与青年密切相关。他在信中说过，青年对他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悲愤之极时，还有过“退避”之意，然而，只要青年需要。仍然乐于被利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当时有议论说他是做人踏脚的“梯子”，他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随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出于这种甘作牺牲的动机。

鲁迅与左联的关系，由来是一段夹缠不清的历史，有人加以歪曲的利用，有人则利用它再行歪曲。其实，略一翻查此间的书信，或进或退，为敌为友，界线是分明的。从1934年下半年起。他的书信开始不断出现“悲愤”一类字眼，见得出心情明显转坏。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局政治文化高压手段的加强，另一个原因是左联内部出现集权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倾向。他信里说是“横站着作战”，处境的艰困可想而知。对于党团书记周扬等，他称之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是极度憎恶的，然而，为了不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只好采取隐忍的态度。1935年4月，他在给左联之外的两位青年作家写信时，再次以受伤的野兽自喻。袒露了“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难堪局面。他一再退让，临到最后起而反抗，可谓“逼上梁山”。值得指出的是，他的“营垒中的反抗”，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具有“原型”性质，富于启示的意义。但是，这一意义长期遭到涂改和掩饰，至今仍然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

即便如此，鲁迅无论生前死后仍然被攻击为褊狭、忮刻、险恶，有“党见”，有“领袖欲”，“要做偶像”等等。鲁迅根本不想做什么“盟主”，不要任何“纸糊的假冠”，对于自己，惟是争取独立自由的生存而已。他的关于辞谢诺贝尔奖金候选人提名的书信是大家所熟知的。他说他“不配”，“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对于一位朋友要他做传的建议，他明确答复说。他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他作传的，又说倘使像他这样平凡的人也可做传，中国将一下子有四万万部传记，可以塞破图书馆。如果说，鲁迅书信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首先是人格魅力。如此伟大、健全的人格，通过书信的表现，明显要比别样的文体来得直接而鲜明。

此外，就是语言魅力。鲁迅的书信语言很有特点：简约，凝重，柔韧，在白话文自由舒展、明白晓畅的基础上，着意保留古代散文的节奏音韵之美。这种味道十足的风格化语言在别的作家那里是没有的，比较鲁迅的其他文字，也都非常独特。

(选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