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三才女”之一，名噪一时，却突然销声匿迹，从此饱受世人唾骂，游走在生死边缘。是红颜无奈还是另有隐情?谜一样的人生，五十年后，真相大白。

1939年的上海滩，是冒险家的赌场，帮会分子、投机买办、军职人员、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轮番坐庄。致命的赌局，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有人说，1939年的上海滩，每天都会有人消失。

如果说当时的上海还有一处净土，那就是成立于1930年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里汇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学精英。他们出版进步刊物，翻译外文作品，宣扬自由和希望，关露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当时只有28岁的女诗人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三才女”之一(图1)。

丁言昭(作家)：她的文章发表得非常多，在上海一些报刊杂志上都能看到她的诗歌，她翻译东西也很多。

女作家丁言昭在其父丁景唐的介绍下，1980年结识了晚年的关露，此后至今，她已经出版了三本描写关露的传记文学(图2)。

丁言昭：一般说关露，人家都搞不清楚，说她就是写过《十字街头》里边那个主题歌，就是“春天里来百花香”，人家就说哦，原来是她啊，她写的唱词(图3)。

那首在社会低层传唱的《春天里》，歌词中流露的健康、豁达鼓舞了很多穷苦人。关露的更多作品则是把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诗句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这位女诗人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位与丁玲和张爱玲齐名的才女，直到今天也所知甚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39年，关露的文学创作正值高峰期却嘎然而止，她神秘消失了……一个月后，当这位女诗人重新出现在上海时，她的身上发生了一些可怕的变化……

1937年11月，“八一三”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败退收场。日军全面进驻上海(图4)。

郝在今(纪实作家)：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人汪精卫叛逃之后，在南京也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他也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开始叫作特工总部，由于他这个特工总部地址是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俗称76号(图5)。

纪实作家郝在今历时5年，走访了近百位亲历者，曾经将战争年代我党情报人员的英雄事迹编纂成书。

郝在今：汪精卫这些汉奸都是投机性很强的人，你想想他既然能叛变中国投降日本，他本身就是投机分子，也不得不为自己留后路。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76号特务机关的特务头子之一李士群。

李士群曾经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被捕后投靠国民党军统，尔后再易其主，成为汪精卫的得力干将，掌管汪伪政权设在上海的最大特务机构——极司非尔路76号，手下有三千多人，且有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提供充足的武器和资金，其任务就是摧毁上海的抗日组织。

郝在今：李士群早期参加中共中央特科组织，曾经是打狗队的成员，后来在一次行动中被捕，就投降了国民党。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投降以后，虽然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服务，但是从来没有出卖过中共的同志。所以中共中央社会部分析，觉得这个人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李士群究竟能否启用，事关重大，但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考察一个人不仅仅是黑或白那么简单。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入76号，接近李士群。可这个老谋深算的特务头子又怎么会轻易让陌生人留在身边呢?就算经验最丰富的同志也有可能被他识破身份，招来个人乃至整个上海地下组织的毁灭。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修改(图6)，一天夜里，地下联络员带来了一份中共南方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指示关露速去香港找廖承志。

1939年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为了保存实力，党中央秘密把文化界进步人士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由廖承志同志具体负责。但为了不引人注意，仍然要有一些同志留守上海，关露就是其中之一。在关露看来，这次组织上派她去香港，又是找廖承志，无疑是要调她参加香港的文化工作。这样一来，她不但可以离开上海，更可以和那些老朋友们团聚了。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

那是一次绝对机密的谈话，没有第四个在场的人，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直到若干年后，才有材料提到那次谈话，其内容一经公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潘汉年带来的任务，竟然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李士群!

郝在今：关露本名叫胡寿楣，她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怀孕的叶吉卿，就是李的太太，走投无路找到了胡绣枫，胡绣枫接待了她。这个情节，李士群一直记在心上。就是由于胡绣枫的关系，关露跟李士群也挺熟的。这个任务党组织是准备要派胡绣枫去的，但是胡绣枫因为跟随周恩来在重庆搞情报工作，走不开，然后才派关露去。其实当时关露心里边是不愿意的，因为她最热爱的是她的诗歌创作。

我们无法知晓那次谈话的具体细节，但有一点很清楚，打入76号就意味着要抛弃名誉、事业、朋友，忍受孤独和误解，对于一个进步作家，一个女人，此时所表现出的彷徨是再真实不过的。今天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决定不近人情甚至有些残酷，但在任何时候特别是战争年代，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因为那最终是人民的事业。

对于关露的到访，李士群夫妇表现得极其热情，但同时也在疑惑，为什么这位一直痛斥汉奸，拒绝与自己为伍的进步诗人，今天却会主动拜访?而这次拜访的目的竟然是要在76号谋个差事?

李士群以暂时没有空缺，不好安排为由，婉转拒绝了关露的要求。但同时，他又送给关露一笔可观的生活费，并邀请她常来76号做客。试探本身就是一次微妙的较量过程。

丁言昭：关露给胡绣枫写信，她说我去看了，舅舅让我到李建华那个小弟弟家里边去，那个小弟弟跟小弟媳妇都对我蛮好的。舅舅就是娘家，党组织不是娘家吗?所以她说舅舅叫我去的，李建华不是姓李吗?李士群也姓李嘛，小弟媳妇就是叶吉卿。

从那天起，关露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的常客。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一次危险的赌博，在没有试探清楚前，谁都不会轻易地亮出底牌。精明的李士群有时会与关露谈起时世政治，但从这个女人的脸上，他得不到任何答案。更多的时候，他是让自己的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逐渐传开了……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这引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情绪一片高涨，可就在这用人之际，左联负责人找到了主管诗歌

工作的蒋锡金。

丁言昭：同志们都对她产生了误会，有一次戴平万(左联负责人)告诉蒋锡金，说你以后不要再通知关露参加你们活动了，说她背景很复杂。

当昔日的战友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自己时，关露才忽然意识到，在她的生命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可怕的改变。

丁言昭：潘汉年跟她说，你去那边工作只能用耳朵听，用眼睛看，少用嘴；而且他说，如果说你是汉奸，你绝对不能辩解，如果辩解就糟糕了。

关露开始有意疏远那些已经所剩不多的朋友。很多左联战友对关露的最后印象也就定格在那个时期……

丁言昭：关露写信给胡绣枫，说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她心里非常想到解放区想到延安去。胡绣枫只能写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从那时起，关露的生活中只有两件事：待在76号，或者待在自己家里。我们无法揣测，一个人的时候，她在想什么……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我党江苏省委必须迅速转移。如何冲破封锁线，李士群的启用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李士群一直以来就有自己的打算，一旦汪精卫垮台，他必须为自己打开一扇新的门。他隐约觉得，关露就是那个拿着钥匙的人。

郝在今：李士群投降敌人以后，曾经通过秘密渠道主动向中共方面提出：能不能派胡绣枫和我联系。

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没有第三者。那是一次开诚布公的摊牌?还是一次步步为营的试探?我们无从知晓。但那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两人之间的正式谈话。作家丁言昭也只是从关露那里听过只言片语。

丁言昭：她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两年多来的忍辱负重，只是为了在适当的时机说出一句适当的话。关露付出的所有代价，都只是为了在漫长的时间里对一个人进行观察，现在她相信已经得到了结论。

1942年2月，根据关露的判断，潘汉年在上海秘密约见李士群，证实了关露的判断。李士群提供的一系列情报的确对抗日事业起到了帮助。而此后，中共中央与他的秘密联系也改由其他同志负责。

那么关露呢?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不仅是国土，还有文化。日本军部在华兴办了很多中文刊物，网罗一批汉奸文人，美其名曰加强日中文化交流。1942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招来了一个新的编辑，这是一个穿着时髦且和善的中国女人，人们很快记住了她的名字——关露。

郝在今：她进入这个日本《女声》杂志，实际就是直接进入了日本的特务机关，应该说就进入得更深了。

两年多来，打入76号所带来的精神痛苦还没有释放，又迎来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对于一个诗人气质的女人而言，她所要忍受的内心折磨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但对于一个战士而言，她表现得更加成熟了。

作家丁言昭的父亲丁景唐当年是地下党员，他与关露的秘密联络就是通过向《女声》杂志投稿。

进入《女声》杂志的一年里，关露的生活看上去风平浪静。直到1943年7月，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大会的背后组织者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和内阁首相。这无疑又是一场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闹剧，只有那些跳梁小丑才会捧场。可就在关露准备拒绝时，党交给她一个新的任务——如期参加日本的大会，借机联络一个叫秋田的人。

1943年初，日共领袖佐野学被捕变节，日本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我党设在日本的情报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一切联络渠道均被切断。那个叫秋田的人正是日共成员，关露的日本之行有可能帮助两国同志重新建立联系。

在日本，关露秘密约见了秋田，并把延安方面的密信亲手转交给他。就这样，中日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线在一位女诗人的手中完成了对接。关露在大会上的发言也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话题，只是做了一次关于妇女问题的演讲。这个任务看上去完成得很轻松，但她回到上海后却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

一篇登在1943年《时世新报》上的文章写到：当日本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她之附逆，既非利诱、也非威胁所制，完全是自甘堕落、自愿出卖灵魂。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年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随即笼罩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的阴云。解放区接收了大批来自白区的我党同志和进步青年。9月的一天，设在准安根据地的军区医院里住进了一个神情恍惚、举止有些疯癫的女人，有认识的人说，这就是叛变投敌的关露。

终于熬过了6年敌营内部的生活，虽然饱受精神折磨，但是关露坚持了下来。现在终于来到解放区，回到自己同志们的身边。本应该是重见天日的喜悦，但此时的关露却崩溃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露初到解放区的时候，认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她甚至又萌发了写作的热情。

丁言昭：锡金办一个刊物。她就跑到编辑部去，说我有一篇稿子，能不能发。锡金说你先放这儿吧，我会通知你。他跟领导汇报，领导说这个诗歌可以发，但是不能用关露这两个字，用其他笔名。后来关露去了，他说能不能改一个名字，不能用关露。关露一听就生气了，说我一定要用关露，不能用笔名。其实她这时候脑子已经有点不太正常了。

此时的解放区，整风运动正进入审干阶段，任何一个来自白区的人都要受到审查。没有多久，关露因为人所周知的历史问题成为严格审查的对象，被关进了隔离室。

郝在今：咱们的情报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要隐姓埋名，还要忍辱负重，这就是情报工作的一个特点，也是咱们内线情报员一个悲剧。

抗战胜利，却仍然要忍受误解，作为一个女人，关露的精神已近崩溃边缘。这时，有人给关露送来了一封信，当看到寄信人名字的时候，她整个人在一瞬间振奋了起来，这个名字对她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郝在今：关露的恋人也是咱们共产党的高级统战干部，做情报工作。两个人的感情很深厚。关露本来希望抗战胜利以后两个人就可以结合。因为抗战时期关露一直是潜伏在敌人的营垒里，是以汉奸文人的身份出现的；她的爱人，却是以抗日的爱国分子的名义在国际友人之间活动，两个人活动的范围反差就这么大，一个在公开的外交舞台上，一个在魔窟里，在敌营深处。抗战以后，本来两个人可以结合了，两个人都非常高兴。

关露绝不会想到，她即将拆开的并不是婚姻的承诺，而是她一生中最致命的打击。

丁言昭：当时他在总理身边工作。重庆谈判刚要开始，这么重要一个任务，要跟大家已经公认的一个“汉奸”结婚，那怎么可能呢?会给社会上造成一种什么印象呢?共产党员跟一个“汉奸”结婚，影响是非常恶劣

的。所以他就给关露写了一封绝交信。我的分析，绝交信是使她精神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情是美好的，但有些时候，有些人，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必须放弃自己的爱情。关露彻底崩溃了，她变得举止反常，患上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很快，华中局的领导同志知道了关露的事情，严厉批评了错误对待她的同志；同时，潘汉年等人也送来了关露的证明材料。就在证明材料刊登在解放区报纸上的当天，关露奇迹般地康复了。此后，她仍然热衷于写作，但熟悉她的文学界朋友说，关露的文笔不如以前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图7)，关露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事实远非如此，她的苦难并未终结。1955年，潘汉年同志受到错误对待，受他牵连，关露被捕入狱。那一年她49岁，那一次关了两年。1967年，同样是因为历史问题，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那一次关了8年。

1975年5月，关露出狱。

丁言昭：1980年，我爸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就带我和我妈妈去看一个老同志，那个老同志就是关露。房间里边乱七八糟的，有个塑料娃娃，这个塑料娃娃她特别珍爱。是平房，就在文化部宿舍，203号。她是最东面一小间，隔了一堵墙就是厕所。

因为历史问题还没有彻底澄清，敢去看望关露的人很少。偶尔有一两个老友来访，她会表现得很兴奋。作家丁玲曾经去看望她，并替她把住房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是了无音讯。

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当老朋友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关露时，她却表现得异常平静。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

丁言昭：她早上跟保姆说我今天要接待客人，要上人家家去，你就出去玩儿吧，晚上再回来。把她支开了。小保姆回来敲敲门没人，猜她可能还没回来，就等啊等啊，等到很晚还没回来，就爬上窗口，平房嘛，一看她躺在床上。

桌上放着送下安眠药的茶水，打开的牛皮纸袋里面保存着那封陈年旧信。

除了床上的塑料娃娃，关露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她自己。一个忍辱负重40年的革命者，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人，一首《春天里》唤起了无数人逆境中求生的勇气，可当逆境终结时，她为什么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谢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1982年12月5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没有悼词，只有默哀。很多昔日的文艺界朋友都赶来送别。有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

我们都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有多少人能体会到残酷的真正含义?我们都说共产党员的牺牲是巨大的，但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牺牲的真正含义?